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
作者：【八招】蜂银
中靶：巫念桃（首狙）、五朵云、浅间、艾连、甄栩瑶、汉尼、烟落、夜雨
胜负结果：惜败
上半场人气投票：第二名（并列）
我被扔在发烫的红色土地上。
有一颗砂石，及其尖锐的，顶住我的左脸。我尽量仰起头来远离它，但被反捆着的双手和那副脚铐让我只能像一条爬虫在原地蠕动。
士兵的靴子将我翻了个面，我看着那个黝黑的面孔上扯出一排发白的牙齿阵列，他说：“你到了。”接着把我提起来，抽出匕首割开了麻绳，又一脚把我踹了个踉跄。我勉强站稳，裸露的脚趾不安地在地上抓挠，被烈日的余温炙烤着。
在我的面前是一个标准的本地村落，十几座，或许几十座矮房从大地中生长出来，像半球一般圆润，顶着锥伞模样的屋顶。一个赤裸的小孩从最近那座屋子的矮门中跑出来，看见我后瞪大眼睛，似乎是愣住了，接着被我身旁的士兵用本地的语言喊过来，两人在我身旁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接着小孩就迈着那双小脚吧嗒吧嗒地向村落深处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着一个名字。
“Kee-Ah-ma！”他喊，咕哝的喉音音节接续拖延的重音，最后用一个清音收尾，重复三遍，然后，部落就醒过来了。
第一个从茅屋里出来的是一个老妇人。弯着腰，从低矮的门洞里慢慢钻出来，站在自己的茅屋前，把手搭在眉骨上，朝声音的来源看去，又回过头来看向我们。第二个，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从屋里探出头来，盯着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第三个，第四个……猎人从茅屋里半弯着腰走出，手摸向腰间的皮鞘。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里——屋子的后面、猴面包树的阴影里，冒出头来，眨巴着眼睛。
人们像被磁场吸引的碎铁屑一样聚拢在我的面前，自然而然地形成一道弧。老人站在前面，猎人在两侧，女人和孩子在后。没人有什么动作，也没人发出任何声音，他们只是看着我——二十双眼睛，三十双眼睛？数不清。那些眼睛，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褐色，从近乎黑色的深棕，到琥珀色的浅褐，像是从肥沃的泥土到干燥的沙粒之间，所有可能的颜色。 我就这样赤裸地被这些眼睛翻阅着，他们打量我的面孔、我的鼻梁，打量我的皮肤，我的颜色。
渐渐有交谈声，低沉的、含混的，在人群之中共振着，像反复折叠的浪潮，起起伏伏，接着又是沉默，从人群之后一点点传递到最前方。与沉默同步地，人群分开一条道路，簇拥着一双眼睛来到我的面前。
那是一双蓝色的眼睛。
它看着我。
我没法从这双眼睛前逃开，因为它只是单纯地、不带情绪地注视着我。
没有任何言语，它转向士兵，士兵面对这双眼睛也放下了趾高气昂的架势，缓慢地用本地语言交流。在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注意到眼睛的主人，一个年轻的男性。
他很少开口，偶尔问两句，士兵便恭敬地回答一串内容，士兵不时向我这边看来，但他只是注视着士兵。我看着两人交谈，士兵光洁的额头上的汗珠几乎要流下来，交谈结束后，他头也不回地逃上汽车，扬起一阵尘土就离开了。
年轻的男人走到我的面前。
该怎样和本地人交流呢？我只学过一点林加拉语，但如此偏远的地带，即使本地语言同为班图语系应该也已经有了不小的交流隔阂。
“我，Kiama。”他用法语说。“你，他们叫，什么？”他说的是法语。每一个单词都是法语的单词，但每一个单词之间的距离都不对。它们被拧在错误的句法位置上，动词和主语之间有一个多余的停顿，仿佛那个动词是自己从喉咙里挣脱出来的，不情不愿。但至少我不用当哑巴了，我几乎是长出一口气，回答道：“我叫朱利安，朱利安·杜布瓦。”
他眨了眨眼：“朱—利—安，”他重复了一遍。那个“朱”字被他发得很重，像是在嚼一颗并不好吃的果子。“杜—布瓦。”然后他沉默了。他站在那里，赤着脚，腰上围着一块不知什么动物的皮革，他的嘴唇动着，没有发出声音，像是在对把我的名字拆成一块一块的骨头。
“杜，”他说。“布瓦。”他把这两个音节分开了，中间隔了一个呼吸的距离。“布瓦，”他又说了一遍，“在，这里的，是木。那个，属于<木>的。”
“杜，”他继续说，“在，你那里，是？”我张了张嘴。“是‘来自’。杜布瓦，来自树林。”他点了点头，像是终于把一块拼图按进了正确的位置。“来自<木>，”他说。然后他看着我，那双眼睛重新聚焦在我脸上，不再看我的姓氏，而是看我这个人。
“你，”他确认似地说，“为什么？”
这个问题，那个押送我的士兵也问过。那个审讯我的秘密警察也问过。他们问的是罪名，是证据，是供词。但他问的不是这些。
“我写了东西，”我说。“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被送到这里来了。他们说，我要在这里写一本忏悔录。”
“忏悔，”他重复了这个词。他的舌头在“忏悔”这个法文单词上绊了一下，然后他看着我，眉头微微皱起。
“忏悔，就是，你说，你错了？”
“对。”我的舌头几乎又要自己反驳了——
“但是，”他说，“你，不觉得，你错了。”
我无话再可说。我的沉默，在赤道的烈日下，比任何语言都更响亮。
“没有笔，这里。”他说，他带着我开始向村内走，人群沉默着为我们两个让出一条道路，又随着他的呼喊散开。
村落的中央是一片夯实的平地，像一个广场，中心立着未燃的篝火。他走过去，赤脚在其中拨弄，找出一颗木炭放在掌心里，递给我看：“Mah-Kah-ah。”他说。我看着他掌心里的那颗木炭，又看着他的脸。“什么意思？”
“木头，”他指了指地上的树枝，“它燃烧过了。现在，它是炭。”他把那颗木炭举到我面前，那双接近透明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你写，用这个，你也叫这个。”
他顿了顿：“你是，在这里，Mah-Kah-ah。”
