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229 【乌鸦】Die Krähe（乌鸦）
作者：【十一招】土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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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一定是报社来的吧。快请坐！您喝点儿什么吗？我这儿什么都有，威士忌、白兰地，还有昨天新到的，梭密尔来的起泡白葡萄酒——好吧。玛丽！给这位先生泡点红茶来。您得原谅我先前的再三推辞，毕竟你们报纸对我们作家一贯算不得友好。音乐界里大家都在说，勃拉姆斯最近对一些新人太刻薄；可在文字的世界里，那种评论您的同僚早十年就已对我们作过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呐。
去！去！滚！鬼崽子们！这些乌鸦又来了。它们把我养的花都啄个精光，就跑到窗前来呱呱地吵人。这帮黑煤球可鬼精着呢，天天在人身边转悠，总能从人身上讨点什么去；如果讨不来，就用抢的。它们会用爪子蹬你的后脑勺，拿又大又尖的喙啄你的眼睛。去！我今早没给你们面包屑吗？——这窗子真难关，该找空修一修。好，我们可以继续了。
您这次来是问我要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不是我自己，这也正是我同意您来的缘由。关于您问起的那个人，要到我二十余年前的军旅生活里去找了——是的，我曾当过兵；您看不出来吧。人人都觉得一个老兵作家应当忧郁冷峻地抽着大烟斗，日日夜夜在灰墙前沉思，把自个儿皮肤上和思想上的伤疤一条条地抽出来织成文字，而不是像我这样，守着一柜美酒和满院芬芳的草木，成天晒太阳、下馆子、看戏、谈天。我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和您说的那个人不是直接相关，也能说少不了干系；即便不提这一层，我也对他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真是再也没见过他那样的人了啊。
事情要从186x年说起。彼时我刚从B市大学毕业返乡，本土又已多年没有战事，上学读的希腊史诗和英雄小说就直在肚里咣荡起来，催我去军营里练练胆量。接收我的是枪骑兵部队，具体连队号暂不透露——主要因为我个子瘦小，马驮着我比较轻松。这颇使我恼了一阵，在我看来英雄应当用剑，而不是长矛。尽管如此，报到那天我背着母亲给我包的行囊，胸前揣着未婚妻绣的手帕，站在队列里听着团长训话，还是兴奋地环望这小小的校场，想从中找出些和古希腊战士的练兵场相同的地方来。这天很阴，灰白的云层下时有几只乌鸦低飞而过；我的视线跟着其中一只，游走到团长背后立着的一众长官中间，立刻被一个奇特的人吸引了注意。他远比他的同级要更高大，也更年轻；面容阴沉严肃，背着手站得笔直，一双浅色的眼睛森然地睥睨下方，目光锐利得像把长刀，正审视着我们这帮新来的呆头鹅。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当你对上它时，会像被刺了一下似的，心中一颤，身上像要冒起冷汗，目光也忍不住躲闪开——我当时就是如此，待他挪开眼，才敢偷偷观察起他来。
是的，您猜到了；这就是您找我问的人，威廉·冯·阿森海姆上尉。他后来应该还有晋升，我且用他当时的军衔来称呼他——他不是那种你会直呼名字的人。单这第一眼，他身上就浮现出诸多谜团，有些我后来从他本人处知晓了谜底，有些至今保持神秘。首先是这高大威武的身量，我目测他至少有六尺四寸，健壮得好似梵蒂冈宫里的雕塑，怎就成了一名骑兵？要多么健硕的马儿才能载起这样一副身躯？再说那张年轻的脸孔，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要获得他此刻的军衔，估计是不容易啊。他周身的气质倒不像是年轻人，其深沉与自持在军人里也极为突出，仿佛举手投足都经过严密的控制，眉眼每时每刻都浸在沉思中。他在思索什么？多么深刻又残酷的内涵能锻造出这样一双眼睛？在我盯着他的几分钟里，这谜题清单只是越列越长。此人的魔力一时难以详述；简而言之，这神秘的指挥官虽不像一位希腊战士，却在一眼间，就以一种比传说里更真实、更具体的英雄形象震撼了我。那训话我听得神游，就想象起一旁这位沉默的上尉会是怎样的人，曾有怎样凶险的经历——这位长官后面会怎样赏识我这位脱颖而出的新兵，给予我指导——向我透露怎样的秘密——我怎样发挥出勇气，成为一位同样年轻的英雄——
说来好笑，前面这些荒谬的幻想，后来竟可以说是一一应验，即使其实际形式与我所想大相径庭。您——我就不弯弯绕绕了——看起来跟我一样，也不太年轻了。那么您该知道，战争正是赶我入伍的这年到来；确切来讲，是入伍四个月后。按常规标准，枪骑兵至少要训练一年半，用马刀的可以稍短些，也至少要半年。上边却下了令，全员即刻拔营，去作现有兵力的后备。至于冯·阿森海姆，战前我卯了几个月的劲，也未能使他多看我一眼。他是中队长，凡事只向手下三名忠心耿耿的少尉传达命令。平日练兵时，他只需默默站在营前盯着，其威压就足使几百个大头兵活像麻雀见了鹰，惴惴不安地绷紧了皮，加倍卖起力气；纵使我在其中把动作摆得再标准，也只是泯然众人而已。好在得他表扬的人并不多，挨他训斥的也几近没有；我至今没见过谁能说和他一样少的话，就把人管得如此服帖。一些长官热衷上台训话，他也从没——啊，倒也不算从没——
我想起来了，他只训过一次话。这件事我一定要讲。通知开拔那天，营里乱成了一锅粥，新兵都乱哄哄地挤在校场上。您看：现在的人提起从军直摇头，因为我们已经见过战争的恐怖；在那和平年代，不少人把当兵作为一门军饷丰厚的美差，从没想过打仗的事。这帮人一听说要出征，当即慌了神，嚷嚷着要退伍回家，一些人已把军服都脱下来了。奇怪的是，对这愈涌愈高的浪潮，营里的长官们却都在墙边冷眼瞧着，没有什么动作。直到兵们都喊疲了，气焰消下去，开始不确定地你瞅我、我瞅你，入营时训话的那位中校，本团的团长，才向冯·阿森海姆上尉点了点头。后者于是向下属交代几句，又拿起手枪，走上台前。
他砰、砰、砰地向天连放三枪，场内顿时鸦雀无声。
“按照帝国法律，”他用那双灰眼睛，从左到右，冷静地慢慢扫视一遍惊慌又茫然的各色人等，“战时退伍者，当作逃兵论处。具体处罚不需我多说；要上阵搏得一线生机，还是在这儿就白白浪费掉生命，你们可以自行选择。”
他说完之后，全场死一般寂静，持续了十几次呼吸的时间。没有人在见过他那眼神后，还胆敢怀疑他是否是认真的。之后有谁带头呼出一声抗议；人群骚动了一瞬，就再度陷入沉默，因为大营的铁门早在喊话时就已被他下令关死了。校场和刑场可只有用途上的区别啊。紧后边传来步枪上膛的声音，中校上来讲了几句话，提一提祖国，说些战场上的功勋荣耀，鼓励大伙好好练兵，诸如此类——新兵们早已吓破了胆，说什么都欣然接受，就这样任各自的命运推着，散回营里收拾东西了。
