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永生平相關

（一）柳永家世相關研究及其考證

目前世面上流傳的關於柳永生平之說，多有穿鑿附會，以訛傳訛之弊，這裡僅就通行版本及已有學者做出的考證進行梳理，另列出有確切年份可供對照者，方便參考。

1， 柳永之家世，有確切記載者，先簡錄如下。

祖父：柳崇

“既冠，屬王審知據福建，以公為沙縣丞。時審知殘民自奉，人多衣紙……（崇）因自誓終身為布衣，稱處士而已。”（王禹偁（954-1001年）《小畜集》卷三十《建谿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墓碣銘併序》）

“以儒學著名，終身御布衣，稱處士。天德帝……召補沙縣丞力謝不往。後諸子仕宋，法當推恩，崇戒之曰：「不可奏請以奪吾志。」未幾，卒。宋累贈工部侍郎。子宜（柳永父）、宣、寘（音同志）、宏、宷（音同沈）（密）、察，俱為顯官。”（吳任臣《十國春秋》）

【存疑】王審知卒於後周同光三年（925年），按考證時年柳崇才八歲，王審知不可能召他補沙縣丞。按《建寧府志》、《崇安縣志》及《十國春秋》，非王審知而為王延政。

（註：

王審知（862-925年），被譽為開閩王，在福建向以美名傳世，福州至今仍存閩王祠以為紀念，與王禹偁《墓碣銘》所言“殘民自奉”全不相符。

王延政（？-951年），王審知之子，閩末帝，據傳其在位時，軍事活動不斷，橫征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後敗於南唐李璟，敗後被俘。

據此，《墓碣銘》所稱王審知當為王延政才文實相符，至於是王禹偁之誤，亦或後世流傳中出現誤差，無法得知。王審知在閩至今傳名，而王延政之名早已被遺忘，許是導致此訛誤的原因之一。王禹偁與王審知年代相差不遠，想來不應出此謬誤。）

父親：柳宜（其餘叔父略，名見上）

生於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南唐時官至監察御史。

“雍熙二年乙酉梁灝榜：崇安縣柳宜，工部侍郎。”（乾隆修《福建通志》）

“雍熙二年乙酉梁灝榜：柳宜，五夫人，戶部侍郎。”（民國修《崇安縣新志》）（註：五夫為地名，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東南部，有“鄒魯淵源”之稱。崇安縣即今武夷山市前身。）

【存疑】薛瑞生先生認為此二書記載皆有誤，按宋代官職考證，柳宜景德四年（1007年）年七十歲，已致仕（即交還官職，退休），終官中行員外郎，絕非工部或戶部侍郎這樣的顯宦。（詳見薛瑞生《樂章集校註（增訂本）》，《增訂本前言》一章，〈一、柳永的家世〉部分。中華書局出版。）僅列此處以供參考。

長兄：柳三復，生卒年未查，天禧二年（1018年）進士。

次兄：柳三接，生卒年未查，景祐元年（1034年）進士，與柳永同年。

子：柳涗，嘉祐八年（1063）進士。

“柳涗，丹徒人。擢（音同卓）慶曆六年進士第，為陝州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當制，其詞云（略）。”（［宋］劉宰《京口耆舊傳》卷一）（丹徒，即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

“慶曆六年賈黯榜：柳涗，三變子，著作郎。”（《建寧府志》）

“柳永有子名涗，字溫之，慶曆六年賈黯榜。官至著作郎。”（康熙《崇安縣志》卷七）

【存疑】薛瑞生先生認為若按劉宰所言，柳涗改官之制文為鄭獬所寫，然鄭獬為皇佑五年（1053年）狀元，按時間推算不可能給柳涗寫制文，因此薛先生認為該說法中的時間可能有誤。（詳見同上）此條僅列於此以供參考。

侄：柳淇，皇佑元年或五年進士。

記載中於鎮江發現的柳永墓碑殘存墓志銘《宋故郎中柳公墓誌》為其所撰。

孫：柳彥輔（據［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載《書贈日者柳彥輔》曰：“柳彥輔是耆卿之孫，決王公貴人生死禍福。（後略）”）