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为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Makaa-”我试图模仿结尾那段连带着胸腔都共鸣的喉音，但没能成功。“你是这里的萨满吗？”我问，在部落中，给人起名这样的权力显然归属于民俗意义上的领导者。
他摇头的方式很轻，像是这个问题不值得用更大幅度的动作来回应。“不是，”他说，每个词之间都隔着一段小小的沉默，像是他在脑海里把句子拆成碎片，再一片一片地用不那么趁手的工具重新拼起来。“这里，没有萨满。”他停了一下，“这里，只有mganga。”
他把那个词念得很慢。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没听清，而是因为那个词本身就不应该被快速地、轻率地念出来。m-gan-ga。我看见他的舌根在第一个音节结束时抬起来，堵住了喉咙，然后鼻音从那里涌出来，像雨季的河水漫过一道低矮的堤坝。那个音，在我的语言里不存在，在我的喉咙里也不存在。
“Mganga，”我蹩脚地重复了一遍。
他没有点头，也没有纠正我的发音。“现在的Mganga，”他继续说，“不在部落里，疫病在，南方，他去治疗。” 他带着我穿过广场，来到他在一间茅屋前停下来。这间茅屋和其他的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半球形轮廓，一样的红土墙，一样的低矮门洞。唯一不同的是，它紧挨着一间稍大一些的屋子，那屋子的门楣上挂着一串已经风干的草药。
“你，这里。”他指了指那间小茅屋，然后指了指那间挂着草药的大屋子，“Mganga，我，那里。”然后我听见他的赤脚踩在红土地上的声音，沙沙的，越来越轻。然后是另一个声音——隔壁那间挂着草药的茅屋，木门被推开，又关上。安静了片刻。然后，从那堵薄薄的、用树枝和泥巴糊成的墙壁那边，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有节奏的声响，是什么东西在被研磨。
我坐在草毯上，手里握着那截木炭，在越来越暗的茅屋里，听着隔壁的研磨声。过了一会儿，矮门口有个女人的声音传来，“Mah-Kah-ah。”我走到洞口，探出头去，没有见到人，面前的地上摆着木碗，里面盛着灰白的糊。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饿，饥饿把我的胃像毛巾一般拧来拧去。我端起还温热的碗来，没有看到任何餐具，只好拿手去触碰碗中的浆糊。那灰白的糊黏在我的手指上，抬起手指时也不肯滴落，而是拉出一条长长的、弹性的丝，在空气里颤了一下，然后无声地断开。勉强送进嘴里后，扩散开来的是一种我的舌头从未学习过的质地——绵密厚重，夹杂着粗糙的颗粒。然后浮上来的是微酸的、沉闷的泥土腥味，混杂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甜味。我下意识的反呕了，吐出几口唾液和糊的混合物。我注意到一些矮屋门口黏着过来的视线，其中的热度几乎是在炙烤我，我看着碗，端起来又吞下一口，接着是另一口。
天黑了。月光从墙上的孔洞里漏进来，不是银白色的，是一种被红土和茅草过滤过的琥珀色。落在我的脚边，落在我手里那截木炭上，落在我刚才在泥地上划下的那道粗糙的黑线上。我把木炭放在干草旁边，躺下来。兽皮的气味包围了我，干草扎着我的后背。我的胃还在适应那碗不知什么植物做成的糊，温热在我的腹腔深处缓慢地扩散，像一块被埋在灰烬下面的炭，看不见火焰，却持续地、沉默地烧着。
我坐在一把金属椅子上。
一把普通的、廉价的、可以从任何一间办公室里拖出来的折叠椅。椅面上有前任使用者留下的汗渍，又或者别的体液，透过我的裤子一点点渗进来，冰凉。
我的对面坐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短袖衬衫，领口敞开一颗扣子，露出里面灰色的背心。另一个穿着夹克，拉链拉到下巴，抱着双臂靠在墙上，不打算说话。短袖衬衫的那个把一叠纸放在桌上，不是摔，是放。纸的最上面一页是我的稿子，卷曲的首页上印着我的名字，等待认领。
“杜布瓦先生。”短袖衬衫微笑着，法语的发音标准得像他的衬衫一般没有褶皱。“朱利安·杜布瓦。索邦大学毕业，比较文学。您的导师是——我看看——布吕内教授。很好的教授，我读过他关于福楼拜的论文。”
我只是看着桌面上那盏台灯，看着灯泡周围那一圈细小的光晕。
短袖衬衫没有等来我的回应，他接着翻开那叠纸的第一页，开始念：“第三章，第七节。‘在土著们用血浇筑的独立纪念碑下，卖烤玉米的小贩必须向执政党的青年团支付保护费。我注意到他有两根手指被截掉了。’”他停下来，又翻了几页，“第五章，第二节。‘总统每年生日那天，国家电视台会播放小学生唱歌庆贺的画面，打扮得相当正式的孩子们唱起歌像夜莺一般。’夜莺。这个比喻是不是有点太——怎么说——太欧洲了？非洲有夜莺吗？”
我笑了两声。
短袖衬衫的笑容停了一瞬。只是嘴角。眼角还是弯着的。他把那叠纸合上，放在一边，然后把手肘撑在桌上，十指交叉，身体微微前倾。“杜布瓦先生。我们查过你的档案。你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没有签署过任何请愿书。在法国本土，你甚至没有欠税。你不是那种——恕我直言——天生的麻烦制造者。所以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他用的是“这个”，像一个读者，在签售会上，诚恳地问作者：您为什么写了这本书？我看着那双被台灯照得发白的手，看着那十根交叉的手指。
我说，“因为我看见了。”
“看见了。”短袖衬衫咀嚼了一遍这个词，“杜布瓦先生，您是一个法国人。您来这个国家，是作为客人。您在这里教过书，在这里度过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您的日记里有写过的——‘您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您完全可以写一些别的东西。写风景，写民俗，写您在非洲的精神启蒙。那些东西也会出版，也会有人读，而且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愉快。您为什么要写这个？”