您问我的态度？跟您实话实说：这事现在讲来令人咋舌，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是完全正当的。于我而言，没做好牺牲的准备，没有流血拼杀的胆量，哪配来军人的荣誉中分一杯羹呢？因此上尉越使他们胆寒，就越叫我敬佩，那等魄力更是令我心生神往，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那天我站在台下，神情激动，就差为偶像摇旗呐喊，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也是让枪口指着的一员呐。
这件事后第二天，我们就像没长熟的土豆蛋子一样，咕噜咕噜地向前线滚去，准备拿身子去填山谷的沟壑了。行军共历时两个月，那一阵真叫难熬啊！您或许以为骑兵赶路是轻轻松松骑在马上的，实则不然。马儿远比人要金贵，为保证在战场上能迅猛奔袭，路上我们只能牵马步行，让马驮着自己的粮草。我们一天行进约15英里，大概顶我参军前半个月走的道儿。头几天我险些支撑不住，要靠手里攥着未婚妻给我的手帕，想象自己是远征中的希腊勇士，才能咬咬牙，勉强把黏在地上的脚再拔起来。冯·阿森海姆呢？他整个人仿佛是铁锻的，步伐稳健地跟在列旁，只到傍晚会稍显一点疲态。我们每天傍晚扎营训练；晚上一裹衣服，睡在田野上或树林中，第二天清晨起来，从地上拾起自己散了架的、处处都疼的身子骨，继续赶路。起初还有些人因我是大学生而百般嘲弄，在这样的折腾下，过不了两天也全都哀嚎连连了。每隔几日我们停下休整马匹，就插空学些杀人用的真把式。我至今记得其中一招，是在马背上用枪尖向地面戳刺——用于杀戮已经倒在地上、失去战斗能力的敌军士兵。冯·阿森海姆上尉亲自来为我们示范：他骑在那匹雄壮的灰马背上，矛枪好似他手臂的延伸，动作干净利落，枪头下的燕尾旗上下翻飞，好不威风。我个子小，站得离他最近，枪尖的寒芒直闪我的眼睛，仿佛那不是普通的长矛，而是奥丁手中的冈格尼尔，要对世间的任何目标贯下永恒的一刺。我看得手心出汗、心潮澎湃，回去没日没夜地练习，戳刺时却从不敢想象那可怜敌人的样貌；好在没有人真被我刺中过。现在想来，他那纯熟的动作是不知多少面让血染透的旗子换来的呵。
说起这个，我们见到第一个穿军装的死人，也是在行军途中；事情又要说回我们这位长官身上。当时已是秋季，部队在一片农田附近休整，马儿在田野上捡食收割剩下的干草和谷粒，士兵则借宿在农民家里。临走的那天夜里，冯·阿森海姆手下的三名少尉之一，一个脾气暴烈、比他上司年纪要大的矮个子男人，晚餐时受收留他的屋主——一位老妇人款待，喝了太多的酒——我想大概是藏在人本身中的某种恶魔因此被释放出来了吧。吝啬的老头子回到家，见自己珍藏的葡萄酒都被妻子给了人，与少尉吵骂起来，说了些难听的话。任一个清醒的人遇到这事，都会是尴尬比不悦更多；可那少尉竟掏出他那只有军官才配带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老头崩了。——老妇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一慌神，害怕即将到来的后果，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她闭了嘴。清晨我们抓到他时，他刚醒过酒来，敛了一些干粮和财物，鬼鬼祟祟地在院门口张望，眼看是准备逃走了。
冯·阿森海姆上尉冷不丁地出现在他身后，一脚踹在他腿弯里。少尉惨叫一声，单膝跪下，立刻叫人夺走了手枪和佩刀，拿麻绳绑了个严严实实。
他被他的长官单手扼着后颈，像拎小鸡一样拎到院中，一把撂在地上，旁边就是尚摆着剩菜的餐桌和血泊中两位受害者的遗体。我们在墙边列成一排，另几位军官在旁边看着——显然，这里就会是刑场了。
那可怜虫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又马上给一枪托砸倒在地。上尉站在他身后，看也不看他一眼，检查着手枪里的弹药。
“我不知道——我只是喝醉了，我——求求您…我还有老婆和儿子，求求您——”那罪人半边脸贴在地面上，哆哆嗦嗦地说着，声音因发抖而含糊不清。“您那么信任我——看在之前的份上——那么多年了——求求您，求求您…”
他双腿抖若筛糠，眼睑也恐惧地绷紧，泪水顺着一侧流下来，嘴里嘟哝些求饶的话。即使上半身被捆住，面前守着十几柄寒光闪闪的马刀，他仍像一条濒死的蚯蚓一样扭动着，好像只要能站起身来，就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死与活。没有用。他军服上沾满灰土，脸上则是他自己的眼泪和成的泥。上尉的手枪有问题，找人换了一把，又一颗颗地重新装填子弹；于是这等死的时间对旁观者来说也变得太长了。当恐惧的神经终于绷至断裂，地上蜷着的人突然不再抖了，含混的求饶声转为状若癫狂的大笑和破口大骂。他大骂那老夫妇该死——谁叫他们自己把酒给他——又大骂冯·阿森海姆上尉，大骂在场的所有士兵和军官，大骂帝国军规，把人一生中能学到最粗俗最狂怒的脏话都喷呕出来。他不知哪来的力气，竟差点站起来，冲离他最近的士兵撞去，又很快被制服，让人按在地上一顿殴打。于是骂声也没有了。他皱巴巴地在地面上缩成一团，脸深深地埋到腹部，只偶尔从蜷曲的胸腹里发出几声呜咽。
上尉早已把弹药装填完毕。他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待都平息了，才揪着脖领把地上的人提起来，那动作好像已经在拎一坨死肉。
“遗言？”他问道。
他把手枪抵在人后脑上，咔哒一声上了膛。那人因此浑身一颤。
“求求您…”于是一切又回到最起初的求饶声。
上尉面不改色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之后，曾经的少尉身子一挺，面朝下栽倒在地，和餐桌边的两个死人一样安静，只后脑勺还一股股地涌着血。
冯·阿森海姆把枪收回枪套内，到中校面前立正：“我代穆勒少尉为他的妻儿申请抚恤金。”
“——批准。”中校回答。
人群唏嘘着散去，收拾东西去集合了。我路过那具尸体时看了眼怀表，距离在院子门口抓到他，才不过十分钟而已。
之后的一周里我都难以安寝，梦里总浮现少尉那沾满泥土的、绝望地皱缩着的脸。人在死亡面前竟可这样毫无尊严，像动物一般挣扎，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只是那时的我尚不清楚这震撼是为什么。更加震撼的则是冯·阿森海姆对此的无动于衷。那几日里，我白天行军时再不敢直视他的脸，夜里回来则反刍自己的这份害怕，思索其来自何处。在我看来，我对他的敬仰是不该动摇的，毕竟他所做的事于情于理都没有瑕疵，符合我那英雄主义理想的道德典范，可恐惧就是蛰伏在骨头缝里，斥之不走，挥之不去。