（另附）

王禹偁（954-1001年），白（居易）體詩的代表詩人之一，根據其《小畜集》中收錄的詩文判斷，他與柳永之父柳宜應是相交多年的友人。

2，柳永其人

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更名永，字耆卿。生卒年不詳，正史無傳，宋人筆記多載其軼事，然真假難辨，出處存疑；其間以訛傳訛，相互駁斥者亦多，若以嚴肅態度議論，不應作歷史宣揚。

A，關於柳永更名之傳說有二：

① 為擺脫（朝廷對）“柳三變”之“（風流）惡名”的印象而改名：此說全不符邏輯，因即便改名，入仕途也要查證出身家世，不可能隱瞞，且若真能隱瞞，柳三變=柳永之事也不可能盡人皆知，故此說純屬小說家言，實不可信。

② 因病而更名，乞壽之意：永、耆二字，皆有長壽之意，此說較為可信。

生平相關梳理見後文。

B，確切生卒年不詳，作為詞家主要活躍於北宋真宗和仁宗年間。

關於柳永生卒年，目前學界較常引用的是唐圭璋先生的【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說（參見唐圭璋《柳永事跡新證》），此說主要根據為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所載的，柳永與孫何相交說，即柳永作《望海潮》投贈孫何（公元961-1004年）之事。

【疑點】若按雍熙四年說，結合《宋史•孫何傳》的記載，柳永投贈《望海潮》一詞時，最多不過十幾歲，以《望海潮》一詞所達到的藝術完整度，至少當是柳永的創作水平已達到一定高度時的作品，絕非是少年所為。有柳永少年時期所作七律詩《題中峰寺》留存可對比，此詩“對仗工整，格律謹嚴。然語乏新意，意境平平，顯然是一個少年的試筆之作”（曾大興《柳永和他的詞》語）。（按薛瑞生《樂章集校註（增訂本）》中之考證，柳永僅在淳化元年至淳化三年，即990-992年間在故里崇安，此詩當作於此時。另，按書中所引明嘉靖《建寧府志》所云，中峰寺位於武夷山中峰山麓，為當地名勝。）

而關於所謂的投贈孫何說，吳熊和先生在他的《柳永與孫沔（miǎn）的郊遊與柳永卒年新證》一文中做出了較詳盡的考證以證其偽。考證內容簡錄如下，詳見吳熊和先生本文。

① 孫何一生仕歷相當清楚，其並無“知杭州”，“帥錢塘”之事；

② 孫何為兩浙轉運使時治所在蘇州而非杭州，且轉運使之官職，與詞中“千騎擁高牙”語並不相配，“千騎”一詞向來專用於太守、知州一類官職；

③ 柳永有《早梅芳》一詞上孫資政，該孫資政即孫沔，“致和元年（1054）二月壬戌，孫沔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宋史》卷二一一《宰輔表第二》）按吳熊和先生考證，柳永《早梅芳》一詞所述，與孫沔經歷正相符（可證柳永卻曾有寫詞投贈孫沔之舉）。

④ 孫何文名久著，“篤學嗜古，為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且與柳永家族似有世誼；而孫沔雖有平叛之功，然史謂其“跌蕩自放，不守士節”，且文名不稱。又，草書與行書中，“何”與“沔”字型相似，或是因此而導致傳抄之訛誤亦未可知。

由此可見，唐先生根據“投贈孫何”而推斷出的柳永生年似並不可靠。若根據吳熊和先生的這份考據，柳永卒年1053年說也當推翻，因其至少1054年時還在創作。（又見薛瑞生言，“直至嘉佑三年（1058）春柳永尚在汴京寫《臨江仙》詞贈劉敞。”）

而薛瑞生先生認為，唐先生“雖誤用材料，但推斷柳永生年卻大致不差，因此時柳永之父柳宜五十歲，已為晚年得子。”然而此言只能證明柳永生年不當在987年之後，而並非不能提前。