我问：“这里有启蒙吗？那个卖烤玉米的小贩，那些唱歌的孩子，那个住在桥洞下面的寡妇——他们有精神吗？”
短袖衬衫慢慢摘下眼镜，放在那叠纸上面。他身后那个一直沉默的、抱着双臂靠在墙上的男人，把手放了下来。
他不再笑了，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身后。“你写了这本书，自认为看到了独裁，看到了苦难，然后就在那个酒店的房间里，坐在讲究的皮凳上里敲着打字机。自以为在记录些丑闻，在改变些什么。”
然后灯灭了。
不是灯灭了——是我的眼睛闭上了，或者这是一场梦。我的肋骨像撞在水泥地上，弹了一下，然后是第二下，有人把我肚子里的什么东西拧在一起，我尝到铁锈的味道，不得不吐出来一些液体。第三下落在我的脊椎和肩胛之间那几厘米的空隙里。我听见自己发出一种声音，那是空气擦过声带。我的身体，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正在一寸一寸地背叛我自己。第五下的时候，我的意识从身体里漂了出去，贴在荧光灯管上，从上面往下看着那个蜷缩在地上的、瘦削的白人男子。看着他的血从他捂着脸的手指缝里渗出来，滴在水泥地面上。看着短袖衬衫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叠纸。
“我们不会放你简单地夹着尾巴跑回你的祖国去的，杜布瓦先生，你会被送到真正的土著那里去，你在那里的每一分都会无比怀念你在这里的生活，在那里你要写你的忏悔，文字的影响要文字来消解。”一个声音讲。
“马卡……”我含混地说。
“什么？”
“Mah-Kah-”我试图发音，但我的舌头压住自己的喉咙，把最后的音节消解成无力的一点回响。
“Mah-Kah-ah。”
我睁开眼睛，昏暗之中，Kiama的那双湛蓝的眼睛正盯着我，他的身后，那个曾洒下月光的狭小洞口亮着凌晨的浅白。
新的一天。
第一周，我每天都在和木薯糊搏斗。那东西总是黏在我的上颚，第七天，我终于吃完了整碗，没有一次干呕。
第二周，我开始注意到部落人进食前那个动作——捏，探身，丢。嗤。那声音，像一小块灵魂被火接走了。我问这是在干什么？Kiama说：“人们在喂祖先。”他顿了一下，“祖先不吃东西。但他们需要被记得。”第二天早晨，我试着把一小块木薯糊丢进了火里。
第三周的一个下午，我在营地边缘闲坐，用那截木炭在泥地上画着早已记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大学的廊柱。也许是巴黎某条街角的轮廓。一个小孩蹲在不远处，盯着我手里的木炭，又盯着地上那道黑色的痕迹。他看了很久，然后跑开了。没过多久他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个同样赤着脚、肚子上沾着泥巴的孩子。他们蹲成一排，看着我。我把木炭递给最近的那个孩子。那孩子在泥地上划了一道，然后抬起头，露出那一排发白的牙齿阵列。
第五个星期，人们开始叫我的名字，“Mah-Kah-ah”，小孩们这样叫，女人们这样叫。猎人在篝火旁这样大声叫着，递给我一颗野兽的牙齿；老人倚在门旁轻轻叫我过去，塞给我一串灰扑扑的果实。
我用最原始的文字把这个词画在那个本子的第一页。那本微笑衬衫塞给他的空白本子，现在已经被木炭填满了大半。我很少再用法语思考。至少，在写这本“忏悔录”的时候，我不再用法语思考。我学着Kiama教的方式，把句子拆开，把主语和动词之间的缝隙留得大一些，再大一些。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种语言里的动词和主语之间有一个停顿，这样文字才开始呼吸。
Mganga是在我到来的第七个星期回来的。没有任何人有过迎接，也没有什么情绪，只是某一天的早晨我发现那间挂着草药的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个老人。那副庞大的木制面具戴在他的脸上，雕刻着一张被拉长了比例的、不属于任何具体种族的面孔。颧骨高耸，嘴唇闭合，一双眼睛透过那从苍白的木质之中挖开的孔洞之中俯视着我。而我只是站在那里，隔着几步的距离，看着这个老人。
他看着我，开口说：“写字的<木>，燃烧过的<木>。”他的声音从面具之下传来，低沉得像天边的雷鸣。面具下巴边缘缀着的那一圈用兽皮条编成的流苏，每一根流苏的末端都串着一颗小小的、被掏空了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他说话时彼此碰撞，发出干涩的、细碎的声响，像雨点打在枯叶上。
我点了点头。
Mganga又说了一句。这次更短，只有几个音节，他说，“我都听见了。”
我愣住——我从未在茅屋里念出过写下的任何一个字。但站在那个早晨的阳光下，我又忽然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被这堵薄薄的泥墙听了去，被那个我在夜里低声练习过无数遍的、属于自己的新名字——Makaa——听了去。
我继续写，写Kiama教我的所有词汇，写那些词在我的喉咙里从异物变成河流。我还写那我曾经坚信、现在依然坚信、但已经不知道如何去捍卫的句子，把它们拆开，和Kiama教我的那些词放在一起，像把一个拆散的闹钟和一捧种子放在同一个盘子里。我渐渐变得自己都不知道它们会拼出什么。但在月光从那个拳头大小的孔洞里漏进来、把泥地照成一池琥珀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写，木炭和纸互相研磨，不断地延展下去。
某一天，隔壁的研磨声停了。
我找到正在制弓的Kiama，询问Mganga的去处，他说，“不在部落里。他在准备。交接的准备。”他把“交接”这个词念得很郑重，像是在念一个已经被反复吟诵过无数次的仪式用语。“他去了那边。”他用刀尖指了指营地外某个我看不见的方向，大概是一片特定的树林，或是一块特定的岩石，“他要一个人待着。很久。然后，等他准备好了——”
他抬起眼睛，那双眼睛在下午的光线变成一种介于蓝和墨绿之间的、幽暗的颜色。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句话。“我变成Mganga。”