我遂去打探别人的看法。先是与我同住的汉斯，他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小伙。他半点儿也不害怕，只觉得上尉做得不错，因为那老妇人长得像他家中的外婆。
“要我看，这种人叫人痛快地一枪杀了，真是便宜他啦！谁知道改天遭毒手的是不是我的亲人呢？谁要是害怕，准是自己心里有鬼。”
“你亲眼看见处决现场了吗？”我问他。
“没呢，我给挤在外边，只听见一声枪响。”
于是我转而问我的同乡约瑟夫。他是个温柔善良的粗人，为了军饷来当兵，末了儿却没能退伍，这会儿的奔波和诸多训练已让他叫苦不迭了。
“我怎么知道呢？”他支支吾吾地说，“当时我要是闭上眼睛没看就好了。唉，就算不看也能听见呀。太惨了，活生生的人啊…要我看，无论是谁都不该让人这样揍上一顿，再拿枪指着——可被枪指着的人又是先拿枪指别人的——唉，这事算起帐来没完没了！我不愿再想了，不然今晚又要做噩梦呀。”
我只详细问了这两个人，因为军营里只有他俩愿意跟我这个顾影自怜的文化人交往，平日里听我念念故事，讲些热血沸腾的傻话。大多数人的态度则从行动上可以窥见一斑：从事情发生到抵达前线期间，凡冯·阿森海姆上尉出现在列旁时，队伍里都如停尸房一般沉寂，只能听见马蹄与人脚在地上踢拖的声音。
我对他的崇拜——您要是觉得到此为止了——那您可是高估我了。三个少尉减去一个后，上尉不得不亲自带我们这一队；如果说单这个消息，就使我心中的微弱的火苗复燃的话，那么当他指派我为侦察兵时，我那二十多岁的小心脏已经烫得要跳出胸膛外，飞到天上去跳舞了。我苦练马术，可就是为了这一天呐！我领命时装出一副稳重模样，回去就在狂喜中顺着营地边疯跑了十圈——至于那死去的少尉，叫他在他该埋的地方埋着吧，我等不及要去当一把19世纪的赫尔墨斯了。第一次汇报时他疑惑地多看了我一眼，因为我不得不作出一副怪相，才能把咧上耳根的嘴角压下去。再之后——唉，再之后我们就到了前线…
您一定以为我要压低嗓子，向您详说诸多惨状；那样不单会勾起不想要的回忆，对谈话的气氛与重点也全无益处。我只向您简述当时的情况。前面提到我们此去是做后备兵力，因此到达之后，先在后方扎营。头几天根本睡不着觉，因为旁边就是野战医院，半夜呻吟痛呼声不绝于耳，听来仿佛自己身上也剌开了口子，烧焦了皮肉。安顿之后，上尉带我们一众侦察兵日常巡逻，时而要到战场边缘去；再回来时，我听着那些活人的动静，反而睡得更安稳了。除此之外，生活竟回到和在校场时一样，集合、练兵、回营睡觉，只是长官们都喊哑了嗓子，因为几英里外总传来隆隆的炮响。那一阵，我们最大的敌人竟是乌鸦。对，就是窗外那些黑色的鸟儿。我们越往前走，半路见的乌鸦就越少，原来全都聚来了这里，数量到达恐怖的程度。每路过已被推平的区域，望见一片好像烧成焦炭的土地，扔块石头进去，准会有成百上千只黑色的翅膀扑棱棱地飞起来，密集得比起鸟类更像昆虫；那底下露出的东西我不愿想。它们吃腻了肉，就来军营的灶台上偷零嘴儿吃，用啄过死人的喙叨我们的面包和香肠，喝杯子里的水。这些鸟儿远看都是一样乌黑的圆脑袋，待其中一只停到近旁，拿闪着精光的小眼睛盯着你时，才能看清那头顶的羽毛是不是结成绺的，有没有沾着什么干涸了的、腐臭的东西。如果是，就得赶紧护住自己的晚饭，拿棍棒和石块驱赶它。开枪不管用，这儿的乌鸦对枪声已像对坚果开壳儿一般习惯了。
我们这样过了几周光景，跟着前线推进走走停停，心中惴惴不安，不知悬在半空的炮弹何时落下。直到有天半夜，所有人都叫军号吵起来，牵着战马到空地上集合。几百号人马已提前列在一旁，军服穿戴整齐，火把在夜色中映照出一张张木然的脸。这些是先我们一步出征的老兵，我记得报到那天他们人数远比现在多才是。
他们与我们重新整编，实际并入每一队的人数又比目测的更少。中校一声令下，所有人就一列一列地向战场走去。没有人说话。深邃的夜包裹着我们，万物影影绰绰，在粘稠的黑暗中微微鼓动。这一路上每个人都惶悚不安，每个人都害怕不一样的东西。我害怕树枝间扑棱翅膀的声音，约瑟夫害怕越来越近的炮响，汉斯则害怕路旁让乌鸦啄的那些玩意儿。这小孩尚未理解树底下偶然露出的一只腐臭的军靴与自己的脚有何联系，只是像小动物一样皱皱鼻子避开。
我们凌晨到达前线，先是帮忙布防，白天就跟在老兵后面挥舞起马刀；又过了几天，就轮到我们列阵冲锋了。感谢我那侦察兵的职责吧！幸好是它——幸好是它啊！我不必闭着眼睛刺下长矛，也不必砍下谁的手臂或头颅，我所需做的只是冒着枪林弹雨，策马巡查一圈，只需查看别人做上述那些事的结果，回来报告给我的长官——好让他再指挥更多人做这种事。他的指挥又何其残酷，何其纯熟！他把人诱进他的陷阱里，像个老练的猎人一样，叫他们死得像被拧断了脖子一样干脆利落——然后就这样丢在身后，踏着一地残躯烂肉走过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同伴的——看也不看一眼！好像人本就是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是不知自己为何生又为何死的东西，是牲畜，是地上扭动的小虫，好像躯体只是可供切割和贯穿的死物，那一张张惨白的面孔不过是屠宰场千百只形态各异的羊头！他怎能那样视而不见？怎能对此面不改色？我至今想不清楚。所有这些围猎的成果，以及他人围猎我们的成果，都由我和另几个同伴去确认，这起初常使我们干呕，后来才习惯；作为不必冲杀的代价，敌人设下的陷阱也该由我们先踏进去。他那残酷的经验和智谋这时反过来救了我们的命。我尚未见过哪位指挥官能当他的敌手。他用那锋利的目光扫视一遍原野，沉思片刻，就能推出哪里设了埋伏，叫我们不要去。他从不做用人命探路的事。对溃败的残敌他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派人去追；有军士牺牲了，他也下令安排好后事，除非事况紧急。算下来，本中队竟是伤亡最少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出于同情，军心和人命在他手中都像是能以数量记的物件，是需要精打细算的，甚至连他自己的也在计算当中。他亲自带头突围之类的危险行动，或把自己作为其中一环时，眼都不会眨一下——这是出于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也随时做好死的准备，那到底有什么可计算的呢？死后难道不是什么都不剩了吗？好像通过谋算好的死亡就可以凌驾于生死之上，好像死亡是什么可供操纵、可以蔑视的东西——天！我真是搞不懂这个人！
