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眼睛红头发的德罗伯斯庇尔家族来自爱尔兰，以律师业为生。其中最出名的是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 如果说18世纪是迫害罗伯斯庇尔的年代，那么19世纪便是为他昭雪的年代。我们的主角就这么继承了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名字，也将罗伯斯庇尔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 与其说我们的马克西米连是资产阶级，更不如说他出生于一个工薪阶级的家庭中，他的父母过早离开了人世，孤立无援的小马克西只能住在外公开的酿酒厂里，酿酒厂里充斥的醇香却又令人作呕的酒味，将他局限在阴暗窄小的房间里。而即使出门情况也并不会更好:空气中交织着乡下小镇肮脏过道的气味，街边工人粗鄙的皮卡第方言使我们的小马克西米连北方口音愈发浓重。但即便如此，小马克西仍然把内心的脆弱小心的隐藏起来，而以温柔面对世界。 小马克西米连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的衣着只有父亲留下来的几件旧衣服（老式燕尾服，1860年以后鲜有人穿），马克西米连折着太长的裤腿和袖子，随身携带针线包缝补磨损的袖口。他这十二年的生活似乎是完全埋头于学习了。他手头是如此拘谨，那些比较富有的同学的消遣和娱乐,他完全沾不到边。他也因自己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自卑，表示自己“缺少好几样出门的东西”，这一点一直持续到他长大——长大到日渐宽阔的肩膀刚好把衣服塞满的时候。他是如此在意自己的衣着与打扮，以至于长大后会将领巾打成最复杂的款式，还要加上街边廉价的领针。 也正是因为勤俭节约，他得到了修道院长的奖学金:现在的马克西米连已经是路易·格勒朗的硕士生了:此时的他成长为一个典型迷人的知识分子，他的身材并不壮硕也不矮小，嘴唇是薄薄的橘色。那儿童时期被厄洛斯亲吻过的脸颊上的麻点常被人误以为是雀斑。一头红发让他赢得了“红发神父”的雅称。他仍然对他的导师如此着迷，以至于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都去塞纳河对面的国家图书馆，去钻研他的导师的生平和作品。18年的学旅生涯使他从一个粗狂的孩子变得彬彬有礼，甚至彬彬有礼地过了头，导致在革命期间仍然改不掉先生小姐的称呼。他独特的气质让人民信服他说的话——以至于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有他的一席之地。 “我是保皇党人吗？是的，我蔑视现时正与迫害过我的党派打成一片的那个党派的种种诽谤，我曾相信新建立的共和国各单位将由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极端温和派组成。” “我是共和派或者雅各宾派吗？是的，我要维护平等的原则，相信普选制和社会正义的合理性。” “我是布朗基分子或者第一国际吗？是的，我反对由一小戳精英发动的'速成革命'，而更相信群众基础的和暴力斗争的力量。” 马克西米连曾相信国防政府的力量，也曾相信巴黎公社的力量，但是所有的力量的发挥都该基于德行——他只相信只有真正对于人民有利的——这一点又类似孔多塞。 “为什么阿道夫·梯也尔不能拥抱路易丝·米歇尔？为什么拉乌尔·里高不能亲吻乔治·达尔博伊？” “难道党魁们为了划分各种政体而想出的定义就能创造各民族的幸福或灾难吗？” 马克西米连一次又一次作为雅各宾主义者，或者说，原旨雅各宾主义者活跃于演讲厅，后来又受到马尔尚夫人的资助办了报纸《复仇者报》(Le Vengeur)，投身于新闻业，并因此认识了《刻勒人民报》的主编阿勒芒·瓦扬。不同于多数激进的激进的反帝制人士，罗伯斯庇尔更呼吁阶级之间的和解。 他相信人民的德行，就像他的导师一样相信人性本善——暴力抗争反动派是必须的，也是具有阶段局限性的，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美德时，人民就不会再互相残杀。 5月25日，凡尔赛军向巴黎中心继续挺进。不善於战斗的马克西米连右脸在混战中被子弹击中昏迷，公社护理员阿丽丝·佩恩从尸体堆中救下了一心赴死的马克西米连，与其他几位幸存的公社成员一起躲进了巴黎下水道。 随着大屠杀的最后一声枪响，巴黎公社失败了。 得救后的马克西米连变得郁郁寡欢，污浊的环境让他的伤口感染，即使经过细心的治疗他的右脸也留下了骇人的伤疤。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从温柔阳光变得阴沉可怖了。善良的佩恩给他缝了一个布面具，自那以后马克西米连一直戴在脸上。然而5月25日的流血历历在目，执行枪决的连环枪响在他耳边回响，枪战过后的巴黎和苟延残喘的他是同一种破败。 正是在这种暗无出头的日子，马克西米连收到了阿勒芒·瓦扬寄来的邀请信: “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取得了一座小岛的使用权，我们将在那里继续实践共产主义，使共产主义的火种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目前这个计划正进行到招募阶段。同志，我们已经旧港找好了歇脚之地。不必回信，只要你仍怀激情，请即刻赶到马赛，我们过几天便启程。” 马克西米连看着信上未干的字迹，摩挲着信封的边缘。巴黎的断壁残垣映在他脑袋中。他才发现自己又开始咬指甲。 千疮百孔的他究竟应该继续抗争，还是就此沉沦下去？ 革命的失败令人绝望，革命的理想仍然闪耀。 猛地一咬牙，马克西米连揣着信冲向大街。他想牢牢抓住，想尝试相信这阴霾中的最后一束光明，这将会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