我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男人，想象他戴上那个面具，不再在人前摘下的模样，他接着说：“我小孩的时候，发热，Mganga说，这个孩子，他<灵>的梦不是梦，他<灵>的病不是病。他看见的东西，人们看不见。他不是人们，他是mganga。”
有问题在我的喉咙间打转，我知道这个男人曾经到过城市，曾经在某个医学院就读，他握着骨刀的手曾经拿着柳叶刀划开人的皮肤。
“你的问题，”他看着我说，那双眼睛现在完全变成了深蓝色，“不是问题。你的问题，是一个词。你们的词，来自远方。来自雪，来自驯鹿，来自你们的祖先。那不属于我们。我们的词，我们的一切，是<灵>，是<木>，是<水>和<火>。”
他站起来，弯腰捡起地上那些卷曲的木屑，撒进火堆里。火焰舔到木屑，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亮了一下，又暗下去。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我。那双眼睛，现在被火光映着，像两块正在燃烧的蓝宝石。
现在想来，离开的冲动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发芽的。
最开始只是木薯糊又变得酸涩而难以下咽，然后我觉得人们不再和我说话，他们沉默着从我的身旁走过，接着夜间的草垫也开始让我脱过一次有一次的皮肤刺痛。我前所未有地消瘦起来，我的那个本子不再新添任何的文字。Makaa，Makaa，每个夜晚，我蜷曲着反复念这个名字，已经能顺畅发出的喉音也变得黏着，月光一如既往地照在我身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尝试一点点读出它——dy.bwa，嘴唇向前突出，收紧，然后突然释放，接着双唇闭合在破开，嘴唇从收紧到舒展。
“杜布瓦。”我念出声。接着我无可自控地战栗着，支起身来，我的双脚把我带出门口，带到黑夜里的村口，在洒满月光的道路的那一边，是荒原、是无人区，是没有名字的地方。
第二天，我找到正在研磨草药的Kiama，坐在他面前，垂着头。
他忽然开口，没有抬头：“你，要离开？”
“交接仪式之后。”我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诚实。他点了点头，“什么都不带？”他问。
“什么都不带。”
“那里的雨，”他说，朝荒原的方向抬了抬下巴，“比这里，更早到。”
他放下弓，从腰间的皮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手里。是一颗被掏空了的种子，和他披风上缀着的那些一模一样。干涩的，轻的，几乎没有什么重量。“带着，”他说，“给雨的。”
“Kiama。”
没人回答。只有那双蓝眼睛，在傍晚的光线里，不是灰色的，不是墨绿的，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介于所有这些颜色之间的、无法被命名的颜色。“离开的时候，不要说任何。”男人说，“在<灵>的面前，词语是债务。你欠<灵>的，<灵>会来找你要。所以，不要说任何。”
交接仪式那天，天气阴沉。空气不是流动的，是堆积的。茅屋的泥墙摸上去是潮的，火塘里的灰烬结成了块，赤脚踩在红土地上，发出的声音都比平时更闷，更短促。男人坐在猴面包树下，穿着一套我从未见过的服饰，那斗篷上缀着崭新的羽毛，他坐在猴面包树下，用一块蘸了油脂的布擦拭那面老得裂缝的圣鼓。
雨来了。
雨一点点地从天边渗下来，部落里的人聚拢在广场周围，比我刚来时更安静。他们不看我，也不看彼此，只看那个坐在树下擦拭圣鼓的年轻男人，他将鼓竖好，慢慢地站起来。雨水在他肩头那件缀满新羽毛的斗篷上凝成水珠，然后顺着一根根羽轴滚落下来。
他向前迈了一步。
鼓响，像从地底传来，人群分开了，他们把自己的身体侧过去，老Mganga那条人群让开的长长的甬道尽头走来，他的脸露在外面，我这才第一次看清他的面容——那张脸被皱纹铺满了，像被反复折叠过的旧地图。眼睛很深，被眉骨的阴影遮着，看不出颜色。他赤着上身，皮肤上涂着某种暗色的膏泥。
他走到广场中央，站在Kiama面前。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恰好是一只手臂的长度。Kiama把圣鼓举高，高过头顶，然后双臂一沉，鼓面朝下，将那面鼓放在两人之间的地面上。他的手腕在最后一个动作里有一个极其细微的旋转，像是要把那面鼓拧进土里。
Mganga动了。
他的右臂抬起来，缓慢地开始舒展。手掌朝外，五指张开，指尖微微弯曲，像是要握住什么似的。他绕着那面竖立的鼓开始走，步伐不大，每一步落下去都很轻，脚掌贴着湿润的红土地滑过去，没有抬起，没有踩实，像在水面上行走。脚步越来越快，他的身体开始摆动，不是舞蹈的那种——他的脊椎像是被从内部一节一节地抽松了，整个人从直立变成了向前倾，又从向前倾变成了向后仰。他的手臂开始划动，在雨幕中留下短暂的轨迹。
Kiama站在原地，而Mganga的螺旋收缩了，他的脚步越来越密，越来越快，脚下的泥水被他的脚掌拍打出细碎的飞溅声。他的手臂划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靠近身体，像是在把某种不断膨胀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收拢回自己的胸腔里。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发出来，让人胸口发闷的低音在空气中回荡，来自其他的人们，他们抿着双唇，用气息敲响自己的胸腔。
Mganga站在Kiama身后大约三步的位置，他的手穿过雨幕，穿过空气，触到了那面圣鼓的鼓面。
他的指尖触到鼓面的那一刹那，雨停了。
像有人在天上把一道闸门拉上了。最后几滴雨水落在鼓面上，发出三声单独的、清脆的声响——嗒，嗒，嗒。然后，所有的声音都被吸走了，吸进了那面鼓的木质腹腔里。人的呼吸声消失了。风吹过草叶的声音消失了。连我自己的心跳声都消失了，只剩下耳朵里那一片辽阔的、无边无际的空白。
在空白之中，Mganga开口了。