不好意思——我稍有点激动，当初那个青年正在心中垂泪呐喊呢。您问我还崇拜他吗？那当然，我靠崇拜他来活着。从方才的叙述您能听出来——我感到害怕，非常害怕。早知自己是如此容易害怕的一个人，我根本就不会从军。到这时已没有回头路了。我的话变少了。我又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当旷野里的任何一丝响动都让我觉得有锋利的鸟喙在丈量我的脖颈，我只好把世界缩小，将头埋在里头，其他的一概装不知道。当时我视野里只剩下几件事：巡逻、行军、练兵、睡觉，只剩几个人和几样东西：我自己、汉斯、约瑟夫、冯·阿森海姆，和行囊里的《伊利亚特》。这本书我上战场前只心血来潮时拿出来看，到这会儿已快要翻烂了，页角都黢黑打卷儿。我仍然想当英雄——我必须想当英雄，如果不想当英雄，我就会死。我会在某次侦察时再也无法忍受，从马上坠下，惊悸而亡。我必须得是赫尔墨斯，其他人必须是同行的希腊勇士，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有一个意义在上头充作太阳照耀着，否则就会像人一样烂在地里，因此冯·阿森海姆上尉也必须是一个英雄偶像。多可笑的动机啊！可偏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向他汇报战果时，常分不清自己的双腿是因战胜的兴奋而颤抖，还是因方才的见闻而恐惧得发颤；我一律当作前者。他偶尔冲我点点头，我便又能在亢奋中过好多天，幻想自己未来光荣受勋的模样。约瑟夫这会儿已给吓成了个木头人，没空理我，汉斯则只觉得我脑袋有问题。这种情况何时终结，我已不记得了；其终结的方式我也不愿回忆。但为了讲好这个故事——还是为您细说一下吧。
先前我讲没人能做冯·阿森海姆的敌手，现在想来是不准确的。他曾有一次指挥失误，也是唯一一次。我并不怪他——这事也有我的责任。那天很热，偏又赶上急行军，马匹已快撑不住了。我探查过烈日下的田野，见不到人影，只有鸟雀在地里觅食；又经过一些破败的房屋，村口的水井还没干涸，于是回去向他汇报：
“前方没有见到敌情，远处有一个废弃的村庄。”
“确认是废弃的吗？”
“是的，长官。田里到处都是野草。那边还有一口水井。”
“那么，”他下令，“全军前进，去村里短暂休整。”
您瞧：像这样的村子在路上是很多的，从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人数就能看出来。我们曾见过太多个、住过太多个，所有人又都被翻腾的气浪烤昏了头，包括一向谨慎的冯·阿森海姆在内，没人想着多望一眼那没了玻璃的门窗。部队牵着马走在村庄内的道路上，还没来得及去给马儿喂水，两旁的屋门突然全部洞开，从里列出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来。
是敌军的一小撮步兵。他们从前线撤来这里，远远看见我们，自知逃不过，干脆埋伏下来，放手一搏。这是后来复盘时才知晓的。这当儿，我们的人连上马都来不及。顿时，枪声四起、鲜血飞溅，马蹄扬起的烟尘中甚至看不见敌人在哪儿。一些人抽出马刀想反击，又让受惊的马儿撞翻，践踏过去。一间间屋子搜过去是不可能的，等待他们打空子弹则更不可能——上尉立刻翻身骑上战马，大喝一声：“撤退！”
“那他怎么办，长官？”我跪在屋边，冲他喊道。
我怀里抱着一个受伤的人，是汉斯。他与我走在一起，在混乱中腿部中弹，倒下后又被马蹄踩踏了头。这个尚不知什么是死亡的半大小子此时满脸是血地瘫在我怀里，双眼大睁，仿佛眼眶都要崩裂，浑身不住地颤抖抽搐。我一只手扶着他的后脑勺，随着那颤抖，不断有些温热的、红白相间的东西迸溅到我手上。
冯·阿森海姆迟疑了片刻，像是刚认出这个颅骨变形的血人是谁——或许根本没认出来。
“把他抛下。”他命令道。见我不动，他又说了一遍，语气急促得几近凶狠：“把他抛下，克莱因下士！他已经没有救了。”
“可他还活着，长官！他还在对我说话啊！”我哭喊道。
汉斯——他其实早已出不了声儿了。他只是死死地瞪着我，嘴唇无意义地翕动着。可我已经昏了头了。我无比坚信他还有救，只要送到医院去，破裂的骨头就能给接好，流出的脑浆也能重新长回来。我已完全给定住了。我撒不开手。要么让我一起死在那儿，要么找人带他一起走，这就是我当时仅有的念头。
上尉没有时间跟我浪费。他烦躁地环顾一眼四周，从马背上伸出有力的手臂，一把将我提起来，塞给身后跟着的少尉，随后就策马向前，指挥撤退去了。汉斯就这样给抛在全是灰土的地面上，后脑勺磕在墙边，一双蓝眼珠仍盯着我。他已经不再抖了。我被随便安在一匹马背上，涕泗横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玩命回头，想找那个一动不动躺在墙根下的人影。这个模糊的血点子很快也离我远去，消失殆尽。
这就是我对冯·阿森海姆崇拜的终结。是的，我说过，我不怪他。他救了我一把，后来也没追究我的责任，我很感激。我只是突然意识到:曾经所有的那些英雄幻想，包括入伍前的和入伍后的，古希腊的或近代的，都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在这之后我甚至没梦见过汉斯。他消失了，没有了，再也不会出现了，像一颗果子烂在泥里一样不见了。蝇虫和乌鸦会啃咬他的，我一想起这个就想哭。回去后我发了好几天的烧，一边流泪一边说胡话；清醒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故事变得只是故事，人也通通都只是人，是他们本来的模样。我赶回列首向上尉报到时，只是冷静地报上姓名，申请继续履行职责。他上下打量我一眼，大概也是觉得我变化颇深。我眼中的仰慕不见踪影，身上那种愚蠢的、天真的激情也尽数消失——一夜之间，我也变得不再年轻了。
他冲我点点头。我再次并入侦察兵的行列里，之后一切如常，探查、躲枪子儿，汇报。冯·阿森海姆从此再也没有放过一队残兵。
听到这儿，我亲爱的编辑先生，您或许以为：我与他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也一度如此觉得。我浑浑噩噩地活过每一天，除去必需的事外什么也不去想、不去做，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某次巡查途中，或侥幸熬到战后，继续之前的生活。只有麻木能与恐惧抗衡，这是那个时代的真理，也是当时的人大多面无表情的原因。我偶尔还是会幻想，想象退伍后回家结婚，然后去当作家；有时拿小本子记点东西，却不敢写太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过去，直到又一个秋天到来。