C， 流連坊曲，應樂工歌妓之請為詞，換取金物。

D， 與貴族士大夫階級的割裂。

關於柳永與貴族士大夫，甚至當朝皇帝（仁宗）之間產生矛盾的故事甚多，如為改官事求見晏殊，或是因寫詞忤仁廟，或是被仁宗貶斥，或是被蘇東坡所鄙薄等等，不一而足。其事雖不同，但其中心卻都相同，便是突出柳永【被貴族士大夫和政治中心所厭惡和排斥】的形象。

（柳永為磨堪改官之事拜見晏殊卻被嘲諷而退之事，出自張舜民《畫墁錄》。張舜民，生卒年不詳，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士，他究竟如何得知數十年前發生在晏殊府中之事，甚至連二人之對話都一清二楚？存疑。）

這些故事到底有幾分真實，如今恐怕早已無法查證，但無論是真是假，其實都反應出了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階級對柳永及他身後平民化文學的排斥和厭惡。

（*關於蘇東坡之言是否有鄙薄柳詞之意，學界也是兩說，讀者自由心證吧，誰知道呢？）

柳永被貴族士大夫階級幾乎眾口一詞的排斥可說是事實，但他是否如傳言一般也被仁宗所厭棄，卻似有該檢討之處。

首先宋仁宗乾興元年（1022年）至1067年在位，繼位時年僅13歲，其實是劉太后垂簾聽政。若柳永確實在這段時間被朝廷貶斥，也當是太后之意，而非仁宗本人。（薛瑞生先生認為，這可能與柳詞中有對真宗佞道，演出“天書”鬧劇之事的腹誹有關。薛先生認為柳永《玉樓春》「昭華」「鳳樓」等詞有暗諷之意，但也有很多學者認為這些詞祗是單純的應製聖頌，並無諷刺之意。吳熊和先生考證《宋史•禮志》，對照柳詞中內容，認為“柳永可以說是‘忠實地’根據真宗‘佈告天下’的御撰《聖祖臨降記》來寫這兩首詞的。”（見吳熊和《柳永與宋真宗“天書”事件》一文）

（*我個人更認同吳熊和先生的說法，因為縱觀柳永詞，實在見不到他流露出什麼“諷刺”“尖銳”的情感，就連被錢鐘書先生評價為“（跟王冕的《傷亭戶》）可以算宋元兩代裡描寫鹽民生活最痛切的兩首詩”之一的《煮海歌》，其情感中心也是圍繞著“為民請命以求上達天聽”，而並不帶諷刺之意。）

1033年（明道二年）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改元景祐，柳永便是在景祐元年登第，授陸州團練推官，為初等幕職官。

景祐元年的開科取士，不但擴大了進士及諸科名額，而且特開“恩科”，因此這一次取士特多。有學者便因此認為，柳永可能是以恩科而登第。但吳熊和，薛瑞生等先生根據宋代官制考證，柳永的科第名次乃是第三甲，而非作為“恩科”的特奏名。

柳永之侄柳淇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誌》（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引）殘文有言：

“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闋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授西京靈台令*，為太常博士。”

按此說，柳永似乎並不，至少在一開始並不為仁宗所不喜。

（*按薛瑞生先生之考證，此靈台令應為【陵台令】。其考證曰：“宋之西京即今之洛陽，屬京西北路；而靈台縣在涇州，屬秦鳳路，豈能連稱「西京靈台令」乎？”又曰：“……（宋）宣祖、太祖、太宗之陵寢在鞏縣永安鎮（今河南鞏縣南），合稱「三陵」。其後北宋各朝帝王除徽、欽二帝外皆葬於此……至真宗時，為尊崇祖宗，始置陵台令，兼管永安縣事（後略）”。而明代修《鎮江府志》，去宋已遠，修編者不知宋之典章制度，誤將「陵台」以為地名，而以為只有「靈台」而無「陵台」，遂成此誤。）