他的声音从所有的地方传来，那些音节像投石索甩出的石子一样飞出去，划过一道弧线，然后砸进所有的耳朵里。每一个音节我都听不懂，那些音节不是我在这个部落里听过的任何词汇，不是Kiama教过我的任何一个词。它们的韵律是陌生的，它们的元音和辅音的排列方式是我从未听过的，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语言在这一刻被从某处召唤出来，挤进这间由雨幕和寂静构成的空间。
Kiama的身体震了一下，他的脊椎从底部开始，一节一节地挺直，仿佛那声音是一根线，正在把他被拆散的骨头重新穿起来。他的额头离开了鼓面，他的头抬起来了，那顶面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戴在他的脸上，耳朵的地方缀着新的羽毛。
Mganga的手落下来，重重地拍在面具上，但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然后老人开口了，这一次用的是我熟悉的语言，他说：“看见<灵>，飞过<木>。”
Mganga向后退了一步，又说：“听见<水>，吞下<火>。”
从他抬起的脚掌落回地面的那一瞬间开始，他的皮肤上的膏泥开始脱落，他脸上的皱纹在舒展，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变，他正在变年轻，从七十岁变成六十岁，从六十岁变成五十岁，每一步都在倒流时间。
人群里没有人发出声音。人们一个个地跪下来，像麦子被风压倒了，一整片，从前往后。然后他转过身，向村外的荒原走去。他的步伐很快，像有某个地方在等他。没有人追上去，没有人喊他的名字。人们只是看着那个身影一点点变小，变小，最后消失。
我看向新的Mganga——他站在广场中央，转过身，看向我。
那双眼睛，那双蓝色的眼睛。我听见一个声音，从我胸腔的内部，从我肋骨之间的那个空腔里传出来，像是有人在我身体里说话：
“Mah-Kah-ah。”
我转过身，开始奔跑。
雨回来得更加迅猛，不分彼此地从天幕上倾倒下来，像一整条河流从我的头顶浇下去。
脚下的红土在我跑出部落边界之后就开始变了。先是变软，然后是变滑，每一步都有半只脚掌陷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发出那种黏稠的、不情愿的声响。再然后，红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粗粝的、混杂着碎石的灰色砂土，我的脚底发痛，正被砾石留下一道道细密的划痕，不断记忆着。
雨变得更大，填满了天和地之间的空隙，进入我的眼睛，在我的眼球上形成一层不断被冲刷又不断被补充的薄膜。世界在我的眼中流动起来，不再具有固定形状，却比我写过的任何句子都更真实。
我的心脏正在我的胸腔里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节奏敲打着——缓慢的、沉重的，我的肺在扩大，在缩小，在扩大。我不断吞吃带着尘土和草叶碎屑和某种更远方气味的雨水。
闪光。
天边那团灰黑色的云层，正裂开一道口子。闪电从那道口子里挤出来，不是一道，是一片，是整个天空在同一个瞬间被点燃了。那些闪电是白色的，一根主干分出无数根枝杈，每一根枝杈再分出更细的枝杈，像是有人在天空的背面刻下了一棵倒长的树。
然后是雷鸣。
一只巨大的手掌按在我的天灵盖上。我的耳膜向内凹了一下，然后向外弹开。空气被推开，雨滴的轨迹被推开，我胸腔里的心跳被推开，荒原上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没有雨，没有风，没有我自己的喘息。只有那片辽阔的、无边无际的、被雷声填满的空间。
我又看见闪电，就在我的头顶，把整个天空从头到尾撕成两半，像是有人把一张由光编织成的网，从最高处撒下来，罩住了整个荒原，在那张网的中心，在那道光最亮、最密、最接近透明的地方，我看见了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我张开嘴，想喊出什么。但我的声音又在哪里？
那颗心脏只跳了一下，就碎了。碎成无数片蓝色的碎片，碎成无数道细小的、弯曲的、向四面八方逃逸的光弧，但紧跟其后的雷声消失了，只剩下寂静。
在这寂静里，我终于又找到自己的声音。
“Kee——Ah——ma”
那个“ah”的音节在我的喉咙里完全打开了。不是法语的前置元音，不是我在巴黎的那些咖啡馆里念过的任何一个音，是大地的“ah”——那个从胸腔深处涌出来的元音，它从我的嘴唇之间滑出去，消失在雷暴里。没有人听见。
我握紧左手，那颗种子在我的掌心发烫。我把它举到眼前，在那道闪电的余光里看着它。它不再是一颗种子了。它正在变成别的什么。
我把那颗种子放在面前的泥地上。
我跪在那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被泥浆吞没。雷声从远方的远方传回来，像是我的声音的回声，而在隆隆之中，我听见种子萌发的清脆声响。
于是我闭上我的眼睛。
作者：【十一招】宅斯特
评论：随意
今天是枯骨的休息日。这个说法有点奇怪，枯骨不需要工作，所以对枯骨而言没有工作日的概念，也就是说，每天都是枯骨的休息日……总而言之，今天是枯骨的休息日。
枯骨躺在泥土上晒着太阳。若是下雨，就享受雨水的滋润。风若大，就伴着风起舞，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蚂蚁会来开宴会，蛇会来避暑。偶尔会有飞鸟们叼着枯骨飞到天上，带枯骨去自己的家里住一段日子。
有段时间，枯骨身边有很多其他枯骨。或许在曾附着着皮肉血筋时，它们是伙伴，是敌人，是同一窝的幼崽，但现在它们只是枯骨。枯骨没有记忆，记忆属于大脑。枯骨多时，它们便会合唱，在夜间发出幽幽的磷火，那是奇妙的蓝绿色，安静而不张扬。枯骨通过合唱的方式来与其他枯骨共鸣，若身边没有其他枯骨，那就安静地躺着，等待自己被风化、侵蚀、降解。等待的过程十分漫长，开始的时候总会觉得有大把的时光；等待的过程也十分短暂，结束的时候让人依依不舍——全世界的休息日，大抵都是这样度过的了。
