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射杀孔雀  

法尼奥在凌晨时分醒来，看来这里的薄暮和黄昏一样久。他坐在昨晚小队集合的地方，难民所的门口，可以看到屋顶间隙的长天。这里没有月亮。意大利也有这样的长天，由九几年的漆了颜色的砖瓦堆砌出来的，楼下有咖啡厅，服务员往泡沫上挤好时巧克力酱，画哄人的笑脸或心形，他目睹那番景象时还没有到喝咖啡的年纪。纽约也有这样的长天，四十五号公路的W出口直到长岛的停车场，长天、长岛，几千对情侣在两者之间结账、接吻。他和一些朋友蜷缩着腿在SUV的前座里呼呼大睡，女孩们在后座。它们到底是同一片天空，现在却不是。他很快发觉这个想法是怀念过去的一种迹象，便暗暗等待有人过来，聊一些事情，好盖过地底陌生的轰鸣。对陌生的恐惧总会浮上水面的。现在还没有，他隐隐感到即将到来的阶段，却又无可奈何。适应环境与受伤几乎一样，现在他们正处于身体的应激反应导致的一种兴奋状态，思维迅捷且高效，冷漠，不受伤感的影响。接下来是恐惧、疼痛、呕吐、保持清醒。每人的策略都不同，直到最后一刻，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从这次受伤中存活下来。  

卢娜醒的很早，她说要去整理军械设备。格拉醒的也很早，但显然他的早起是源于习惯、孩子的精力，而不是因为巨变的不适所导致的。从来到队伍的第一天他就曾问小男孩是不是基督徒，格拉回答了，是的。  

刚到纽约的那一段时间，他究竟是否选择了投靠宗教，并伴随罗曼蒂克式的想法，为事物的存在与缺席找一些解释，哪怕它们违背怀疑者的灵魂。他当时既没有社交目的，没有压力，没有和世界的连接，为什么有人死在街角的群架，为什么有人死在少管所，那会让他的死更宝贵吗，为什么通感会发生，英文单词有五克重，为什么器材室玻璃房外的日落令人如此不安，物质之上是否有精神层面的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究竟是否重要，他的知识与现实脱节了。为了填补那段巨大的缝隙，即便他选择了宗教这一种方法，端坐在学校的基督徒圆桌的一角时，他会从未感到期望能感到的满足，或宗教性的狂喜。信仰的悬停持续了很久，直到来到这里，黄昏变成刀下的血液，刀下的上帝的血，流向他的脚边，染红了裤腿，指明他这份悬停早已转化成下一段虚无主义的征程的开端。  

素食者与基督徒有时让人感觉到一种相似性，二者动机却完全不同，前者为行为，后者为精神。意大利姑姑也许是游荡的基督徒，他从来都不太清楚。她也没有遵循传统的意大利风范，不留尼采的书籍在书架上，陪着邻家小孩周日去主日学学校。纽约高中的许多同学也是，数量要比想象得多（假设包括一些受家人影响本是基督徒，却不参与每周基督聚会的人）。去康乃狄格州后，姑姑与纽约的基督团体断了联系。假设他再坚定一点，再说服自己去更相信上帝一点，理解信仰的沉重、神秘主义的绝望的孤注一掷，同时理解“不信的激情”，二者矛盾的碰撞。至少这样能让死亡更有意义。假设他曾有幸瞥过过齐奥朗的挣扎，推测出自己多半相似、又更犹疑、更轻浮、更无足轻重的路途。多年之后，在承认生命一毛九分的价值的同时，他是否会坦然一些，这已经是有回答的问题了。  

法尼奥同时又意识到战争于他即为宗教的代替品。本身有些难以理解，但如果拿一件小事来作类比，就很好看清了。曼哈顿每周五晚有一个名叫会进行一些小众音乐会，演出者是现场自荐，质量不好，有时候一场能有三十多个演出者。观众按到来的早晚入座，有人站着，有人坐在地上。法尼奥有一次去打发时间，在中途进入，找了一个靠门的座位，正想听一会儿就离开。整场下来总有人开门进入、离开或去门外的厕所，走廊的强光和保龄球馆的大灯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照在他脊背上和余光里，他因此感到烦躁，正准备起身之际，他发现侧前方坐了一位金色直短发的女孩，穿吊带背心、拖鞋和短裤，漫不经心地把脚放在凳子上，一直玩着手机，不论台上表演的好坏，她不曾鼓一次掌。他本来如此烦闷开门的亮光毁掉了演出的体验，现在却爱上了它，因为每次亮光照在他背后的同时，也照到了女孩的背后，使其脊背与发丝能被看见。如果战争不曾发生，他要么会直接选择离开生活的演出，因为不满于它的规划者的混乱和即兴性，就在来到康乃狄格州的几年之内；要么会睡着，自我意识不再有任何机会出现，为了避免在演出这个公共场所睡着，着了感冒，他也会提前在睡着前离开。但是战争，以其独特的苦痛，一明一暗的恼人的亮光（它本不属于演出的一部分，而是人悉悉索索造出来的东西），和其映照出的阴影中的某种美丽与价值恰如其分地留住了观众。  

在这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凌晨，法尼奥小臂搭在自己的膝盖上，又一次问他是否还信奉上帝。格拉十三岁，可以用孩童无辜的沉默来挡过成人的莽撞而刺痛的提问，他却很快地以一种实用的口气肯定了。远处教堂的圆顶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比其他基督教堂更漂亮的天空装饰吧。他们之间因此形成了一个滑稽的反差，信仰宗教的孩子更真实，更不留恋于梦幻。格拉没有尝过好、善、乐，因此也不会把自己战争的苦解释为为了上帝所受的苦、荆棘冠下宝贵的疼痛，他也不奢望神迹，也不高尚化自己的行为，不撒旦化对他举起的枪口。可以想象，每当一天结束，他回到布拉格某一个不知名的教堂时，神父如何抚摸他的额头，告诉他上帝又降下眷顾，收走了许多灵魂去天堂，作为大天使翅膀下依偎的小鸟。并坐在一隅的饭桌前，为虚幻的信仰所祷告两分钟，在这两分钟内又有成百的小孩死去。他作为人，同时也作为宗教上最大的悖论，亲吻自己的十字架时哪一片嘴唇是忠诚的呢？  

“那说说你的小朋友们都去哪儿了？”  