那是186x年的11月，其实已接近入冬，只是第一场雪尚未落下。我们在M省遭到了围困。您或许听闻过这场战役…到后来，粮草快要耗尽，人还能节省气力，马却已倒得差不多了。对骑兵而言，这约等于失去了突围的全部希望。层层叠叠的步枪和重炮面前，手持冷兵器的人就是活靶子，是草丛里的鹿或兔子。有人率先撑不住，自己抹了脖子；也有人策划逃跑，在当上俘虏前先为野草肥了田。约瑟夫在后者之列，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自打汉斯死后，我就再没和他说过话。他们一行人半夜出发，猫着腰躲在草里前进，其中一人踩断了枯枝，几声枪响后就再无动静。我那夜没能睡着，在营帐外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一早，几位长官就紧急合计：趁粮食尚未见底，应当派一队人去寻找援军。这一队人或许走不出草甸，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但必须有一个奔头提着这群士兵的脖颈，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手中的马刀也锋利，万不能让他们低头看见投降两个字。一支敢死队当即组织起来，选了些没有妻子儿女的人，由冯·阿森海姆上尉带头，即便他手上其实戴着婚戒。我——或许只是想透透气——也或许出于想让这痛苦快些结束的渴望——也主动报了名。他望着我年轻的脸，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令人发给我一只装着少许干粮的行囊。
我们十五个人，在数百道目光的注视下，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从草甸另一头出来时还剩六个，渡过河流后还剩三个，还有一个拎着十几个死人的粮食袋子，发了疯般奔向树林深处。于是，出发后的第三天清晨，只剩我们两个还立在旷野之上了。
“你不跑吗？”他问我。
“不跑，长官。”
“好，那么跟上。”
我们向一望无际的原野走去。晨雾氤氲，天色苍茫，灰黄色的田野延展向无穷无尽的远方，潮湿的冷空气里弥漫着火药、枯草和泥土的气味。几排白桦树沉默地挺立在远处的白雾中。他走得很快，有时要停下等等我。又有那么几次，我们不得不驻足判断方向；除此之外一路都很安静。
“你累吗？”路过一处废弃的民房时，他突然问我。
我当时已经快感觉不到双脚了。
“累，长官。”我如实回答。
“我们稍歇一会。”他说。
这里隐约有股腐臭气，可是没得挑了。巡视一圈后，我坐在墙根下歇息，上尉则拿着地图和指南针到屋后去，规划下一段的路线。我又困又乏，没多久就靠在灰墙上，上下眼皮打起架来。即使他拿枪托砸我起来也无所谓；我想着，任由眼睛闭上了。突然，一旁的枯草丛里钻出一只血淋淋的人手，一把摸上我的脚踝。我吓得当即清醒，放声大叫：
“长官！长官！”
冯·阿森海姆立刻从屋后跑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凑近，用马刀猛地撩开枯草——先是惊飞起几只乌鸦；随后露出一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以及穿着敌军制服的上半身。这是一个士兵——一个活人——或许只能说是半个，因为再往下看，那双腿已经很难称之为腿了，一摊血肉腐烂发黑，上面爬满蚂蚁和各类蝇虫。这副尊容只可能是我们骑兵部队的杰作。铁蹄踏碎他的半个身躯，战友或敌人搜走他的武器和物资，留他等死，不知已躺在这里流了多少天的血。此时，他正缓慢地转动两只空洞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冷冷地瞧着我们。
这双眼睛先把我上下打量了个遍，使我打了个寒颤。之后它们就不再动了，只死死盯着我们手中的马刀，胡须底下干枯发皱的嘴唇微微开合起来。
我下意识用唇语学了一下，才发现他正在用德语说：“请”。
——下一句是：“谢谢”。
请。谢谢。您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我在震撼中呆在原地，冯·阿森海姆却回过身，把刀收回鞘内。他从枪套中取出手枪——检查弹药——上膛，动作远比平时要缓慢郑重许多。举起枪时，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见类似怜悯的神情。
“回去接着休息，”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一刻钟后出发。”
我没有离开，而是眼看着他冲士兵的额头扣动扳机。枪响之后，那双眼睛终于合上，嘴角挂着微笑，像是陷入了安眠。我另找地方坐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之后的半天里我们谁也没说话。我感受枯草擦过脚踝，听着远处的炮响，脑袋里想东想西，久久不能平静。多可笑吧，出发前我还以为自己是求死的人！冯·阿森海姆走在前面，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晨雾散去之后，这片田野原来没有多大。我们在阴沉的天空下奔走，没多久就到了另一端，之后躲开一小队敌军，穿过又一片树林，淌过小溪。冯·阿森海姆用面包碎诱捕了两只乌鸦，因为干粮快要耗尽了。我们在溪边生火，把它们烤熟吃掉，这期间也一言不发。出来是另一片和方才一样的旷野。脚下仍是灰黄色的枯草，天上的稠云愈发阴郁，向下低垂，像要把人压死在地面上。路上我们搜了几具尸体，一无所获。之后是又一片田野。这些田野好似永远没有尽头，好像有人不断把走过的路接在最前端，重新向我们推来，而我们二人其实从未离开过原地半步，远方的目的地也从不存在。世间的一切声响在沉默中无比清晰，田鼠从脚旁窜过，囤积过冬的粮食，麻雀在田间叽叽喳喳，欢腾地捡食满地的草籽。有风来时，整片原野沙沙作响；坐下休息时，又能听见甲虫爬在草叶上的声音。炮声渐渐靠近，又渐渐远去，很快又隐约能听见了，那是另一条战线。而我们只是继续走着，拖着疼痛的腿，用枯死的树枝作手杖。于是这些声音逐渐消融在世界的表面上，与阴云密布的天空连成一片。我们行走在一片喧哗的寂静里。
约摸到了傍晚，当漫天的乌云都转为暗灰蓝色，田野也笼罩了一层黑纱时，终于闯进了第一声非同寻常的响动；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十几个，第几十个。那是鸟儿振翅的声响，但远比麻雀要大而有力的多。无数个黑色的影子忽然从晦暗的杂草丛中腾空而起，嘶哑的嗓子啼叫着，直冲昏黑的、密云翻滚的天际。
是乌鸦。成群结队的乌鸦。它们展开漆黑的翅膀，接二连三地向天空飞去。霎时间，千百个挥舞双翼的模糊黑点散满天穹，叫声层层叠叠，震耳欲聋。它们嬉戏着、打闹着，召集结群觅食的同伴，一圈一圈地在云层下盘旋，久久不散。
我们都不禁驻足，仰望这漫天翱翔的黑鸟，身前身后都是羽翼扑腾的声音。倘若我们现在死去，不出一晚，骨头就会干干净净地散布到田野各处，连军服上闪亮的纽扣也会被叼走，放进巢里，什么也剩不下。片刻之后，上尉招招手，示意我继续赶路。乌鸦在空中纷飞许久，直到下一片野地里，也仍有一小群跟在头顶上徘徊。鬼使神差地，迈开步子时，我竟轻轻唱起来：
“Krähe, wunderliches Tier,
乌鸦啊，你这个怪物
Willst mich nicht verlassen ?