枯骨被松塔砸成了两节（还有很多细小的碎片）。枯骨不会疼痛，也不会痛苦。完整、疼痛、痛苦，这些使命对枯骨来说过于严肃，休息日就要有休息日的样子，不应该去理会那些严肃的事情，该让自己开心而放松。枯骨无所谓开不开心放不放松，那么就这样静静地一边腐朽，一边被松塔砸成两截，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消遣。
枯骨从不抱怨。泥土里，沙砾中，河床下，哪里都一样，舒不舒服对枯骨来说同样过于严肃了，说到底，枯骨也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才要腐朽风化的——当然也没有不喜欢——枯骨就是，只是，躺在那里，度过休息日。
枯骨出现了空腔和孔洞，它躺在那里，任由风吹过，把它吹得叮当作响，或是发出哨声。风像调皮的孩子，有迹可循，情绪化，而且从不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枯骨只是躺着，温柔地抱着风，等风停留，或是通过自己。休息日，就应该抱着软绵绵的风度过才对。
枯骨热情地邀请蚂蚁吃掉自己。可能没有那么热情，也并没有邀请过谁，甚至也不只是蚂蚁。但总之，如果想要吃掉枯骨，或者要做别的什么，枯骨都不会拒绝。若有蚂蚁的宴会，那么大家就欢聚一堂，各自或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如果周围没有蚂蚁，枯骨就躺在那里，独自悠闲度过这个休息日。
某个休息日结束后，枯骨不见了。这个完整的过程缓慢而绵长，枯骨先是缩小，然后变轻，接下来变成两截或更多，两截中的每一截又变成两截或更多，这样一直变下去，就像躺在床上伸了一个无尽的懒腰，身体漫无边际地伸展，扩大，摊平，最后突破了极限，爽快而无声地变成了别的东西。风不跟枯骨道别，因为枯骨已经成了风的一部分，大地亦如此。枯骨在风中又见到了飞鸟，在大地中又见到了蚂蚁，它们短暂交汇停留，然后风去往风的方向，大地回到大地的故乡。
作者：蜂銀
评论：随意
晚饭做好，灶台里的炉火已经熄灭了。紧贴墙角的奶酪色木柜上，电视机正播放《超级女声》的淘汰赛，那是有李宇春、周笔畅的二零零五年。母亲全神贯注地盯着厚重电视机里的粉红舞台，我听不懂主持人兴致昂扬的串场词，举着幼儿园新发的课本一个劲地想唤起母亲的注意：“我给你讲这上面的故事吧，你听我给你讲这上面的故事吧。”
“好啊，你讲吧。”母亲点点头说。
我翻开柳树与兔子上蹿下跳的七彩一页，用手指着一段段念故事，抬头时发现母亲还专注地盯着电视机，根本没有听我的故事。我生气了，凑近母亲喊我再也不给你讲故事了。母亲也还是点点头说：“不讲就不讲。”
我气冲冲地拿着课本一个人走进厨房，坐在熄灭的灶台前把课本填了进去，里面堆满树枝、秸秆与玉米骨头燃烧殆尽的黑色尘土，卷边的彩色课本像窝只是带去了春天的燕子，安静又无辜。我一边注视一边流泪，厨房没有开灯，高处的窗户摇晃着墙外黑色的树影，锅、碗、瓢、盆，母亲在我看不到的那一角继续观看节目，电视机像夜半更深时的咳嗽断断续续地传来情歌的乐声。
后来与母亲提起这个故事，母亲表示我一定记错了什么，家里没用过那样的灶台，她也没看过超级女声。
我瞠目结舌，无法理解这样的背叛，那个灶台里火焰的残影至今仿佛都还在舔舐我孩童时的脸颊，电视里周笔畅会穿着绿西装唱解脱——“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我还无法理解的音乐、我还无法理解的冷漠、我还无法理解的生活，在我不到四岁的这一年的记忆里，母亲是一株茎叶细长的花朵。
我固执地不去相信母亲的说辞，她后来不得不翻出我小时的录像带，是带着我搬家的记录，厨房宽敞而明亮，用的是天然气，一立方一块两毛。她还说父亲时常觉得我小时有撒谎的习惯，就是因为我老是有这样一口咬定的错误记忆。
母亲讲起我小学时信誓旦旦在作文里写到吃牛排的事情，写父亲母亲吵架后她哭着开车带我去吃牛排，在她讲述时我也想起来了，那时母亲摔烂了父亲刚送给她的某款诺基亚触屏手机，迟钝的玻璃屏上有蛛网般从一角舒展开的裂痕。母亲说作文写得太感人真实以至于老师担心地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可那时我的父亲其实还在远方服役。
我一时间几乎怀疑起自己得了精神分裂一类的疾病，在母亲叙述时我都能想起浇上黑椒汁的牛排的口感，我的餐刀在铁盘上叮叮当当地起起落落，她在桌子对面红着眼看我吃食，伸手整理好胡乱围在我裙子前的餐巾。我想开口问母亲怎么会这样，我又想解释我绝无要撒谎的意图，言语一时间在我的胸腔里纠缠，将我的肺撑涨起来，最后只输出一小段叹气。母亲拉过我的手，摸摸我的戒指，又凑过身来拥抱我，说我其实只是个想象力很好的孩子。
我终于又感觉自己重新踩在坚实的大地上，我轻轻问妈妈要不要选一首在婚礼上放的情歌。她松开环抱我的双臂，帮我理了理刘海，说那就放张惠妹的灰姑娘。我开玩笑说我其实是丑小鸭，她只是摇摇头。
母亲是爱听情歌的，我这样坚信，即使可能我的记忆里有许多的妄想和虚假，但在我从她的床上模糊醒来听到电视机里的情歌和她做早饭的声响时，在我靠在透着凉意、硌人的藤编座垫看着窗外的车流，听到收音机的旋律和她轻声的哼唱时，在我把家里翻到的磁带插进为了练习英语买的磁带时。
在某一个真实的时刻，在我的每个想象中，她在当时有自己的世界，像花朵应季盛开时也不须考虑多余的什么。
未婚夫敲敲门，紧张地探头进来，看见我在流泪，又赶忙走进房间把门掩上，问我怎么了。我模糊地看着他前额柔软的发丝，蒲公英一样，我说你吹一下刘海给我看，他无奈地照做，我扯扯嘴角，他牵起我的手，又问母亲要不要坐同一辆车去看场地，母亲说她之后自己开车去。
我离开房间时回头看看她，她多出的年岁像被攥在手里在相册上勾画，我的脚步稍慢，走在前面的他没有回头，只是一样慢慢地牵着我向前移动。
我又害怕结婚了，我说。
他总算回过头来与我对视，像是过了十秒，他眨眨眼，继续轻轻牵着我。我被他牵到楼下，等待的父亲看我眼红红的，瞪了眼准女婿，起身把他时常带着的手帕递给我，我攥着那条手帕直到坐到我们两人的车内。
“我要听情歌。”我又说。
坐在驾驶位的他在我的CD册里翻了半天，选出宇多田光塞进光驱里。
我想起高中时写过一篇小说，一家人新买的荒废别墅的客厅里，摆着一面黄昏色彩、每到阴霾天气就淅沥沥沁出水珠的旧镜子。当我们一家人不再坐在旧居的长沙发上，我们的镜子还会流泪吗？
作者：【八招】蜂銀
中靶：11/12 失敗