法尼奥此刻尚不知世界之大，为傲慢所掌控，这是旁观者的傲慢，说得出任何愚蠢而尖锐的话，而非选择改变自己。这时对于他，世界只有一个颜色，即是自我的颜色。格拉的真实无法侵入他的梦幻。他意识不到那是梦幻，是基于缺失，而非基于现实残酷的一击。  

格拉首先确认了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小朋友？”法尼奥选择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意象，回答：“那些和你一起吃饭的小孩儿，在每次上战场之前你们可能还曾互相鼓励对方，你们打架，不过你不对他们开枪。如果你在教堂长大，你们也可能一起唱过诗。”  

他接着说，几乎有循循善诱的味道，他把语速放慢，单词像夜晚海上的波纹一样停滞：“有些调去了别的部队，我没在指那些。我指另一些，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布拉格，你明白永远什么意思吗？他们没可能被调走了。你这次被调走，有一些下次会被调走，而那一拨人不会。”  

“他叫什么？亚当？杰卡布？都不是？他现在在那片云后面看着你吗？这样的孩子上帝会怎么补偿他？书里怎么说的？”  

格拉没花一秒，直白地承认了，回答说：“不，他们死了。他们的死和其他的死一样。”他停顿了一下，皱起了眉头，第一次使用了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他说英文时以简洁为习惯：“上帝和他们的死没关系。上帝在遥远的地方。”  

“当你要死时上帝也在遥远的地方吗？”  

捷克小孩儿慢慢意识到法尼奥想问什么。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想这个问题。但世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圣徒都会穷其一生来证明它，即在生命的结束，是否会有一双洁白的双手将他们的灵魂托起；他们的上帝是否能实现诺言。每个圣徒同时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爱人中独特的一位，或是世人中独特的一位，必定落入这两个分类其中之一。而他不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和其他基督徒、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一样普通，如果他们有罪，那他也必然有罪，即使他不该有罪。对他来说，死后的世界并无区分。一个实用主义的基督徒。格拉平静地点了点头：是的。  

“我不在乎。”他轻轻地说。  

创世纪第三天是海洋的形成，生命的开端，自然元素巨变的结束。第三天也是人们认识到不会再有任何基本的变动了，不会再出现洪水将他们带回战场。卢娜不再整理军用设备了，紧绷绷的手掌掐着很多团空虚的空气。她先其他人一步，飞快地进入了疼痛的阶段，流露出女性的弱点。法尼奥走遍街区，有时候莫里斯也在，他们去寻找能做的事情，发现这里人们不互相对视。这里也有舞厅，酒吧，像陈列宝藏的玻璃盒。彼时人类以缭乱的光线刺激自己，驱逐生活的平淡和愚钝；这里却以平静为稀有，如同封闭的球体，它们酒吧的灯光只有黄色，还有一种黑色的光，没有音乐。每一个酒吧装载着一小片黄昏的第三阶段，给予顾客绝对的孤寂，产生精神上的出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人与每人的模样都不近相似，创造出生活中愈来愈大的不同。连浮于表面的肤色都曾将掀起人类社会从底部到顶部的革命，形态与触感皆有不同的居民又经历过多少次怒目相对呢？多少次陌生人欲言又止的脸？只有寂静能将一切统一。怪不得使用拉丁文。他们的对话如此精简，必须要使用根本的词源才不会引申出歧义。他们的艺术会是多么单薄呢？极简主义的盛行。艺术的另一面即是战争，他们的武力又多么发达呢？  

第三天结束后，沉默像疾病一样蔓延了。它并不是真正的沉默，而是因对话的空洞而导致的意义上的沉默。卢娜每天都确认认识的几个人的安全，每天重复着相似的话，摸摸格拉冰凉的额头；她讲道，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情况……却希望如果自己没那么快适应就好了。法尼奥回答道，他在四零零玖时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但至少还有子弹告诉他们：不是的，这是战场。卢娜安静地看向他，问道我们是否已经说过这个话题了。法尼奥说你装作没有吧，再多说几句吧。卢娜说，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同样的情况在莫里斯与他的对话也发生了，但是他们都不点明，含糊着努力推动着沟通的发展。他们去了一家小酒吧，有几位年纪大点面容姣好的女性请了他们两杯东西，他们俩都不认识那个酒的名字，坐在不流通的黑暗的光线中努力辨别着酒杯的边缘，试图做出一个完美的碰杯。失败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成功，他们赶紧把味道奇妙的酒喝下去。法尼奥对其作出评论：太难喝了。莫里斯说，对。法尼奥说，你该拒绝她们的，还不如以前的廉价的酒。莫里斯说，那不礼貌。但确实不如以前的酒。法尼奥笑了，说，好的，好的，你的国家很在乎礼貌；我的国家不那么在乎。莫里斯想了一会儿，说，你的国家……  

直到最后，法尼奥对重复了无数遍的谈话内容忍无可忍后站起来，失望而反。莫里斯看起来不怎么在乎这件事。在进入四零零玖的第一天，他们按顺序就报了一遍自己的国籍：法国、冰岛、德国、中国、捷克、美国……我一直想去那个国家。是吗，为什么？听说以礼貌和绅士为道德。那你的国家……  

沟通变成了一件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新信息了，一切都滞留在距离现在千万年的战场上。他曾在纽约感受过一模一样、分毫不差的空洞，像一个死后褪色的孔雀。那时候还有药物能赋予它迷幻中的宝蓝色。第三天晚上，法尼奥看到终于拿出项链、凝视着它的卢娜，问她其中有没有出现过图像。她说没有，她不会期盼它有。但是每次打开，就能在窗外看到家乡的天空。这就是孔雀尾巴上的宝蓝色。他面对着像纸一样空白的大鸟，尝试过用未曾去过的环境和海洋去填满，还不知道成功或失败（会失败），几公里以外的子弹横空打进它的肚子，它像破纸袋似的漏出里面装的东西，被血和泥土上了色。如果上帝一直开枪，它会一直流血。现在子弹用光了，他又要面对褪了色的孔雀。交流没有用，超乎感官的酒的味道更没有用，物质是没有帮助的……法尼奥心想。要不就在以自然为基础的文化环境长大，孔雀活蹦乱跳，永远不用死去，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就有永久的伙伴；他来到了纽约，失去那个选项，现在只有人与人的联系才有用，仇恨或关心。 

