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胸膛只装得下炮火和尖叫声
父亲在我六岁时将一枚由他焊接制作的红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红星背面的焊脚很粗糙，这时他刚换了一份焊工的工作。
我将红星别在毡帽上，每次玩伴们把我叫上一块玩战争游戏我都会带上这顶帽子，它让我在朋友间的游戏里做了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
我的生日在每年的秋末进行，我将那顶别着红星的毡帽一直戴到来年的春天，祖父在一个湿漉漉的傍晚来到我们的公寓楼下。我从没见过这个皮肤干瘪的老头，他好像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模样，那天我顶着毡帽跑回家时，他原本皱满裂痕的脸在看到我时变得舒展起来，他热切地拉住我，叫我“廖涅奇卡”。
母亲对祖父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平淡，只是第二天母亲就不再把列宁像摆在斗柜上，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的纪念品也被母亲收进衣柜中。
放学后我再次戴上毡帽，希望和朋友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昨天我们已经玩到“察里津”，“百万红军士兵”正在等待我这位将军的指挥，将“白军”彻底击败。
很可惜，我因为“信仰动摇”没能参与战斗。
很快他们又调转战场至柳班，米沙让我摘下毡帽，去扮演被俘的弗拉索夫。
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祖父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去了哪。
我没再加入他们的新游戏，拽下帽子后我顶着玩伴们轻蔑的视线离开。
回家的路上红星被我从毡帽取下，背面的别针回到家前已经被我掰断，毡帽也一块卷进了外套口袋里。
掉进口袋里的铁星砸中祖父给我的锡制圣母像吊坠，一路上我都在听着口袋里两件金属制品碰撞的声音。
祖父在厨房搅拌罗宋汤，因风湿弯曲的膝盖，像是被乌拉尔山脉的寒风焊歪的铜管。
当天晚上，母亲突然和父亲谈起我的未来，“萨沙去做运动员吧。”
“他才7岁呢，还没有到做运动员的年纪。”祖父插入他们的话题。
在他们之间我只顾着喝祖父煮的那锅罗宋汤，汤里的每一块土豆都像用铁水灌溉出来似的，滚进胃里后还挂着铁屑在牙齿上。
我还在想白天的事，三个成年人间的话题我只记得母亲让我去做运动员的提议。
晚上我把枕头挖出一个小洞，掰断别针的红星被我塞进棉絮里。
这枚红星大概是在两年后的某一天，母亲清洗床具时遗失了，因为在那天前我还能在夜里偶尔几次翻身中压到棉絮里的金属件。
祖父在我们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公寓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把灵魂交给死神前的最后一晚一直在打鼾，张开的嘴盖不住一点声带挤压震动后发出的动静。
第二天是周末，祖父说好要在今天下午带我去公园，买那的冰淇淋，早上七点左右，母亲推开我的房门，轻声叫醒我，“萨沙，去见你爷爷的最后一面。”
一直到我和祖父约定好的时间，一辆黑色轿车开到公寓楼下把他接走，驶向与公园反方向的殡仪馆。
“妈妈，我和爷爷说好了，我们要去公园玩。”
我记得那时候我很着急，只希望母亲能让那辆轿车停下，放下祖父，让他回来。
“现在不行，我们下次吧，廖涅奇卡。”
“可是我们说好了。”
“现在不行，廖涅奇卡，下次…我向你约定，下次吧…”
母亲在这天第一次用“廖涅奇卡”称呼我。
她把我抱进怀里，父亲搂住我们，在我的头顶亲了一口。
接着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家附近是一条连接了北顿涅茨河的运河。
这时候我已经在读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封入团申请交给老师。
我在中学时身高猛长，某天放学后，父亲捏着我的大臂，满怀期待地说：“我的儿子一定有成为运动员的天赋。”
住在我们隔壁的尼古拉叔叔是一名在卫国战争中获得荣誉的坦克车长，他也十分认同父亲的话，但是总会在后面加个转折，“如果这小子当兵可能钻不进坦克。”之后就是父亲放肆的大笑，说：“运动员不需要钻坦克。”
搬家后，我只有叶甫盖尼一个朋友，他是尼古拉叔叔的小儿子，他的哥哥们都在成年后进入军营生活，连叶甫盖尼的母亲都是参加过战争的狙击手。
有一次，叶甫盖尼向我展示了维拉阿姨在中央女子狙击手训练学校时的照片，还有一枚胜利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
“我也想和爸爸妈妈那样穿着军装在红场接受检阅。”在说出这段话时叶甫盖尼脸上有遮不住的骄傲。