而《墓誌》中所稱“柳郎中”“寵進於庭”之言，羅大經認為此不過“諛墓之詞”，但薛瑞生先生根據宋代官制，以及對比柳永同年其他進士的升遷情況，證明了柳淇此言並非阿諛之詞，而是實說。具體例證請參看薛瑞生《樂章集校註（增訂本）》（中華書局）中《增訂本前言〈二、柳永生平行實〉》一章，此不贅述。

按薛先生的相關考證，柳永終官並非屯田員外郎，而當是前行郎中（從六品）的可能性為大，至少也當是中行郎中（從六品）。

3，柳永卒年

按前引吳熊和先生和薛瑞生先生所言，柳永至少在至和元年（1054），甚至嘉佑三年（1058）還在創作。

而又據：

“范蜀公少與柳耆卿同年，愛其才美，聞作樂章，歎曰：「謬其用心。」謝事之後，親舊間盛唱柳詞，復歎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盡形容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註：范鎮，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到熹（嘉）佑中太平景象。（中略）是時予方為兒，尤想見其風俗（後略）。”（［宋］黃裳《演山集》卷三十五《書〈樂章集〉後》）

（註：黃裳，字冕仲，福建南平人……建炎中，年八十七，卒。據《福建通志》卷四十六「人物」門載。）

按此二者所載之“仁廟四十二年太平……能盡形容之”，“熹（嘉）佑中太平景象”，理解為柳永應當在仁宗朝之後才去世，方與其文本相符。

薛瑞生先生嘗試通過柳涗的仕履來推測柳永的卒年，排除了嘉祐八年至治平四年之間的時段，因為這段時間內，柳涗參加應試，經歷改官，按宋制，守喪期間不得應試和出官等，故柳永不可能卒於此期間。因此薛先生推測，柳永之卒年的可能區間，應在嘉佑三年（1058）夏秋至嘉佑五年（1060）四月之間（算上守喪期27個月，否則柳涗趕不上嘉佑七年秋試），或在柳涗剛剛改官之後的治平四年（1067）。

4，柳永卒地

柳永葬地歷來有四種說法，除潤州（今江蘇鎮江）說外，其餘三種皆已被學界證偽，此不再表。

關於卒葬潤州一說，流傳最廣的為據葉夢得《避暑錄話》所載“王安禮葬柳”一事，先將事摘錄如下。

“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文康葛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志銘》云：王安禮守潤，欲葬之槁殯無歸者。（中略）。三變始就窀（zhūn）穸（xī）。近歲，水軍統制羊滋，命軍士鑿土，得柳《墓志銘》並一玉篦。乃搜訪摹本，銘乃其侄所作（後略）。”（明萬曆《鎮江府志》）

【註】葛勝仲，1072~1144，丹陽郡（今屬江蘇）人。葉夢得，1077~1148年，蘇州長洲人。二人皆宋代詞人。王安禮於神宗熙寧八年（1075）時守潤州。

【疑點】“求其後不得”一語，前文已列出柳永家世，其有子柳涗，有孫柳彥輔，有侄柳淇，何言“求其後不得”？且按明萬曆《鎮江府志》所載，柳永之墓志銘乃其侄子所撰，既有侄子撰寫墓志銘，又何須王安禮來出資為柳永安葬？

按薛瑞生先生考證，“葛勝仲《陳朝請墓志銘》中語，經查今存四庫本與常州先哲遺書本《丹陽集》均無此文，亦無以與《鎮江府志》核對。”其考證又引例，舉出宋皇朝標榜“以孝治天下”，官員隱匿父母之喪或不安葬父母都會受到懲罰（包括降職、編管甚至勒停）（詳例見同上）。因此柳永死後絕不可能因“槁殯無歸”，而不得不待二十年後由王安禮出於同情而為他安葬。