第四天白天，电视上播报了卢娜被通缉的信息。格拉的脚步声风一样从走廊略过。当时他坐在房间里的沙发上，看到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坐了回去。

三、飞机没有落下

十一月末时曾有一小批人进入四零零玖，是大雨之前最后一次人员上的补给。以前四零零玖经历过几次世界的毁灭都被这种死的人死去、来的人带着空虚的记忆而来给更新换代了。一个等待着用绒芯填满人的工厂……绒芯由无聊、煎熬、精神的迸裂、伤痕痊愈的幸福的叹息制成。这里的气候分明，冬天非常冷，来到的第一天寒冷就展示出它的爪牙。夏天时人会忘记寒冷的痛苦，因此减少了花费在恐惧未来的苦难上的不眠的夜晚的数量，健康的人也不会为可能的伤口尖叫，这片战争就支撑在这种摇摇欲坠而不折不挠的人的精神上。卢娜的帐篷在旁边，法尼奥刚来的几天不得不在三更半夜拍打绿色的篷布，叫醒她，恳求她今晚再用一个火种。站在夜晚中等待时，他不禁怀念在分到助手之前可以随便使用小木箱子里的一次性打火器具，它们像星星一样燃烧。夜晚既寒冷又寂静，野外的夜空也没有那么绚丽。漆黑的平原上的石头又开始悉悉索索地发声了。

小队的作息乱糟糟的，和集训时更有不同。要在五点起床，有时候又连夜不睡，睁眼时太阳像摇摇欲坠的缝纫机的针尖，等待着在人身上落下整齐而深刻的孔洞。开始的几天，他醒来后就会那样盯着墙壁很久，用很长时间质问自己为什么不留在那个狭长的半岛上，浪费一生去等待，直到子弹从门孔射入时不得不从椅子上爬起来。是因为翻天覆地的环境的变化，让人被疲惫所控制，说明他已经熟悉了纽约，挖了水渠，造了城堡，把自己妥帖地安置在那一个舒适区里了吗？希望没有，希望一定没有，至少不要在离开时才发现这件事。如果现在确实没有，就希望它永远不会有吧。你失去一些快乐，也能回避一些痛苦。保留这一份独特的天赋，这样在下一次道别时，就不会有故作无意的亲吻了。道别很快就来了。

士兵们从那个阴暗的地方走到门外，身旁两排身材巨大警官像大鸟夹紧的翅膀，把很多人视线挡住了，提供了一个再迟一些接受现实的借口。肩膀交错的缝隙处出现了远处一片红房子，非常鲜烈，到了一种不自然的程度。在这个时代的人的眼睛里它们并不只是红色，他们或许有着龙虾的眼睛。法尼奥看到它，想起高中的教学楼后方，那一切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旅行，期间充满同样不自然的浓烈的颜色。棕黄的砖墙是一个浑厚的气音，每一个词从嘴唇上滚落下来，潮湿的，有五克重，字母有不同的颜色；一切感受会连接起来，伴随烟雾人类也可以拥有龙虾的眼睛，除了没有粉色的大象，但是楼后方充斥着粉色的云朵，他从没真正集中精力欣赏过它们，却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房子上与回忆里相近的红色，宇宙中漂浮的这片土地就在这一刻给了他一种不真实的印象。他们这时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街上的人不太多。士兵们连续看到了尾巴、冷色的肌肤、獠牙的碎片，形成万花筒式的幻境。在战场上士兵同样也见识过这样的幻境，有些人压着声音尖叫。他们这一群样貌平常的人低着头走过，好像生活的懦夫。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到。

法尼奥有时候不注意对方在说什么，不对此上心，报以敷衍的笑意，正像河流滑过鹅卵石，放生一部分语言，让它们随着南风飞去了卡普里岛的蓝色洞穴。他就在这对话的断片中游走与现实与梦幻的间隙。这种富含勇气的行为一部分来自于他拥有本人从没有意识到的巨大的特权：种族。直到现在，直到失去的这一刻，他才清晰而迅速地感受到自己不再具有自由忽视他人的资格。这份感觉正要伸展根须，变成他生命里不可避免的重大冲击时却又消失了。他们面前正是一个教堂的门口，呈现象牙似的白色，高大，延展得很宽，与旁边高矮不同的建筑物融合，融合处产生了女性般柔美而现代的曲线，圆顶，伴随无数小小的尖顶，像蛋糕上的花簇，天主教，基于剥削的艺术品，死去的贫穷的献礼。就此，种族的特权又锐利而迅捷地穿过千年的时间来到了这里，这次尤其及时。教堂着实使他惊讶，白得发光的石柱上反射出格拉黑色手套下的基督项链。它被挪出来了一点点，那一点银链子也变成了大理石的白色。如果下一刻教堂的无数尖顶倒下，金色的挂灯熄灭，祭台崩塌，名画褪色；三层楼高的彩玻璃窗粉碎了，被分割成两英尺高的小窗户，大理石变成黯淡的红砖，像磨面的小房，由耶和华干涸的血染成；主教被辞退，丢下的神杖滚落到忏悔室的地板下。它展现一个以毁灭为目的的神迹，为了去搭配一个战争中的基督教的小孩的项链，这个世界才是如同许多人所相信得一样正确。它不是。它没有选择自毁，反而继续招摇的矗立。但他仍然感到庆幸而熟悉，因为一切天主教教堂的穹顶栖息着圣彼得的优越的灵魂。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

战争时期他们可能也去过某个教堂的遗迹，那里发生了一场很不易的败仗。空番茄罐头藏在一块石头底下，有人踩到，它发出尖锐的呼救声，他们即从逃亡的慌忙中抬起头，与和他们一样在炮火中幸存的玛利亚的图像对上目光。不远处就是临时住所（它有着两个月零五天的寿命），他们为什么从未发现这片教堂的灰烬呢，以天为穹顶。四零零玖究竟栖息在哪里，哪颗星星在九十度的头顶照耀他们，在地球上哪个经度纬度的交界处曾同时出现教堂和角马？非常难以得知。那七个月像几百年一样漫长，直到现在，这一刻，这一马上要流逝的一秒，士兵也从未从那七个月出来，这几百年的时间将会继续延续。世界上某个狭小而未知的地方，士兵们借用很多个死去的人死前那几秒的时间，轻轻松松就营造出了一个坚固的躯壳，里面时间流动得非常缓慢。

