当我们谈论“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邓云青和我成了同事之后，经常到我家玩。他说他有个三层的纸扎大别墅，不过不能碰水也不能碰火，还一脸可惜地跟我说，我不能去真是太遗憾了。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心里挺不是滋味。 

看得出来，他尽量把自己的事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他对此毫不在乎。他对我说，现在他有房有车，吃穿不愁，还有份好工作，好多活人的生活质量还不如他呢，我差点就信了。 

后来有一天下班路上，我买了一杯奶茶，觉得挺好喝，就顺手递给邓云青让他也尝尝。他接过吸了一口，什么也没吸上来。 

我错愕地盯着奶茶，邓云青在一旁大笑起来，就好像这个事儿真的很好笑一样。 

黄昊宁在旁边看我俩，表情怪怪的，他的点和我们都不太一样。 

黄昊宁说：“你俩喝奶茶，用一个吸管啊。” 

我一拍脑门，忘了，习惯了。 

我们两个认识太久，在饮食上并不特别避讳。喝同一瓶水在学生时代是常事，特地倒出来喝反而显得生疏。 

我是这么想的，但我没说。邓云青替我把话全说完了，我们认识太久了不计较这个，但他又话锋一转，说：“不过以后也不用计较了，我喝不着了嘛！” 

邓云青当了二十多年的人，能吃能睡，爱晒太阳，现在他不能了。这对他来说也是好的吗？他要一直这样当鬼吗？我想问他，又怕得到答案。 

我俩躺在我家的懒人沙发上看综艺，之前这玩意只有一个，后来我又给邓云青买了一个。懒人沙发是会吃人的，而我心甘情愿以身饲虎。 

主要确实是舒服。 

综艺是我喜欢的侦探类节目，邓云青没看过，现在我们看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期。我们一边看一边讨论案情，邓云青在一旁胡猜，我偏偏不告诉他正确答案。这一期我看了太多遍，难免走神。我注意到字幕里所有的“杀”和“死”都被打了引号，最近几年的综艺似乎都是这样，似乎不加一个引号，观众就真的会认为节目里假到不行的塑料模特是真的尸体。甚至嘉宾说声“笑死我了”，字幕里也会变成笑“死”我了。我一直无法理解这种做法，仿佛把观众都当成傻子对待，是一种纯粹的欲盖弥彰。但现在我的心情反而微妙地与字幕的状态靠拢了。 

在邓云青的面前，我不敢说“死”，不敢说“杀”。其实本来也不想让他看这个综艺的，是他突然想起我以前推荐过，硬拉着我来看。邓云青问我，这个人到底是谁杀的呢？我就回答，我也不知道谁是犯罪分子。他问，死者到底是被什么凶器杀掉的呢？我就回答说，我也不知道犯罪分子用怎样的手段作案。 

我处处回避那几个词，但邓云青非常直白，就仿佛想要引我说出来一样。到后来这甚至有些像一场游戏，他说，凶手，凶器，死者，千方百计地要我上钩，我说作案，犯罪分子，作案工具，被害人，滴水不漏地闪转腾挪。其实他的意思我也明白，但我偏偏不想说那几个字，仿佛说了，就是往本来已经结了痂的创口上再捅几刀一样。 

后来我说不闹了，邓云青就说好，也没再提那几个字。我们都安静下来以后，房间里就只剩下电视的声音。我几乎记得住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人讲的话，在这种熟悉感中我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眼皮也沉重不已，邓云青好像离开了，又好像没有，他好像来过了，又好像没有，我也许跟他说话了，又也许没有。 

我醒来的时候身上盖着薄毛毯，一期节目播完，下一期已经播到一半，邓云青看到我醒了，笑了笑，晃了晃手里的薯片袋子：“我全吃了，一个都没给你留。” 

鬼吃东西是吸食物的气，吸完了之后虽然食物还在，但吃起来味同嚼蜡，我有幸体验过一回，不堪回首。 

“几点了？”我问他，然后去摸我的手机。手机上是准确的时间，六点二十五，邓云青报了个虚数，说是六点半。 

我说哦，脑子里回忆刚刚梦见的东西，像一团浆糊，越试着去想越不清晰。我问邓云青，我刚刚有没有说梦话，他点点头说，我刚才一直念叨着想吃炸鸡，外卖一会就送到了。 

我松了口气，那还好。可能我确实是太想吃炸鸡了。 

许天明睡着了。他的眉头皱得很紧，不知道梦见了什么。我去给他拿了条毛毯，他的睫毛动了两下，眼睛睁开一条缝。 

我拍了拍他，让他好好睡，他却伸手抓住我的袖子，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 

大屏幕里，凶手被捉拿归案，玩家们欢呼庆祝他们的胜利，而屏幕外的许天明问一个死者，可不可以不要死。 

“哎呀，对不起，我也不想的。” 

思前想后，我只能给出这样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