干吗要紧追不舍？
Meinst wohl, bald als Beute hier
是不是想要，马上
Meinen Leib zu fassen ?
把我的尸体吞噬？”
您或许听过，这是舒伯特的一首歌曲，《冬之旅》中的《乌鸦》。当时的我并未想起它的名字，它只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因沉默和疲劳而不堪重负的脑海里，一时没看住，从喉咙里溜了出来。唱完后我赶忙闭上嘴，上尉如常地走在前面，好像没有听见。但是，几步之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轻轻接上了后半段：
“Nun,es wird nicht weit mehr geh'n
不过，很快我就不会扶着拐杖
An dem Wanderstabe.
继续在大地上流浪
Krähe, laß mich endlich seh'n
乌鸦啊，你倒是真的
Treue bis zum Grabe!
忠诚地伴着我到了坟上！”
那声音浑厚而熟悉，我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以为旷野里藏着其他人。您已经猜到了：正是冯·阿森海姆上尉在轻轻吟唱。这位老练的军官其实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借此与他攀谈后知晓了这一点。他也喜爱舒伯特和贝多芬，以及在当时还是新锐的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他读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埃达》与《尼伯龙根之歌》；歌德和席勒他爱不释手，往国外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也全都熟悉。接下来的一路里，我与他不断聊起这些东西。原来在没有军营的地方，军装不过是有肩章和饰带的衣服，军人也不过是人而已。他很好相处，我说俏皮话时他会发笑，点评起作品来也颇有些冷幽默。这一路不再像是行军，而有点像是长兄带着弟弟出门郊游；只是郊游时不必穿着这样脏污的服装、拖着这样站不住的双脚，也不会带这样空荡荡的干粮口袋罢了。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山坡上烤着火，冯·阿森海姆从林中回来，把一只兔子丢在我脚边。
“最后一个了。”他说。
“什么，长官？”
“还剩最后一颗子弹。我们不再打猎了，除非能缴获一把步枪来。”他在火边坐下，说，“否则就要另想办法。”
自从面包碎都用完后，我们获取食物全倚仗他这把手枪。我一边给兔子剥皮，一边问他：“我们去袭击敌军的步兵吗，长官？去找落单的？”
“不，我们去死人身上搜。”
“可这一路上已经搜过好几个了，长官。什么也没有。”
“再往前走会有的，”他说，“再往前走会有很多。”
我猛地抬头。他眺望着远处的树林，神情复杂。白天时，那边曾传来几阵无比清晰的炮响；我听得太习惯，竟忽视了。
“穿过树林就到前线了。”他顿了顿，“我们要往前摸大概二十英里——或许能碰见大部队的侦察兵。在这之前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当时尚未完全明白“靠自己”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模糊的、恐怖的想象攫住了我，经后来证实，远比实际情况要可怖得多。总之，我听见这话怔住了，并很快感到怕得要命。我照常烤好兔子，上尉还多分了一条兔腿给我，叮嘱我吃完早睡，保存体力；可我只想呕吐。我硬塞下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面朝树干躺下，假装睡着了，其实军大衣下的身子一直在发抖。我早该想到，这段旅途必然会有一个结束；可是人何其容易欺骗自己！那些文学、诗歌与音乐，战前那个深刻、平和而美妙的世界只需在这一路的谈话中绽放出一孔光芒，就已把我的心哄出了那具护着它的木头壳子，此时被恐惧攥了个措手不及。汉斯、约瑟夫和诸多张我曾骑马扫视过的惨白面孔开始对我说话。还记得你曾想象过自己的若干死法吗？他们说，或许马上就要成真了。想一想你母亲悲伤的脸吧，你从来就不该离开家。想一想你走时未婚妻垂泪的眼睛。
我伸手去掏军服胸前的口袋。刚入伍时，这个动作曾是我的习惯，却已很久没有做过了。月光下，临行前她给我的那只手帕静静地躺在手心里，角上绣着她的名字。它仍然白白净净，边缘平整，仿佛还能看见许久之前我自己把它洗好、叠好，小心翼翼揣回来的模样。我握着它，手放在心口越攥越紧，死死咬着嘴唇，恨不得要把它吞进胸膛里，直到背后不再传来动静，才敢无声地哭泣起来。我害怕——我想回家。我不想逃跑，但我想回家。我不想让人用矛戳刺，或者让子弹打成筛子。我不想被马蹄踏碎双腿，或被弹片削去一半头骨。我怕树林那头的东西把我弄死，更怕它放过我，让我更加恒久地遭遇这一切。我想回家。
一个高大的人影在泪眼模糊中投在眼前的地上。是上尉，原来他还醒着。我恐惧地瑟缩了一下。在我看来，他可以半路与我谈天，也可以随时杀了我。那最后一颗子弹就够他马上押着我到前线去。
没想到他只是蹲下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古斯塔夫，”他头一回叫我的名字，见我这张哭得皱巴的脸，却不知该说什么，愣了好一阵。“起来帮我生一下火。”他最后说。
我们夜里睡觉时是不留火堆的。我还是吸溜着鼻涕爬起来，拿火石把没烧完的柴火点燃。他从旁边捡来些树枝丢在火里，在篝火另一边坐下。我们无言对坐了一小会。他冷不丁地又问道：“别人送你的么？”
他是指那只手帕。“她叫阿格尼丝。”我回答，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他默默等我哭完，从自己胸前的口袋里也掏出一只手帕，递给我看。那上面绣的字难以辨认，简直歪得像蜈蚣爬，旁边还有几朵小花。倘若不说，还以为会是小孩子绣的。
“我的家人——或者说，我妻子。”他说，“她叫埃拉。”
我们促膝长谈一整晚，互相聊起各自的家人和战前生活。到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他一点。他前年刚刚结婚，在此之前已快要忘记军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原本的家庭堪称显赫，却只剩下他一人，具体经历我答应为他保密。他从军是为还债，因自己带来一匹战马而入选，到别国疆土上参加了两场战役，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了。算下来，他入伍那年和我是一样的年纪。
“您也曾害怕过吗，长官？”我问他。
他沉吟半响，说：
“如果说是鲜血与伤口带来的震悚，那么我和你一样，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至于别的——至于流血会带来的结果——我没有为它而害怕过。”
“为什么，长官？难道您不怕死吗？我当然知道您不怕——您一直以来看着都不怕——但是——”
“那你又为什么怕死呢？”他反问。
“因为人人都怕死。”我愣了一下，说，“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死了就再也去不了剧院，看不了书，见不到您与我聊过的那些美好事物，也再见不到家人的脸。”我想到这些，眼泪差点又往外冒，“…死了之后世界就消失了。许多以后可能做到的事也再也无法完成了，只能孤独地躺在土里任虫子咬。”
“简而言之，死去之后不再有‘以后’。”
“是的，长官。”
“你这一路累吗，古斯塔夫？”他突然问我。
“累，长官。又累又饿，并且脚疼。您一定也很难受。”
“路上你期盼前面的风景吗？”
“说实在的，不期盼。它们都一样。再好的风景也只能让我从脚痛上分一时的神，不能使我身上好过半点呀。”
“假使有人跟你说,这条路上有许多风景可看,却要一刻不停地走上几十年呢?”