輕拍拍（首狙）、格子、江櫞、烤魚、巫念桃、漢尼、落水、夜雨、月溪明、巴瓏、四戎
世界是一片荒原。
三月，阿孝跟往常一樣和朋友們在山頂遊玩。成員裏有一個最近才認識的傢伙，大家叫他阿翼。
是個近乎暴走族、純粹喜歡飛車的傢伙。
某一天，熟人的子青偷來了一輛改裝得很像賽車的RZ摩托。
那天，阿翼一再向子青請求，把RZ借走了。
接着兩天後，在大家平時一直遊玩的山頂上，阿翼遭遇了事故。死掉了。
葬禮只有領頭的柏宇參加了。其他的人不知道要以什麼表情來面對，所以沒有前去，更準確地說，沒能前去。
那一晚，大家來到了阿翼遭遇事故的那個轉角。
路面留着因後輪鎖死造成的輪胎痕，路邊的防護欄有所凹陷，方向指示燈的碎片散落了一地。
往常一直說着無聊話題的少年，在那一晚也只能默然。
即使出事的轉角就在眼前，但卻沒有人帶着像花束之類的東西。
終於，最初把摩托車偷來的子青，把吸了半截的香菸供奉在防護欄前。
其他人也同樣效仿。
阿孝和柏宇並不吸菸，於是放下喝過的寶特瓶作爲替代。
空氣非常寒冷，呼出的氣息都成了純白色的煙。夜空中，獵戶座美麗異常。
後來，阿孝再也沒去過山上。
柏油公路延伸，不斷地建了起來，機車之類的詞語開始流行……
1965年，少年時代的事情。
阿孝的父親是一個鳥類學者，在阿孝的記憶中，是當時很少見的職業。
在職時，父親很少待在家中，總是會到山野之間去做一些考察和研究。直到後來偶然一次染上肺炎，不得不辭職在家養病。
打那之後阿孝對於父親的形象才逐漸充實起來。
父親總是會坐在那把竹椅上看一些書籍，手旁擺着母親切好的生蓮藕——據醫生說是對肺有好處的。
用聲音來描述的話，父親就是由竹椅隨着變構發出的鳴叫、紙張互相的摩擦和牙齒切割脆藕的聲響組成。
阿孝對鳥類也是很感興趣的，但他對彈子球的興趣顯然壓過一頭。每當做完課業，阿孝便迫不及待地衝出家門，尋找朋友們玩彈子球去。
往往玩到快天黑，阿婆就會來尋他回去吃晚飯。
阿婆說的話帶有很濃重的口音，叫阿孝會發ㄢㄏㄥˊㄍㄨˋ的音，大家聽了，就叫阿孝作阿恆。哪怕是現在，阿孝回到新竹，當時的夥伴也還這樣叫他。
本地很少有人能聽懂阿婆講的話，阿孝自己也只能懂個大概。但聽到阿婆叫他，阿孝就反應很快地收起彈子球來。
吃完晚飯，一家人會在院中乘涼，有夜風的時候，父親會披一件披肩。也只有在這種時候，阿孝會坐在父親旁邊聽他講一些跟鳥有關的事情。
父親最常提的一種鳥叫做鷸，是溼地常見的中小型鳥，在父親的描述裏，鷸多種多樣，但大部分都會不斷遷徙。
「沒有真正落腳處的鳥。」阿孝記得父親這樣說。
後來同樣一個起風的夜晚，在阿孝回屋給父親拿披肩時，聽見了母親的哭喊。
父親失去了呼吸。
在七八里外的城中，商超慢慢開起來，那裏的冰櫃販賣芒果味的冰棍。
1960年，童年的事情，阿孝很想念它。
阿婆有時會拉着阿孝回大陸。
回大陸只是阿婆單方面的講法，從她口中講出就變成ㄟㄉㄞㄌㄡ，但阿孝能從方言中撿出能辨識的音節來。
阿婆對於回大陸的路線大抵很是熟悉，從家門口出去，左轉，走過三個路口，再右轉，一路走到汽車站...阿孝不止一次聽阿婆這樣講。
但阿孝和阿婆只有一次真正到了汽車站。
那天午後有些熱，阿婆帶着阿孝在汽車站門口的茶店喝苦茶。
阿婆在向店主的女人問一個叫做桃花橋的地方，這是阿孝第一次從阿婆口中聽到這個地名。
女人沒能聽懂阿婆的方言，阿婆焦急地望向阿孝。阿孝用標準語向女人轉述後，女人還是搖了搖頭。
阿婆的肩頭彷彿一下子塌下去，她嘆口氣，拉起阿孝回家。
「過了桃花橋，就是家了。」阿婆這樣對阿孝講。
阿孝一直沒能理解阿婆說的家。
那時太陽已經快要落山，天邊的雲給燒成一片火紅。
祖孫倆慢慢走在回去的路上，阿孝看見路旁的芭樂樹。
「阿婆，是芭樂欸。」
阿婆笑起來，叫阿孝去採一些。
阿孝走到樹下，樹枝給結好的芭樂壓得很低，伸手就能夠到。
他和阿婆採了很多芭樂，裝在阿婆的那個藍色布包袱裏，裏面一起裝着的是阿婆存在錫紙包裏的錢，她說死後能把這些錢帶去用。
芭樂是酸甜的，帶有一種澀味，這種舌面靠後味蕾上反覆的澀味一直陪伴着阿孝。
1958年，不安定的一切事情，阿孝總會想起它們。
阿孝的姐姐心怡出嫁後的第三年，母親的舌根生了一個腫塊。
那天，阿孝陪着母親去醫院做了檢查，回來的晚上，阿孝做了一個春夢。
他夢見當時暗戀的女同學。
阿孝起牀去清理時，看見了在客廳桌上睡着的母親，母親壓着一封寫給姐姐的信。
後來，姐姐和姐夫接走了母親，家中只剩下阿孝和小他三歲的弟弟阿忠。
阿孝覺得教室很逼仄，他更頻繁地逃學，也沒有母親會拿着蒲扇追打他。
那是阿孝認爲自己最接近嚮往的大人的時刻。
他開始翻找父親留下的書籍和筆記，並找到許多舊的書信，阿忠很喜歡那些大陸來的郵票，他沾了水把郵票貼在窗上。
父親的筆記大多都關於鳥類，阿孝花遠比課業上多得多的時間來看這些筆記。
他照着父親的路線進過兩三次山，找到好一些鳥類。他用鉛筆畫下來，回去與書籍的插圖和父親的手繪對比。
阿孝見到許多的鳥。
母親回來時，阿忠已經升了一個年級，阿孝開始安心照顧身體大不如前的母親。
每個潮溼的夜晚，阿孝都失眠，他一點一點聽着母親扯着胸廓呼吸，空氣流進她的肺裏，發出奇異的聲響來。
阿孝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後來的一個似曾相識的夜晚，阿孝在院中發現一隻死去的鳥。
是一隻鷸，阿孝埋掉了它。
第二天早上，阿孝撥通殯儀的電話。
1966年，沒什麼特殊的一年。
阿孝從母親的遺留裏找到一些舊欠條。
他跟着名字去到了一個女人家裏，阿孝只說自己是林淑的兒子，女人很熱情地接待了他。
「你先在這裏坐。」女人用口音很濃重的話對阿孝這樣講，阿孝很容易便聽懂了。
女人拿着苦茶從裏屋走出來時，阿孝已經走了。
太陽正要落山，阿孝擡頭隱約看見金星，他感覺那渾圓帶着未亮起的銀河向他心頭傾斜下來。
有一隻賊鷗飛過，它滿是鬥志，要去爭奪其他鳥的捕獲。
阿孝感覺自己誕生在世界的荒原上，他的心尖流着遠方的血液，搏動能在胸腔裏獲得足夠的共鳴。
他想起那個午後和阿婆走過的小路，他們採了很多芭樂。
他很想念他。
作者：杨生煎
要求：随意