关于和叶甫盖尼的事，我没敢和母亲说起，她一定会和父亲一起纠正我的想法，让我放弃幻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我的入团申请是在什么时候通过，1982年的一整年，我们一家都很忙，那年我已经十八岁，入伍通知书摆上餐桌时母亲沉默了一整晚，父亲的下眼睑里始终蓄着一片月牙形的湖。
次日，父亲拿着入伍通知书注销我的公民户口后，挂了整夜的湖终于决堤，他抓着我的手，把额头贴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儿子…我的阿列克谢，你要去阿富汗…你要去那对付那群不讲理的风沙…他们怎么能让你去？”
父亲满脸沮丧地回到家时，母亲的双手把围裙绞成麻花，蹲在玄关抱住我：“萨沙…我的小太阳…别让别人的妈妈也这么哭…我的萨沙…我的廖涅奇卡…”
我说不清对去阿富汗那么坦然的原因。
他们叫我去做英雄，我就去了，可能是因为我想要奖章。
拉夫尚中尉在动员时告诉我们：“你们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是为了拯救阿富汗的人民才来到这里。”
抵达阿富汗后，这里的土地像是被一团燃烧千万年的地火炽烤过，焦黄色的泥土和奋力逃脱地火向上攀升的岩石形成的山脉，包围住我们的营地。
安德烈在一个山坳里被一颗子弹卷走生命后，一个缠着头巾、下巴蓄着胡子的青年牵走他的步枪和军靴，他的夜视仪电池被扒下来塞进青年的背包，接着是他的背心、手表，最后那名青年只给我们留下他被黄沙揉皱的军装。
我们在阿富汗用机枪子弹布道，秃鹫与我们有相同的灵魂，炮击后我们就趴在阿富汗农民倒毁的房子里啄食财富。
在那里我用一支“捡来”的自动步枪和手表在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听说有个倒霉蛋倒卖阵亡战友的步枪，差点被其他人打死后我就不再继续这个行为。
我的确很惜命，于是我在那杀了不少人。
有人朝我开枪我一定会还击，只有敌人的死亡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命。
1986年，我带着苏阿友谊勋章和勇敢勋章离开阿富汗。
夜里我躺在家里的床上时还戴着那两枚勋章，逐渐冷却的空气把两块金属件烤的滚烫。
在家里做的第一场梦只有夜里不断升空的照明弹，我的灵魂好像也被射到空中，不然我怎么能闻到空气中白磷燃烧的气味，明明已经是正午，但是漆黑的天空怎么都找不到太阳，只有照明弹挂在空中燃烧，照明弹越飞越高，被永远地钉在了太阳的位置上。
到家的第二个月，叶甫盖尼告诉了我切尔诺贝利的事，我想当英雄，核辐射不能是阻止我写请战书的理由——但妈妈的眼泪是。
她把家里所有的笔藏起来，我向她索要钢笔时她让我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液写请战书。
“你去阿富汗要在战场里流血，去切尔诺贝利要在病床上流血…阿列克谢，你的血可以写几份请战书？”母亲平静地哭了。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去切尔诺贝利的想法。
1987年的某天晚上，妹妹从客厅的书堆里找到一份印有我头像的旧报纸。
她举着报纸，跑到我的面前，“哥哥，你是英雄！”
在阿富汗时有人向我抱怨，苏联把他的一切都抢走了，但是我始终觉得苏联给了我想要的一切。
1989年，周围的一切都在倒数，父亲的工厂倒闭，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白俄罗斯，母亲的工厂也因为产量下滑而削减薪水。
1991年12月25日，克林姆林宫上的红旗换成俄罗斯的三色旗。
不好的消息像狂风不断撞进我们的家，苏联解体的狂风吹倒了母亲放在斗柜上的列宁像，父亲给母亲亲手焊制的花架也倒在了风里。
妹妹被一阵风吹进冬天冰冷的河水里。
母亲被接连不断的风揪出越来越多的白发。
这时已经是1992年，我还是不知道该称呼自己为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
有人在大街上叫我大兵，于是我跟着他走上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又拿起步枪。
六个月后回到家中，母亲沉默地用这些我带回的食物煮了一锅浓汤，“你爸可能已经死了。”母亲用铜勺刮着锅底的食材，突然说道。
“…也许不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吧…也许不会…”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结束晚饭后，我展开外套，内衬里依旧挂着当年我在阿富汗得到的勋章，“妈妈，苏联留给我的东西好像只剩这些了。”
母亲的手握住我缠满枪茧的虎口，紧紧抱住我的后背，“我的萨沙、我的萨沙…不要去伤害无辜的人。”
这次离开家后，我返回阿富汗，重新回到曾经我服役过的地方时，那里依旧种着大片的罂粟。
中尉说我们是为了拯救阿富汗人民，但是从枪口中喷射的子弹就是他们的良药吗。
返回阿富汗的第一晚，我再次想起那个骑着毛驴的老头，所有人都怀疑老头怀里也许正揣着一把上膛的步枪或者一包炸药，有人朝他开枪，毛驴倒地后重重压在老头瘦削的身体上，直到那晚的梦里我才得知真相，老头宽大的罩袍下只有一副干瘪的身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