他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人领了一张十分基本的难民信息表，踌躇地坐在摆放整齐的长椅上试图完成。神父过来提醒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跳过，他们又费了一会儿时间来搞懂神父的意思并不是想剥夺他们武器。对话结束时，双方都有一点尴尬，神父报以理解的笑容，安慰性地给出了自己的名字，名字仿佛无论在哪种语言都有一种独特的音调。他们全程就真正听懂了这句话。伯尔斯让他们慢一点来，祷告的人很少，他也没有急事需要处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开诚布公地请求神父宽恕他的罪孽，期间不再使用忏悔室，也不偷偷摸摸地用黑纱盖上面颊。他说的是某种变调的拉丁语，令人惊奇，在描述中他却没有提出任何严重的罪孽，如果歇息也算罪孽。这时的人或许已经厌倦了宗教的大起大伏。他们回归了拉丁语，因为某些身穿白袍的人举着木牌的游行，上面写着“返璞归真运动”而导致的吗，这代表几百年来人类都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吗，不论说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这一切行为都是对于虚幻的根源的诉求深信不疑。填完了之后，他们去向之前看到的红房子，那即将成为他们的住所。有人在去的路上哭了。啜泣回荡在巨大而孤单的宇宙里。

到达红房子时是下午，这里的光线比太阳光更冷一点，楼房的阴影泛着蓝色，白天与夜晚更短，黄昏和太阳（目前先叫它太阳）升起的过渡阶段更长，有三小时左右。温差很大，或许这样的温差才能同时容忍鳄鱼的尾巴和昆虫的羽翅的同时存在。白天的气温像秋天。旧时代的士兵们进入自己的房间检查了一下，一部分人选择歇息，没有再出来。卢娜出来了，法尼奥问她有没有睡个好觉，她心不在焉。他们呆在充满蹩脚的古老的装潢的大厅中，这个大厅内部也有一些宗教意味的东西，可能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抚平难民的本能的愤怒。大厅里还有绿色的碎花的单人沙发，破旧的桌子。都是些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的人，士兵们无处可去，聚集在客厅，却大气不敢出，终于进入一种茫然的状态。刚醒来时，他们在集装箱里，那个时候有人曾向这里的居民拔刀相向，他们从未距离多年的敌人如此之近，甚至能琢磨出他们呼吸的频率，比人类更缓和。现在没有人没有人敢这么做了，不敢做任何事。过了一会儿，一位狙击手说他想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们因此而动摇，起了逃心，不再固执并弱小地占据客厅的一角，让那些人在谈话的交接处还能想起有外来者的存在。如今他们是外来者了。他们也无处可去，经过曲折而犹疑的路线又到了登记的教堂，过去的路途比回来的长很多，兴许是因为没有鸟警官的引导。但他们有满怀的时间去研究这里。街道的形态仍然是街道，狭窄而高大的门窗，除了每个颜色都更鲜艳，居民面无表情，谨慎、惊怯。他们一定在未来的落后地带吧，第三世界。法尼奥想，如果这和人类的街道如此相近。

黄昏到来了，它有三个阶段，这只是一个起始。教堂中年轻的士兵们变得更积极了一些，猜测自己距离家乡有多远。伯里斯显示出了罕见的善意，与同士兵一道来的难民和居民不同，他们不微笑，也不惊恐（即使面对集装箱中的枪口），不问话，不管闲事。也许这里没有种族，每个人都是一个种族。教堂中也有沉默的人，如果这是二十岁的青年人的军队就会有人对着十字架祷告，暂且不管它是天主教的十字架，心想这一切是不是上帝的责罚。但他们尚且年轻，还不到给任何事都找一个理由的年龄。法尼奥坐在门口的楼梯上，夕阳强烈的蓝黄色的光让背光的地方非常黑，像海底，像一个波普风格的画作。他出来抽一根烟，莫里斯也是。彼特已经离开了，没有回到教堂来。

他们走得离教堂远了一点，避开关于在建筑物附近抽烟的规定，也可能香烟已经不存在了，在别人眼里他们拿了两个照明用的什么东西。莫里斯不是那种第一个开口的人，很少有疑问，他更擅长回应，不强求进行下去任何对话，好像消费主义等快节奏的动荡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点了烟待了一会儿。法尼奥明白离开教堂一定会让他感到烦闷，但他还是对莫里斯说：“你想去走走吗？”

莫里斯同意了。对于他来说，离开人群或许更为简单和熟悉。直到白绿色的穹顶不在视线之内，他们才真正站到社会的孤岛上。他们朝着一个方向走，带着史前人类的无知的固执，但竟然真的触碰到了边界。一路上没有人因为他们逆着人流的行为而产生任何反应，哪怕是一个不耐烦的眼神。法尼奥把烟丢到脚下。居民的数量随着旅程的加深持续减少，他们走在路上，这一条路旁边围着铁丝网，另一面是宽阔的平原和一些大型机械，远处没有高山，远处是透明的盖子。一切都是寂静的，没有鸟叫，莫里斯香烟的燃烧声滋滋作响，仿佛篝火的边角，法尼奥看了它很多眼。走到这里的时候黄昏进入了第二阶段，气温开始变冷，影子变长，阳光有一种浓厚的质感，不再扩散，背光处受不到任何热量。地底下产生沉重的轰鸣。

他们找了一个地方试图翻到铁丝网另一边。莫里斯以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别掉下来。从未。法尼奥回答。你不是也翻过很多个墙吗？

这时候就能看清大型机械是某一类飞机，候鸟般停靠在这一个边界处的小停机坪，孤独如每一根光线。零件撒了一地，发着蓝色的荧光，像某植物的种子。修理处荒芜了。飞机是否也和年轻人一样穷尽了符合黄昏气氛的话题，因为这里的黄昏漫长得残酷。莫里斯对零件产生了一些职业般的好奇，他蹲在飞机的阴影下观察它们。 

法尼奥不知道用什么转移注意力，只好站着被黄昏从胸口照到裤腿。每个飞机没有任何细节，光滑如鲸鱼的腹部。他没有办法，只好回忆起了一些惨痛的片段。惨痛的回忆也是回忆，它们现在比现实美好，易于找到价值。他正在用他们来弥补目前的空虚，因为单纯的空虚是不能战胜压倒性的黄昏的。