【引申】關於為何柳淇於柳永卒後二十年方撰其墓志銘。

可能性：

① 古人喪葬習俗：寄葬、歸葬。（詳見薛瑞生相關考證）

i. 寄葬：先簡單埋葬，待子孫發達（比如當上大官）之後再正式以相應的規格安葬。（如周邦彥安葬其父，柳宜安葬其父柳崇。）

ii. 歸葬：在外鄉去世，之後由子孫帶回故鄉安葬，所謂落葉歸根者是也。

也就是說，先人在外鄉去世，由於一些原因，其家人無法將遺體盡快送回故土，因而只能向現實妥協，先將遺體在當地先簡單埋葬，待日後有機會了，再運回故鄉正式安葬。

*參見前文【柳涗】條，柳永雖為福建崇安人，但其子柳涗在地方方志中，已被認為是丹徒人，也就是說，最晚至柳涗時，柳永一脈已定居丹徒，應是無疑。按前文，若（關於柳永墓志銘的）記載屬實，其墓便在今鎮江，而丹徒便屬今鎮江市。也就是說，若此說成立，則很可能柳永去世後，因一些原因，其後代已遷居鎮江，不再回崇安，因此將柳永之墓遷往鎮江安葬，方便後代祭祀。至於究竟是為何選擇鎮江定居，而不返回崇安，便不得而知了。

關於我國古代喪葬習俗，主要是“寄葬”一說，筆者手頭無資料可查以相對證，若有相關資料書籍，煩請推薦。

另，關於所謂 “眾妓女出資葬柳七”之說，如前所說，不過小說家言，不可作史實論。然“吊柳七”之風俗，倒也未必純為虛構之言。柳永生前長年與樂工歌妓來往，與她們共同創作，（在藝術以及作品的傳播上）相互成就，其聲名遠播，“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其去世之後，歌妓們自發為其追悼並非不可能事，一如現今有著名藝術家離世，許多同行或觀眾自發前往追悼紀念一般，實乃人之常情。只不過柳永名聲太大，所交遊者凡有名者又多為社會底層之歌妓，正符合當時民間喜愛之傳播題材（時至今日亦未曾改變），經各種傳播和文人之添筆，方成了如今所傳的“妓葬柳”說，也未可知。

此故事傳播甚廣，也是柳永諸傳說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之一，於其將其當做真實柳永的歷史，不如當做是一個柳永的藝術化（甚可說是娛樂化）了的形象，或是一個“雖因科場失意而落魄，卻意外在科場以外得以一展長材之文人”的文學意象來看待。

（關於作為文學形象的柳永之流變，可以參考程榮女士《從筆記小說“吊柳七”到雜劇〈風流冢〉——論古代作家筆下柳永形象的演變》（武夷學院學報第35卷第5期 2016年5月）一文。）

無論是“王安禮出資葬柳”，亦或“眾名妓出資葬柳”，雖然故事本身並不可信，然從其流傳之廣（尤其在宋代，流傳廣可以一定程度上反證出，它符合人們對其人其事的既定印象，或是當時人們的八卦喜好）即可證明，在當時人們（尤其與柳永同一社會階級的文人）的心目中，柳永【貧困潦倒】的形象是根深蒂固的。

這兩個故事的源頭到底自何而出，記載、抄錄並傳播（甚至加油添醋）的人們，是自何處而聞得此事，又是出於哪一種心態而將其書寫下來，如今都再難查證，然而無論他們如何更易其事（如王葬和妓葬之別），其不變的是對柳永【貧困潦倒】之形象的強調，無一例外。

那麼問題來了，出身官宦人家，父親和五個叔父，兩個哥哥都是進士（二哥與永同榜），明明連自己兒子柳涗也是進士，為朝廷命官；這樣的一個家族，即便不會說大富大貴（事實上按與柳宜相熟的王禹偁之記載，至少柳宜家在經濟上並不寬裕。），卻也絕不至於給人“貧困潦倒”的印象，可為何單單只有柳永被烙上了這種根深蒂固的印記？這到底是他本人真實生活的寫照，亦或是旁人將自己的身世，投射在了這個“一生坎坷，沉淪下僚”的“同命人”身上？甚或是敵視他的士大夫階級故意為之，借以貶低譏諷之？可惜筆者實在沒有這種能力，將那些記錄者的身份身世一一探知，若能，或許能解開一點謎團？

