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itra是那种在鹈鹕角很常见的女人。她租住在Carol楼上，五楼靠楼梯口那间。白天窗帘总是垂着，傍晚时分拉开，开始对着一面水银斑驳的镜子化妆。妆不浓，但蓝色眼影是必涂的，衬得她眼睛像傍晚的海水。

她的生计在夜晚，可黄昏前总会拎着藤篮去市场。专挑收摊时，买些蔫了的青菜、折价的鱼头，偶尔有几个碰伤的水果。若见四楼那房门虚掩，就从篮里摸出两个橘子或集市试吃小面包，轻放在堆满广告单的矮柜上，从不敲门。直到有一回，穿褪色正装的男人在楼梯口含糊道谢。她只摆摆手：“反正要坏的。”

她留意到他身上隔夜冷茶的味道。最初见他是在面包店外，枯瘦的手指在空气里敲击无形的琴键，第二日矮柜上便多了个手帕裹着的面包。

两人渐渐生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故障收音机吵得她头疼，是他用发卡和胶水鼓捣好的；他正装上的墨渍，也是她用特别的肥皂洗掉大半。有几次，她把老家寄来的信推到他面前：“妹妹的字太潦草。”无非是些家常，妹妹的学费，母亲的咳嗽。他读完，会在回信的背面将那些琐碎重写成另一种句子。她看不懂全部，但觉得“像雨声”。她知道他在攒钱，见过他记账的本子，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队伍。想来是在为某件正经事做准备。

她包容他对墙壁朗诵小说的古怪，仿佛纵容一个沉迷积木游戏的弟弟。毕竟整条街上，只有他望过来的眼神，像看一场平常的雨。

出事那天下午，她没化妆，穿着洗旧的睡裙和拖鞋去买土豆。楼梯间光线昏暗，袭击来得突然，抵抗几乎是本能，混乱中她撞开402的门。却只看见那个惯常对墙低语的男人沿椅子滑坠，稿纸如垂死的白鸟，悠悠飘向积灰的地板。

再回神，只剩面前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和手边回荡的钝响。

后来的一切由码头图书馆的Helena夫人收拾。黑发男人被抬走后，Dimitra倚在墙边，摸出睡裙口袋里的烟。半包，压皱了。她点上一根。烟雾升起来，隔在她和那个仍坐在地上的人之间。她什么也没说。

其实她早该走了。一个月前，一位常来的客人说要带她去北边，船票都订好了。她推脱两次，说要收拾行李。真正要收拾的不过一个箱子，她却拖拖拉拉，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

从医院回来那晚，她把消炎药和饼干搁在矮柜上，那个她曾经放橘子的地方。屋里多了个人，那个袭击她的年轻人，如今蜷在角落的阴影里，睡得安稳。

“我要走了，”她说，声音很平，“船晚上开。”

他抬起头，眼神有些空，好像还没完全从那个下午里回来。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她转身下楼。藤编菜篮留在了空房间里，里面还有两个没来得及吃的土豆，已经悄悄发了芽。

头几个月，Carol偶尔还会下意识看向门口矮柜。后来这动作渐渐忘了。Sie学会了用豆子煮汤，有时加些不知从哪弄来的廉价香肠，味道竟然不坏。只是偶尔，在傍晚特定的时段里，楼道会依稀响起高跟鞋的声音，但总是错觉。Dimitra像被抽走的半截彩锻，留下的痕迹很快就在阵阵雨季与二人的沉默中洗刷褪色。只有矮柜底下，一直躺着一个她留下的橘子，慢慢干瘪发霉，缩成小小一团褐斑。直到某个扫除日，被随手拂进簸箕，再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