很多时候，四零零玖的士兵都在受伤与恢复二者间徘徊，受伤到恢复要经历几个特定的阶段，基本都在医疗兵处理过后才会产生，不再有消毒水和碘酒的陪伴。疼痛不是问题（疼痛之后是恐惧），身体会帮助你压抑疼痛，它做得非常好，不借用任何外来的药物也可以使疼痛变成一种发麻发紧的不适感。法尼奥对此产生不健康的依赖。有时候他会呕吐，呕吐比流血与脓水更难以处理。一天二至三次，呕吐本身没有那么痛苦，却意味着恶化，不能用物理手段遮挡，不能用毛巾盖在伤口之上，装作它已经愈合。还有最高一层，比呕吐更可怕的是维持清醒，在伤痛的二十四小时内维持两个小时被叫醒一次的频率。卢娜负责这个，卢娜也负责驱赶恐惧。法尼奥不常因为流血而产生恐惧，导致他不能在维持清醒的阶段做得很好。第三阶段对他来说尤其是一种酷刑。血干在衣服上，它闻起来淡淡的，很像鱼腥味，有点像森林中的野兽的味道。原来森林中野兽的味道是血，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因而获得了一些快乐，仿佛赋予战争一种反差性的价值。他和卢娜讨论了很多种想法，哪一个想法激起人的生存欲望、能有效地让人维持清醒，他以假意配合，卢娜看了出来，便不同意其中任何一个。最后真正有用的一条却极其简单：他太年轻了。年轻到死去是一种道德上的罪孽（违背这一点不是很难），是亏欠，浪费的证明，是愚钝，不精明。听到这里时他没有找到合理的反驳，卢娜坚持让他如此相信。每个人处理这些阶段用不同的手段。卢娜从不为维持清醒所困扰，她有很坚强的意志，利用恐惧，她会在受伤之后、呕吐之前反复翻看脖颈上的金色的可打开的心形项链，即使里面没有任何相片。彼特借用喧哗与玩笑话盖过这一切，莫里斯不见踪影。

受伤之后你都去哪儿了？法尼奥很想知道，便趁想起时问他。莫里斯好像没有听见。这是黄昏的第三个阶段：不再有声音，声波流动得缓慢，凝固在每一个阴影处。人不再有交流，在黄昏的第三个阶段中人只为个体，本身的思想膨胀得太大，以至于盛不下任何他人的侵入。天空变成粉色。他们曾经在战场上的不同角落同时遥望着补给的飞机，每个飞机都像钻石一样珍贵，但是它们都开走了。那时也是粉色的天空。如今飞机就在他的手边，但每一个都比他们更需要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应验了，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会被允许。在战争中他多次疑问上帝是否已经死了，格拉作为基督徒本身有力的击碎上帝的存在。但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兴许还活着，不被人信仰而虚弱地存在在某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他想，给这个疑问画上句号，感到了沉重的满足：现在一定已经死了，尸体开始冰冷，蚂蚁往手腕爬去。

上帝死了。飞机没有落下。阳光变蓝。黄昏即下午。在黄昏中，他们走回唯一的教堂。

二、人与梦

战争很枯燥。法尼奥不想多谈，在此之外他很少有拒绝的话题。听战争阶段作的一段自白如同听一个人在做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最初法尼奥犯过一些致命的错误，他重复选择背光的地点，影子变成显眼的黑河往坡下淌去。卢娜愤怒地纠正。卢娜是他的助手。她压低身子跑过沙土飞舞的机枪据地，硬是拆卸下脚架。回来后，她揪着机枪手的领子喊道，他究竟能不能记住那些关乎生命的规矩。他曾对此非常懒散，但在卢娜的说教中转变了态度，转向冷漠。一个重要的进步。很多个月亮东升的夜晚，他看到卢娜借着篝火隐隐的光检查箱子中机枪的零件，如同记录员检查冗长的公文。战争不是生活，也算不上生活的黑暗面，这是工作的第八小时。工作不接收任何脾性，不分好坏，不论软硬，只是枯燥。

时常会有一些聚会。很多零零四九孩子呆在这片篝火旁边喝玉米粥，班长曾站在这里大声地叱责敌人的反道德行为，将破破烂烂的衣服扔进火里烧掉。也有人不再有机会回来，看到的最后的篝火是硝烟后的晚霞。在这里他结识一些朋友，莫里斯和彼特（能力强大的步枪手），皆是战场上没有相互喊过话的擅长其他种类武器的人，他们都很接受各式的玩笑，亲昵而熟练地交换烟头，承认火焰旁的这一小片区域是邪恶的诺亚方舟，收集世界各地的脸庞，杀死每一个国家的儿童和成人，有不会结束的末日洪水。日复一日，他们今天仍然在此聚首，就像动物爬上沉船头。这同样诡异地令人感到幸福，让人感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除了死亡，不会再有其他出格的事情。

单独一人与旁人呆在一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刻，社交是永远不会变得严肃的，他们说笑，产生短暂的快乐，隐藏起自己的某个部分。卢娜参与得不太多，总让人瞧见她在天色未晚时就呆在帐篷旁边，做入睡和明天的准备；一切行为都规范，嗅过数不过来的晨间的雾气，在如山的子弹链里精确地找到7.62口径的子弹，送到河谷埋伏地。她面对战争如此认真，认真地恐惧，认真地借用恐惧而活着。认真的人还有两位，名叫詹森·海因里希、斯沃博娅·卡列宁那，他们严肃的人之间的对话或许像风一样简单而残酷。

假设说世上的人被分为两类，他们会落在不同的两类里，无论以什么标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让法尼奥心想是否活下来的一半几率都是托她的福，从而感到遗憾而侥幸。第一次——也可能不是第一次，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见面中，他吹了口哨，说：“那个东西让你看上去好像在微笑。”

助手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是她嘴角两边的痣。她没有笑（这是指真正地笑），叫他抓紧时间，搬起为下一次战术需要的行李而离开了。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儿，绿眼睛一定被称赞过很多次了。

卢娜和格拉有时会呆在一起，留下两个背影，兴许因为他们都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生命给他们的脆弱的脊背。一者因性别，一者因年龄。她今年成年，跟随高加索人的生长规律，因此已经发育完好，灵魂的形状更贴合家乡的文化，与黄土亲近，挡住很多旖旎的想象。在这个特殊的战乱中，种族失去了它决定性的煽动作用。但血缘一定仍然代表着世界的真理的某一些部分。因为世代的人类生存下来。