（*一如王灼在其《碧雞漫志》中，引用前輩（不知何人）評價柳永《戚氏（晚秋天）》曰“《離騷》寂寞前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一語，在其後評此語道：“柳（永）何敢知世間有《離騷》？”其對柳永之鄙視貶損可見一斑。

王灼此人是宋代推崇詩詞復雅，堅持“詩詞一家”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論點與以柳永為代表的平民化詞風，以及詞“別是一家”（李清照《詞論》）論，天然互斥，水火不容。他在其作中更說：“若從柳氏家法，（詞與詩）正自不得不分異耳。”由此可見，他對於柳詞甚至柳永其人的強烈鄙薄，早已超出了評論作品本身，而是一種創作陣營之戰了。）

另外，曾大興先生對此曾提出一種猜想，即柳永出身“動修禮法”的官宦世家，他本人的“浪漫性格”（所謂留戀坊曲者是也），和對市民文學的喜好，對【詞】這一娛樂文學的偏愛（*詞源自民間，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是被鄙薄的，所謂“小詞”、“詩餘”者是也，這從詞早期發展中的內容題材選擇上也可見一斑），都是一個傳統的、嚴格的士大夫家族所無法容忍的。因此即便他的叔父們在京為官，卻也不願意出資接濟這個侄子，以至於柳永需要靠給歌妓樂工們填詞換取生活物資（所謂“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多以金物資給之。”羅燁《醉翁談錄》）

（*《醉翁談錄》本質是話本小說集，柳永的很多“事跡”實際都是出自這一類話本性質的書，實在不可當做真實歷史看待。讀者們若有意研究柳永真實之歷史生平，務必要細究其原始出處。本人才疏學淺，實在無能為力。）

柳永與其家族的關係究竟如何，從他留存的詞作中幾乎看不出端倪。前期為樂工歌妓創作的詞自不必說，帶有仕途渴望的投贈之作亦可不論，縱觀其後期羈旅行役之作品，作為文學主人公的那位遠方遊子所思念的，也往往是一個遠方的“佳人”，而非家庭中的父兄妻兒；就連“友人”這類對象，都極少出現。若單從他的作品去推斷他的社交情況，似乎很容易便會得出他的交往對象全是妓女的結論，甚至還有專業書籍因此得出“（柳永）一生沒有結婚”這種明顯與其所處時代風氣不符的結論。（按古人結婚甚早，外加所謂“父母之命”，就算柳永自己真的不想結婚，這婚姻又豈是他自己能左右的？）就連他“開宋詞悼亡之風氣”（曾大興語）的《秋蕊香引》等詞，所悼念者，也不是歷代悼念詩中的主角【詩人之妻】，而是一位歌妓（按詞中“尊前歌笑”一句，此詞悼念之對象必然是、或曾是歌妓的一名女性）。

這究竟是因為他真的割裂了與家族的關係，還是僅僅因為他的“眾多詩文”都已失傳，使得我們只能通過他僅存三卷的《樂章集》而誤得出此結論？ 

無論如何，柳永自少年離開崇安後便再不曾回去，當是事實；而他詞中所謂的“吾鄉我里”，究竟是他生活不過短短數年便再不曾回轉的福建崇安，還是那個寄託了他身為文人的志向和個人快樂生活的帝里汴京，或許只有千年前的他自己知道了。

千年已過，如今的柳永早已成為古代文人——尤其是鬱鬱不得志之文人的——或是自我投射的影子，或是借“白衣卿相”自我開解的“精神領袖”，或是同病相憐的異代知音。

曾有前輩歎曰：“……寫我輩落魄時悵悵靡托，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哭不得，笑不得。”（［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中評柳永《戚氏（晚秋天）》語）此語雖為一詞評，卻何嘗不是語者真心之歎息？

一如戰國時的宋玉成了宋代柳永的異代知音那般，柳永自己也成了後世如關漢卿（元），馮夢龍（明）等平民文人的異代知音。也許，作為文學意象的柳永，早已替代了真實歷史中的柳永，成為凝固在【柳永】這個外殼中難再改變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