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亚尔林-布里斯多，来自格拉纳达。

从我路过的地方，当地居民用非常多的字眼称呼我：强盗、流民、逃难者或者瘟疫。但我们称呼自己为罗姆人。

是的，我属于你们所说的吉普赛人。

亚尔林，这个名字是来自英国的父亲给我起的。母亲坚持用这个名字呼唤我，哪怕对她来说并不顺口。

我想她依然幻想着那个男人从海的那边会回来，与她一起共度余生。

我对父亲已经记不太清，连他的脸长什么样我都没印象。毕竟这个人在我五岁那年就突然杳无音信了，此后就只能通过母亲的描述猜测他的长相和为人。

“你有和他一样的绿眼睛，亚尔林。”

妈妈总是想通过我找到我父亲，但我觉得自己除了外貌哪儿也不像他，不然她也不会在凝视我之后失望地走开。嘿，说真的，我甚至很高兴我自己不像他。如果不是他，我母亲也不会擅自脱离原来的生活，一头扎进爱情的漩涡里再也没出来过——也就不会遭遇这种独自挨饿受苦的命运。

流浪生活并不是我们的选择，它是我们的宿命，也是天性。因为贫穷所以迁徙，因为迁徙所以贫穷，似乎所有的罗姆人都难逃同样的命运：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们谈论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在那里有美丽且永恒的事物，说的那么真切，好像只要一伸手，就能从那虚无之中抓出什么活蹦乱跳的东西一样。

对远方和未知奇痒无比的渴望，这些玩意把我们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推搡着每一个人奔向这里或者那里，就是无法栖身定居。只要还有点力气，没有哪个人停得下来。

所以在父亲离去之后，母亲带着我再度开始流浪。

我们离开了居住了五年的格拉纳达。

她动身得毫不犹豫，房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她卖掉的，除开租来的屋子的本身。我们的包裹里可怜兮兮地放着那么点日常衣物，唯一斑斓多彩的是她的舞裙。她还让我背上了一副响板和她底部磨损的舞鞋。

你可以活在生活的低谷里，但你不能不跳舞。她说。

罗姆族没有一个女人不会跳弗朗明哥。百分之百这是真的。因为它是那个时期除开算命以外，所有女人唯一的收入来源。

我也会跳，当然是男步，但我不敢说我跳得有她那么好，谁让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伴奏呢？另外，虽然我们一样活在窘境里，但我觉得她才是真实的一部分。

女人总是有内在的动力让自己活下去的，男人就不一定了。我问她时，她哈哈大笑着说。

后来有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年我十七岁。

起因是母亲的思念，她想父亲想得发疯。分别过后这么多个日日夜夜，她还是总跟我不厌其烦地谈他。

那是个月圆的晚上，我们演出结束，经过码头往城郊去。

她突然站住了，仿佛被什么催眠了一般，愣愣地看着一艘起锚的大船，随后猛地甩下手里的舞裙，径自冲向港口，脚上还是嗒嗒作响的舞鞋。

她这么飞奔而去，那步伐比迫于生计的舞步更轻快，更敏捷，几乎要飞起来了，我竟然都追不上她。

妈妈！我按着她的肩膀喊她。她别过头双手合十，背过海面嚎啕大哭。那艘船上的旗帜在月光下是这么暗淡，她究竟是怎么辨认的？

一切都很安静，只剩浪花和她的啜泣声相伴。

第二天早上，她不见了。我差点以为这个世界终于打算压垮我们了。

跑遍了贫民窟和小酒馆，最后我在码头找到了她。

一群居民吵吵嚷嚷地围着这个可怜女人。他们叫嚷着，说她试图偷船，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船。而我的母亲，一个真正坚毅的女人，居然神色惶恐地环视这些人，抓着自己的衣摆，嘴唇发着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人们都伸着脖子想看这热闹。

我瞬间觉得丑恶的并不是我们。

“够了，无用的辩解和说辞我已经听得够多了，现在你们告诉我，这到底是谁干的？”

“是我！你们这群卑劣的不列颠渣滓！”

“亚尔林！”

月亮又升起来了，万事如常。

唯一与之前不同的是，我在监狱里。

隐约传来了渺茫的歌声，似乎是在远处，若隐若现，激扬却无形。

不知怎么的，我眼前又浮现出母亲跳舞的姿态。

那些挑衅的动作，奔放而热烈，暗红色的裙角随她的跺足目中无人地飞扬飘拂。恐吓，倨傲，耀武扬威，生活施压于她，而她在舞蹈中对生活反唇相讥。响指，拍手，篝火红艳艳地跟随她的节奏升腾跌落。没有什么比她更耀眼。

“亚尔林，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而肉体用来享乐。生命是用来遗忘的，灵魂则用于歌唱。我们就是这样活着。

要记住，你和我一样，是个罗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