大峡谷露营的那一段时间，某个日落时有一群角马从营地奔过，队伍没有尽头。没有人曾见过角马，说不准那是一群还是一百群，它是否在十年前经历过一次灭绝。经历过灭绝的动物对人类抱有不屑，正不知所起地进行宏大的迁徙，带来比坦克更有生机的地面的颤动，拥有丑陋的矩形面孔。这份长相的来源是在哀伤的雨季中寻常的一天，某一个孩子夭折从而渴望力量的母麋鹿的进化。角马从此出现于撒哈拉沙漠以南。

它们目中无人，身后是毁灭性的残迹，好像一场台风。小兵们气急了，抱怨它不如一场败仗来得痛快。迁徙持续了很久，蓝雾、充满沙土与有劲的躯体、干燥的粪便的味道，角马的角锐利非常，硬生生插入人群，却从未伤到任何一个士兵裸露的胳膊。法尼奥中了邪地松手，手里的一根钢笔掉了进去，失去了身边陪伴他很久的信物（但如果你呆在人身边，任何东西都是不必要的）。它在马背上飞舞，立马就消失在黝黑的皮毛中。这皮毛那么黑，仿佛流动的黑洞，从大陆的北端到南端，吞噬草末，如今是一根钢笔。这一个冬夜，他距离真理或许只有零点零一米。

卢娜冷静地护住三号箱子，等待浩劫的结束，肩膀紧绷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三号箱子，她的箱中是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武器。

他抱臂而立，面向助手：“躺在它们的脚下会不会比起被子弹射穿脑袋好一点？”

“不，”卢娜回答：“这样会很像死在梦中。”

“你不想死在梦中吗？”

“我不想死。”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不会死的。”

“像你一样的漂亮的女孩儿，活着是对世界的慷慨。”

这次仍然仅仅是她的痣，那两个很可爱的小东西，让她微笑了。

战争会令人看见梦境。很多种，不仅局限于回光返照，蝴蝶抬起尸体，飞往赤道处的雨林。一个人的血流了很长，横穿雪原，变成一条宽宽的小径。他们从上面轻松地走到下一个埋伏点，小腿没有受到雪花冰冷的侵袭。遇见第二片白皑皑的土地时，士兵曾割伤自己试图效仿，他们没有成功。战争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千夜，每一发子弹是一个故事，山鲁亚尔却不再心软。那时候，格拉走在队尾。直到此时法尼奥没有和他说过一次话，知道他十三岁，看上去小得如同布拉格公园里的孩子，枪杆像一条尾巴。这是一副悲凉的画面，法尼奥感觉很好。

他们应该本身就在梦里，当这样的孩子也能开枪，这样的孩子也能死去。他们应该本身就在梦里。他想知道什么时候竖的绿白红旗会雨一般从天而降，覆盖在他的机枪和手臂上。与此同时，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梦，许多亿人自愿参与，巴蒂尔的通信器里有时候会传来一些说给小队的夸赞和承诺。他无不无奈地感受到自傲，享受它，并知道所有人都是如此。它与民族情结一样，这种情绪是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瑟德尔贝曾表达灵魂害怕真空，向往接触。不得不承认这是正确的，每一年他都在用自己的心理状态证明这是正确的，战争不过是又一个佐证：向往被整个国家的灵魂接受，向往被另一个灵魂接受，向往被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灵魂接受，仿佛正步入一个平凡的地狱。但这不可否认地令人满足。战争令人满足。

他与莫里斯和彼特先聊了聊由伤亡的队友的右手变成的枪炮该如何使用，还有蝴蝶和角马，又聊了会儿电报另一头的那些人。莫里斯来自法国，十八岁，长相年轻，占尽白皮肤的便宜，带着一股昆汀的电影的气息（即平静的残忍）。彼特说话比他频繁很多。他们在讨论并嘲笑电报的措辞，例如上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夸奖什么，根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奖赏是向小孩提供更多的火力和枪炮。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传讯里，政治正确如同狗屁。

他们的立场非常极端，符合了世上每个小团体的讨论的定律，从而才能从讥讽与仇恨中找到认同感。彼特又列举起每人的年龄，看看有多少个武器比使用者自身还年老。他们因此大笑。十八岁。十六岁。十三岁。十三岁。

“真他妈小。”法尼奥最后说。

六月时下了一场很大的雨，三天三夜，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低低的灰色的云层。雨水没过低洼，把土丘变成小岛。他们这时才发现周围有多少土拨鼠。它们的尸体飘起来，怀抱鸟类的谷物，以便转生为海狸，不再因水而死。

很多房间溢满了水，士兵不得不向物资处要求更多的防水靴来正常生活。晚上的时候，仿佛有无数沉默的敌人用枪托不断敲打临时住所的房顶，引起急促的睡梦中的呼吸。第四天，他们待在会议厅（很简陋，像一个防空洞），无人说话时可以听见水褪去后鸽子的鸣叫、掰断橄榄枝的窸窣，和毗湿奴山一般的鱼尾拍打岸边的巨响。耶和华和摩奴这时又在哪里呢。他们讲完一番话，决定出去看看，雪山一般的白昼就此出现了，并击昏了所有人。任何宗教与神话记载的世界起源都经历过洪水洗礼，这与之后发生的事情与雨水在冥冥之中兴许有很深的联系。

醒来时，法尼奥的头发湿哒哒的，由汗水而非雨水造成。这仍然是灼热的夏天，四周有着仿佛子宫的蠢蠢欲动的黑暗。在暗淡的光线下，远处的人皮肤覆盖着色调诡谲的鳞片与羽毛，一切都很安静。他旁边有一个更年轻的生命，更凄凉，更严肃，更加适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境况。格拉靠着墙壁，并注视，纽约的黄昏的颜色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即使到遥远而莫名的未来。

除了地点，二人此刻还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像此处一样未知（并谨慎地藏起自己的不安）。就在这前前后后的一片黑暗中，法尼奥开口问：“捷克语的‘你好’怎么说？”

“‘Ahoj’。”

“‘Ahoj’。”

他讲的很难听，他们就这个词语低声谈了一小会儿，直到二人都看上去都对法尼奥最后的发音比较满意。之后，他以隐约的恶意询问捷克是否真的出口诗人，用来和大国兑换面包和西瓜，格拉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现出受到伤害的模样，同样也没有因首次而突兀的搭话而惊讶；经过很多次的停顿与沉默，他聊起了军营与战场上的事。