“这不可能，长官。还有人等我们喊援军呢。”
“假如没有那些人，只有一条无限延伸的路。你是没有目的地在走，途中时而有些小路标，但并没有一个最大的、永恒的目的地来让你遭受折磨。除去疲惫和疼痛外，你没有任何敌人；你也没有任何友人，他们本就都奔波在自己的道路上，只是偶然同行，终有一天要离开。只要不遭遇致命危险，你就要永远独自走下去，永远得不到舒缓和休息…”
“那我还不如现在就穿过树林去！”我惊叫道。
“这就是我不怕死的原因。”他说。
我怔住了，心灵受到冲击，却没有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今日也没能切身理解。我脑海中只莫名浮现出那个躺在草丛里等死的军士，仿佛那双平静而绝望的眼睛又向我望过来。他见我这副呆愣模样，也没再讲下去，转而聊起此前的一些见闻。他坦白最初选我做侦察兵只因我个子小——又向我解释了汉斯的事，我则说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我告诉他，战争结束我就要退伍，再也不想当兵了，而想当一名作家，并把记事本拿给他看。他就着火光仔细阅读一遍，问我：
“那你到时候会写部队里的事吗？”
“不会，”我吸着鼻子回答，“不写。一点也不写。我要把它们全忘了。”
您如果曾经读过我的所有作品——虽然，应该没有傻瓜这么干——就会发现，我确实信守了第一个承诺。至于第二个，倘若事情到此为止，我还多少有些忘掉的把握；有了后面发生的事，就不可能不记上一辈子了。
第二天清晨，天空刚刚泛白的时候，我们就出发穿过树林。战场远比预想的要空旷；上尉检视了几处弃置的车马营帐与士兵遗体，得出结论：双方都已经在撤离了。这代表我们相对安全，但必须走得更快，才能撵上大部队的脚步。干粮一下子充裕起来，我们还一人背了一把步枪，上尉现教我用刺刀防身的招式。他好像什么都会。我们一刻不停地前进，遇见敌人就虚张声势，只有两次真的与人火并，好在没有人受伤。而越往前走，我就越忐忑：昨晚的谈话只是一时的安抚，到这时，活着与死都使我惴惴不安。很快，帝国部队的旗帜就在地平线上向我们招手，冯·阿森海姆却扭过头，对我说：
“你可以走了。”
“什么？”我震惊地望着他。
“我会说你在路上受伤，不得不把你抛下。你回家去吧。”
同他所作的每个决策一样，这是近乎完美的考量。只要他肯放了我，没人会检查地上的千百个死尸中是否有我一个；其次，我只要躲一阵子再回家，谎称被平民搭救，也不会背上逃兵的骂名。但是，那意味着他要独自穿越前方交战的区域。我望着炮火连天的草场，喉咙一下子叫硝烟呛住了似的，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再往前走一段，长官。”我嗫嚅着说，“我——我到断墙那边再离开。”
旷野上远远地立着两间破屋的残骸，屋后连了一条小径，直通远方的村庄。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抬步向前走去。我默默跟在他身后。其实带着我对他反而是累赘，我知道。但是——唉，就当我没有那个胆量吧。我总是如此，没有胆量前进，也没有胆量离开。我们伏低身子，小心翼翼地绕开一切会动的东西。偶有士兵发现我们，呼声还没出口，就倒在上尉的枪口下。又一轮炮击开始了，大地为之震撼，一轮又一轮的耳鸣间能听见战马的嘶鸣、人的呐喊，兵器相击的铿锵声响，以及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两个人像野兔一样隐藏声息，踏过一具具尚有余温的身躯，躲避着头顶上掠过的一切。一直到破屋前，上尉才停住脚步。他看看我；我知道这是分别的时候了。
我望着那双冷峻的银灰色眼睛，突然感到无比歉疚。
“长官，谢谢您…我…”
我语无伦次地向他道谢，他却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一下子慌了——是我说错话了吗？还是他改变了主意？我惹他生气了吗？他要对我拔出手枪来，还是有什么话要叮嘱我？难道我已经错失了逃脱的机会吗？
“趴下！”他突然大吼一声。
话音未落，一枚炮弹破空而来，落在我们身侧。——他刚在看的其实是我后方。一瞬间，天地倾覆，沙土扬满天空，可怖的震响伴着几声尖锐的哨音炸破耳膜，之后是自己的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我眼前一片漆黑，耳中嗡鸣，过了不知多久，周遭的世界才再次露出模糊的一角。我晃晃脑袋爬起来，晕眩中看见冯·阿森海姆上尉躺在不远处。
“长官！”我喊道。没有回应。我赶忙摸过去找他。他半侧着伏在地上，看上去没什么大碍，灰眼睛冲我眨了眨。我松了口气，伸手就要拉他起来。他一只手任我拽着，翻过身来——另半边的脸与手已经被血染红了。
没错，是弹片。破碎的弹壳击中了他的左眼和左侧腹。具体的严重程度难以知晓，因为他眼眶里不住地往外涌血，腹部的口子则用手死死捂着。我们的军装是黑色的，流了多少血也看不出来。我搭着他向那片曾是民房的废墟走去时，只感觉半边身子都湿漉漉的。到了断墙后面，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哭着喊他，不断晃他，他才艰难地睁开眼。
“古斯塔夫。”他轻声叫我。我立刻止住哭声，认真听着。
他用沾满自己血的手搜寻衣兜，掏出一个小小的丝绒袋子，塞在我手里。一种平静的、释然的感伤出现在他脸上。
“我估计活不成了…如果你返乡，请帮我把它转交给我的妻子…就说是我送她的圣诞礼物。”他轻轻地说。
他的手缓缓垂下，眼睛也合上了。我吓得大声叫他的名字，慌忙去探他的脖颈。万幸，还有微弱的脉搏。大概只是失血过多，陷入昏迷，但也随时可能死去。倘若是他本人路过，见到自己这副样子，大概会一枪给个痛快吧。我浑身颤抖，大喘着气，惊恐地望着周围的原野。你得跑——你必须得跑，我内心大喊着。那条小道就在眼前。你只要闭上眼睛，闷头往前冲过去，装作没有人和你一起来过。快走，快走呀！你为什么不动？他早已做好这种准备，哪轮到你来替他抉择？支起你的两条腿，古斯塔夫！站起来呀！