在之前很多人都在谈变成兵器的手臂，他也选择了这个话题。他讲了一会儿，又说起黎明时分由蝴蝶搬走的尸体，一千封电报，三餐食用泥土的零零四一小队里的一位女兵，救了命的血的小径。它们现在像某种熠熠发光的东西。格拉一直没有回应，他看起来有一点点茫然与难过。法尼奥询问他是否已经忘了这些小事，对方摇了摇头。他终于慢悠悠地想到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原因。

“你之前从没看到过那支手臂吗？”

“没有。”格拉说。

“从没看到过蝴蝶吗？”

“没有。”格拉说。

“也没有角马？”

“没有。”格拉说。

“那当我们趁着热气穿越雪原时，你走在什么上？”

“很冷的雪上。”格拉说。

一、生命

九点九美金五十颗子弹：惊爆新价格。店主老乔胡子花白，蓄了很长，在玻璃另一边一遍一遍地捻平橱柜上的红丝绒布。卖武器的老乔，今年过完了六十七岁的生日。那双皮鞋底下有一个小地窖，不放酒，放枪，挂满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步枪或者冲锋枪，军用枪或民用枪，那里的黑暗像水一样倾泻，像火药味一样沉重。 

子弹的价格跟鸡蛋的价格一样一直在和善地下滑。他之前心想，要是我是这里的公民，就立马去说服父母搞一个持枪证，买两把，一个左轮放在枕头底下，一个双管猎枪挂在衣柜里（好像世界上所有美国房屋内都要有从不拉开保险栓的猎枪）。他不是，又没有美国亲属，事情就有一点点麻烦。前几天，东郊的“梨小子”达克例行来找他，穿着写“永远的布鲁克林”的白兜帽，还有一个戴黑色颈部丝带的不说话的女孩子与他同行，长得像马蒂达。他们蹲在学校西边侧楼的后面拿报纸卷大麻，用简陋的滤嘴抽。那里有一片湿漉漉的草坪，面对枫叶林，能边抽边躺在落叶和鸟雀的尸体里。可以说这个场景几乎有着悲伤的诗意。在这里尽兴时达克曾说自己“像一个他妈的飘荡的鲤鱼旗”。那是他说过最有文学气息的一句话了，为此法尼奥感到异常好笑，因而对达克的厌恶少了一些。私立高中的课表相对来说更多变，不过也只是翘掉音乐课还是体育课的区别，都是周三的下午。那净是些美好的幻境般的下午。 

“梨小子”有一次提起枪械的话题。他们那一圈的人，就是每个高中都会有的早就越过“酷”的边界的小孩，就是真的会开枪打人、进少管所的那类人。达克说想搞一只来玩玩。法尼奥觉得令人惊奇的反而是为什么直到十七岁他才有这个想法。法尼奥问，你知道一颗子弹多少钱吗？不对，再猜。不对，再猜。是一毛九分，一颗子弹一毛九分钱。 

他高中二年级时住在在纽约常驻的意大利的小姑姑的公寓里，小姑姑不知道他翘的课，也不知道海上一红一绿开战的盛况，也不知道有时候漂洋过海会有信抵达这个钢铁丛林的一角。那些信教他沉默，使无边无际的自由有一刻尖锐的停顿。家里有一条苏格兰红狗，书架摆满了昆德拉的各版书籍，几本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的诗，和基本没有的尼采。购买它们的双手充满着年轻的对生活的戾气。 

一毛九分，这就是人命的价钱。非常低，低到你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它还低。一个小孩吃无数个价值两块的冰淇淋球成长起来，却被一个一毛九分钱的子弹射穿头颅。资本家究竟如何立足在战场上呢？凭海一样的死去的眼睛吗？ 

法尼奥把积点弄得在一学期内掉的飞快。摸清街边小巷的有最长的“欢乐时光”的酒吧，用长手长脚爬到墙与墙的尽头，很多朋友栖息在上面，常年大笑。黑丝带女孩留长了头发，尤其刘海。说话声却依然像马蒂达，大腿和胸脯的质感也像，假设电影与现实真的被想象相连。体育馆楼梯背后的器材室常年有着被汗浸湿的垫子。他脱掉黑丝带玳瑁色的外套，多次在其高高的透明的穹顶下互相发泄，亲吻她赤裸的小腹。完事后法尼奥在她身旁睡着又惊醒，发现巨大的玻璃外面正值日落。 

之后他不再去那里，不再去找黑丝带女孩。再之后他和“梨小子”达克打了很重的一架，不过已经于事无补。拼命把对方踹到地上的一刻他知道自己该担心达克会掏出枪，或者冷兵器，让他满身血花。他发现自己没有一丝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被逼得不得不离开学校，甚至只要离达克远点，他还能自由自在地和达克的朋友继续蹲在学校西边侧楼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很多人已经搞到了枪，用或合法或纠葛的手段，像佩戴勋章一样偷偷摸摸地藏在腰间。他还没有，只可以去和历史教授套近乎，得到一次去教授家里的地下室带着厚厚的耳罩朝纸人打枪的机会，但那有什么用呢？可以让他变成公民，或者可以让他忘记身边的事吗？晚上他从亮堂的教授的白房子出来，一切都是漆黑的。法尼奥靠在废弃的小巷尽头呕吐，心中急切地希望在几千公里之外某个古老的港口之上，某个被黑西服教父拥抱的婴儿的襁褓中，某次那不勒斯的初升的太阳所照耀到的空气里，有一颗一毛九分钱的刻着他名字的子弹花十七年长途跋涉而来，目标是他的太阳穴；并意识到他一直在尝试杀死自己，比起杀死他人，杀死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可担，像一个轻松的坠落，落回威尼斯浅浅的水底。他所处在一个多么广漠而疏离的国家呀，给予他多少无法掌控的自由呀，如果他永远在皮靴形状的狭小子宫里，是否还能得到每一次黄昏色彩变化给予人的快乐，就像现在他得到的痛苦一样多？ 

第二天他眨着蓝色的眼睛，编一点谎话，跪着哀求小姑姑去康涅狄格州工作，好离海近一点。小姑姑在一个月后的星期日兑现承诺，法尼奥搬着两个大皮箱到公交车站，意大利女性叫他去和同学道谢，自己在咖啡厅等待。他直接去找了达克，很胸有成竹。达克就是那样的人，有着和其他坏孩子不同的单纯而愚蠢的心，法尼奥喜爱并喜爱利用他这一点。他装腔作势地告别一番，还去空荡荡的学校找到了正在训练的拉拉队，女孩们最集中的地方，跟每个人说最后一遍话。他很快后悔了这个行为。然后又跟随达克的指示去向黑丝带呆的地方，她住在绿荫大道的一人间的可怜巴巴的公寓里，床头柜有摆放的整整齐齐一打安全套。拿起其中一个的那刻法尼奥感到自己仿佛在破坏她生活仅剩的拼图，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这带来了扭曲的报复的快感。他们平躺在床上喘息，中午的阳光让她苍白的皮肤几乎看不清了。意大利男孩临走前从门口她毫无防备的外套的兜里摸走了两个密封袋的植物叶片。 

康涅狄格州的这个高中比纽约的那个更昂贵一点，他说不准哪个好。上一个学期的积点没有算上，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法尼奥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大学预修考意大利语、艺术史和生物学，在申请文里他没有提什么，写了某个暑假的从纽约向西的一个短暂的旅行，回忆里有很多雨水、黑夜中山脊的断崖、车的远光灯、帐篷和石头地。半个月内他又结识了一些躲藏在教学楼阴影处的男男女女，好像一个轮回。但这次更加稳妥，更加长久。 

康涅狄格确实离海很近。法尼奥在数不清的夜晚跑向海边，十一月第二个星期六海的远方出现了闪电。在闪电出来的前一刻，一切都是平面的。闪电像一条细长而亮晶晶的河水，你立马就能看见有多少层云还在天上，甚至给人一种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错觉。隔两秒闪一次的灯塔的光粒显得那么小。这是一个伟大而震撼人心的美景，没有任何嘈杂的雷声传来。他看着直到半夜，把手机内存拍空。很难拍，黑夜里相机有半秒多的延时。里面一小半是模糊的发橙的云，很像落日，可能就是落日；有三张非常亮，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云中爆炸了，兴许是云的心脏，是全世界军人和好人的血死在一座废墟。 

剩下的一大半都是一模一样的漆黑，他删到天亮，右手拇指开始酸痛。 

第二天世界就此改变，法尼奥有时庆幸在那之前的一个晚上他曾看到这样的景象，好像走马灯，每一次都出现并消失得过于迅捷，如同不存在的梦幻，云中的枪声；有时候也会怀疑它是不是某种迹象。 

意大利的小姑姑给他看那些海报，每个人都看过许多遍，用很粗的字体写宣传标语。某个海角，某个海峡，某个山谷里正在发生无尽的战斗，它蔓延得很快，像杀戮的病毒。现在正朝绿白红的旗子那儿爬去，从圣马可教堂的圆顶往下看能觉察出很多异样。他沉默了很久，想了很多事情。纽约州的东西他已经忘记了不少，包括曾经在迷茫挣扎的自己，它是一块很大的海绵，其中干净的肮脏的水都混为一谈了，显得不咸不淡。法尼奥请了一节课的假，翘着腿看世界地图，看上面的礁石用蓝点点标出来，看皮靴形状的半岛，一个遗弃的摇篮。他曾那么想、那么想、那么想回去。为期六年。他曾为此呕吐，或许是胃里的泪水。但现在不了。他也不确定究竟是不是不了。他也不确定究竟意大利是否有那么需要他们。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否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花店日常开放，棕发麻花辫姑娘向他摆手。 

法尼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感到一点点被背叛的愤怒，接近赌气的边缘，又收回，因为他想起了达克，不想落入媚俗的背叛的愤怒里。最后，他翻那些名人的书，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在苏联或捷克，便用近乎自嘲的儿戏的口吻说服了自己。他并不恐惧战争，如同不恐惧一剂让人脱离失眠的折磨的安眠药。他请的一节课的假永远没有结束。 

二零一七年的冬日的飞机飞向罗马。他想到尿检大有可能过不去，借朋友之手准备好了盛着液体的白色的小杯子，心想自己算仁至义尽。在长长的队伍中法尼奥发现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每个体格正常的男性都被放了进去，像被路边小贩泼出去的脏水。有很多白黄相间的塑料条围住了绿窗户的古老的居民房。究竟是因为十一月还是因为二零一七年，罗马变了样子。梵蒂冈不再让游人进入。意大利男孩努力透过金棕色和黑色的头顶缝隙处看这个国家，最后只看了寥寥几眼。他隐隐在心底以为回到这里一定会产生什么不同。结果没有任何东西产生。 

罗马没有挽留他很久，意大利不是重灾区。他感到失望多于庆幸。只有星空还一样。训练很无聊，像在和多人一起啃食一个没发酵好的长面包。他以前用尽一切办法去拒绝吃这个面包，用药品，用性，用社交，灵魂的碰撞，寄希望于遥远的家乡。最终在十八岁这一年接受了它。教练一直给的是空心弹。法尼奥明知道物理上感受不到区别，却仍然觉得手中的枪轻得像不存在，因为没有生命的重量。即使生命的重量是一毛九分。 

几周后他们被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一开始坐运载车的后车厢，半岛的路上很多人致意，都是妇女和儿童。有一个罗马尼亚小孩挂着黑黑的眼圈，手握别人的钱包，目送了运载车很久。他朝对方报以微笑。可能他看不见，也可能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微笑。他们又坐飞机，看机械鸟的内壁挂满失败而阴沉的空降伞包，在十一月末到达了国际部队零零四一到零零四九。法尼奥不太清楚这里的地理位置，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关心。他们都是小孩子，如果抹去所有子弹，这本该是在巴别塔建立之前的人类的伊甸园一样的地方。 

这里他见到格拉，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手腕上缠着十字架挂坠。这一定是一种基督无法原谅的罪孽。在他黄昏般的眼睛里法尼奥想起纽约。 

到现在仿佛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纽约时期所有人不相互问年龄，交换的烟雾中每人的面庞都一样兴奋而衰老。这里不一样，再多的灰烬遮挡你也能看出来儿童的迹象，只要有一行泪水划开泥土，几乎教人有点气急败坏了。在几千公里之外意大利男孩看到的体育馆的玻璃窗外的日落也曾照进捷克。照进昆德拉逃亡的影子、格拉从未变声的嗓子，和海一样的死去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