可他还活着。他还在呼吸。他的胸膛还在微微起伏，那两道骇人的伤口还在流血。这是一个活人。一旦面前是一个活人，我的双腿就失去了效用。这正是这件事残忍的地方：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选择，而我本不必选择的。我希望自己能有选择的时刻有很多，唯独不是在这个时刻呀。
我困在他身边，恐慌而茫然地蜷成一团，死死盯着地面，直到枪声、炮声、人声与马声在听觉里都消融成一片。之后我做好了决定。
我要跑。我要离开。离开之前，我要先给他找个能躺下的地方，这样他死时不会太难受。我去破屋里拾来一块烂床板，费力地将他架起来，平放在上面。床板前连着一个铁架，拴根绳子正合适。何不多干这一点呢？包里正好有绳子。把结系好我就离开。这里地面平，还勉强可以拽动，到了草地上就不好说——好了，我要走了。——我从没有拖过这么重的东西，脚仿佛焊在地上——就到这里了。最后几步，然后我要回家了。晚安，冯·阿森海姆上尉。——村庄里有能治这种伤的医生吗？
我拖着他——往大部队方向，行走了大概两英里吧，我记不清了。到后半程，我已累得说起胡话。我甚至背起《伊利亚特》里的诗篇。您曾见过做苦力的赫尔墨斯吗？在当时的谵妄中，我便是了。远处传来马蹄声和人的呼叫，是德语。我两腿一软倒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时，已是在后方的营帐里；两名军官站在一旁俯视着我，门口还守着一位端着步枪的士兵。
那目光并不友善，现在想来，是冷酷的、审视的眼神，大概以为我是逃兵。当时的我却顾不了那么多，低头看看完整无缺的身体，嚎啕大哭起来。他们面无表情地看我哭得浑身颤抖，几近窒息。为首的军官发问道：
“哪个连队？”
我这才如梦初醒，想起此行的使命。
“莱茵兰第七枪骑兵团，长官——第二、三、四中队——我们在T市郊外全员受困，请求支援！”我带着哭腔喊道。
两位军官对视一眼——站得靠后的军官松了口气，说：
“我早和您说过——威廉不是那样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支步兵上周刚因潜逃的士兵而付出了惨痛代价，如果不是后面那位中尉与冯·阿森海姆相熟，极力保下我，我险些就给枪毙示众了。后来与他谈话时，我才得知：幸好多走了那两英里；但凡再离远一点，他们的骑马巡查小队没有望见，我俩就要双双死在原野上了。
“他还活着，长官？”我问他。
“伤情太重，野战医院没有条件。”他摇摇头。“将军亲自安排，送去后方医院——眼睛大概是保不住了；至于性命，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我听见却大为宽慰。至少我付出的代价——即此刻身处此地——并非完全没有效用。他见我手里攥着那只小丝绒袋，问起那是什么。我说明原委，递给他看。
“我与他是同乡，妻子与他夫人是朋友。”他说，“交给我吧。如果他…由我们告诉她，对她来说会容易些。”
我点点头，这事就算交出去了。援军出发时，我尚站不起身，又有功劳，因此他们留我在营里修养，不用随军指路。我住在不认识的士兵中间，听着炮火的声音，白天逗营地附近的乌鸦解闷，晚上独自流泪，哭自己，哭这一路的所有事，也哭别人。连续很多天没有上尉的消息。半个月后，突然从医院来了一封信，字迹工整、措辞讲究，署名：威廉·冯·阿森海姆。
他感谢我救了他。既然你已回到部队，他说，如果想要晋升的话，我可以为你写推荐信。
我找人借来纸笔，回信道：
我想回家。
这时其实已隐隐有战争即将胜利的传言，但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已受够了这身军装，受够了周遭的一切生与死。在我看来它们永远不会放过我。他效率很高，不消几日，为我说情的信件就已寄到营里。将军看过之后，对这怯懦的新晋英雄大手一挥——我就背上行囊，像来时一样，踏上了归乡的路途。
这就是我军旅生涯的结束。
您问之后吗？这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冯·阿森海姆。是的，他活下来了，除去少了一只眼，没有什么大碍。按照我们在路上结下的友谊，我本可以继续与他通信的，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有我故意想远离那个本就不属于我的世界的缘故。另一方面，我也是自顾不暇了。我回到家，才得知母亲已经过世。战争打响的时候，她就忧虑得病倒，零星的两次探望中也只是越来越严重；早在三个月前，她所遭受的折磨就已经结束了。阿格尼丝怕我悲痛，不敢写信告诉我。我们一同处理好后事，次年结婚，过了三五年幸福的日子，之后她也染上肺结核，离我而去。我们没有孩子，我于是成了孤家寡人，就这样过到现在。这栋宅子就是与她结婚时置办的。经过所有这些，我竟反倒觉得世界可爱，决心连她与母亲的份一起好好活，于是开垦花园，修缮了所有这些陈设。至于冯·阿森海姆——他因这次求援升了军衔，回去继续服役；我在后来的一些战报上见过他的名字。之后他销声匿迹了几年，再出现时已是其他市的议员和商人，记得您那边还曾写过有关他的文章吧。他确实适合做政客，远比当军人要合适得多。
——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有意思的。倘若您是想拿去写个专栏什么的，这点东西恐怕不太够——对，对，我知道；关于H市发生的惨剧*，我已经听说过了。真是令人扼腕痛惜呐。我想他本人对此的评论会比我们这些耍笔杆的人都深刻得多，可惜再没机会看见了。您当真不留下吃饭么？那好吧，再见！出门时当心些，别让乌鸦抓着您的头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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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为后续主线剧情，威廉·冯·阿森海姆在20年后的一场刺杀中中弹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