历史上有很多个长安城。生活在第一个长安城里的人将这里称为镐京，在这座长安城里，一个哲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镐京的房屋、砖石和城墙在将来无尽的修缮中被逐渐替换，直到每一块砖和每一块木头都不再是最初的砖木，镐京还是镐京吗？哲人的学生通过朴素的常识，回答他：既然镐京还叫镐京，那么就还是镐京吧。哲人又问：如果它的名字也被更改了呢？后来正如他所说的，四百年后，这座城市改叫了咸阳，再一百年后，这里就成了长安城；再后来，这里又有了更多名字。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叫做长安城的时候，所以就将这里称作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长安城。
崔生所生活的长安城是历史上的第五个长安城。这座长安城是用石头高墙构成的，上一个长安城里用泥砖和木头建成的房屋道路，已经全部被替换成了北方运来的坚硬花岗岩石砖，城里的人也完全换成了新的。住在这座长安城里的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砌墙。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居民都是泥瓦匠，而是指砌墙之于这座长安城的居民，就和买跑车、买名表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大约从第二个长安城的时代开始，长安城里就开始有了一类不种地也不做生意，整日在街上游荡，动不动就闹出人命案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看不惯哪个官吏的作为，或受人恩惠，或被人教了一些类似“侠义”之类说不清的东西，就会冲进官府或贵人的宅邸将里面的主人杀掉。是以自古以来的长安城里的王公贵人都不得不修建院墙来挡住这些年轻人。而院墙越高，这些年轻人就越勇武，越有热情冲进去杀人，以至于诞生了一种叫做“游侠儿”的新职业；游侠儿们的本事越高，贵人修的院墙就越高。于是到了第五个长安城的时候，整个长安城里的房子外都密密麻麻围满了高墙，小门小户建两道围墙，高门大户建十层高墙，皇宫的宫墙数量则是个秘密。如果一只鸟从空中瞥了这座城市一眼，会以为自己飞到了非常遥远的西方海岛上那座著名的迷宫。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高墙，在崔生的故事发生的同时，就有一个黄姓的年轻人往高墙上啐了口水，愤愤地离开了这座长安城。
崔生就生活在五道高墙内的家中。“崔生”的意思是崔姓的年轻人，并不是崔生的名字。但崔生本人的名字并没有太大价值，重要的是“崔”这部分：崔生姓崔，他的父亲自然也姓崔，他的爷爷，曾爷爷，上溯至他在清河郡的祖先都姓崔。崔生家的第五道围墙是由他的父亲建造的，用来庆祝他父亲的官阶超过了他爷爷。这一天崔生去拜访的宅邸则有十道院墙，到了这个级别，宅邸主人的名字就是不方便透露的秘密了，只能知道他可能姓卢。这位贵人在三日前在朝堂上不慎被笏板磕裂了左手小指的指甲，因此崔生受父亲的命令前往探病。崔生就是在这座十层高墙内的宅邸中遇见红绡的。
历史上的红绡活到了非常高的年龄，远超过她后来的丈夫崔生。红绡年轻时非常漂亮，在那位贵人宅邸里当家伎时正是红绡最漂亮的时候。并不是说被昆仑奴磨勒从贵人宅中盗走后的红绡就不漂亮了，只不过是那之后“美丽”就不是她的工作内容了。尽管一件事不再是工作之后，再做它就会变得非常快乐，但是人也不会再为它竭尽全力了。但尽管红绡是当时长安城里最漂亮的伎人之一，崔生第一次见到红绡时牢牢记住的却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她染成红色的指甲。
和话本故事所说的不同的是，崔生在去贵人宅邸探病的那天根本没能记住红绡的容貌。如果崔生的父亲再努力一些，晋升到六层围墙的等级，崔生家里就能养几个有红绡一半漂亮的歌伎了。这是因为崔生的外祖父家有六层围墙，只有和外祖父家平级了，崔生的父亲才能坦荡地在崔生母亲面前豢养家伎。是以那一天崔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家伎，当然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漂亮的女人。因此当时崔生坐在红绡身边，并不像通常的宾客那样欣喜，反而浑身虚汗，不敢抬头，只好盯着红绡端金碗调制甘酪的手，最终只记得红绡漂亮的手和染成红色的指甲，和那双漂亮的手所做出的暗语手势：她伸出三根手指，又翻了三次手掌，最后指了自己胸口挂着的小镜子。这是一个简明易懂的暗语，三指是指她在贵人府中十院歌伎中的第三院，反掌三次和胸口小镜指十五月圆夜。
需要说明的是，崔生年轻时也是一个漂亮的少年，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崔生年轻时面白如玉，眉目清雅，同时性格娴静。后来他与红绡的风流事败露被贵人追讨时，正是因为两人站在一起的观赏性极高，才获得了贵人的宽大处理。当红绡作为贵人家中的观赏品坐到崔生身边时，崔生实际上也是他父亲派到贵人家中的观赏品。道理上来说，崔生的观赏价值是提供给贵人的，但红绡是个不太客气的女人，一般历史上用“红”做艺名的伎女，都是不太客气的类型，女人如果太客气，处处礼让，就没法像她们那样留下话本故事。红绡虽然是贵人家里的观赏品，却毫不客气地和贵人一起享用了崔生的观赏性。
很多年以后红绡回忆起在贵人府邸遇见崔生的那天，能够提供很多崔生没记住的细节，比如那天贵人府中提供的茶水是武夷大红袍，配以将鲜桃挖成一个个小球，糖水浸渍后浇上甘酪的甜品，崔生手足无措，脸红得像红绡新染的红指甲。这些细节构成的崔生形象和过去来到贵人府上的宾客形象是截然不同的，他年轻、俊秀，并且有少年特有的天真和茫然。这种形象，从生物学上来说，是非常狡猾的：他不仅在攻击女人作为女人的部分，还向女人作为母亲的部分发起了隐秘的偷袭。红绡作为一个不太客气，同时厌倦了十层高墙的女人，决定将这种观赏价值据为己有，于是果断大胆地向崔生传递了暗语。
昆仑奴磨勒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收获了红绡暗语的崔生回到家中后，陷入了非常传统而经典的少年的哀恋。尽管慌乱的几眼让红绡的面容在他印象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这种模糊反而将红绡的美貌抬高至了无穷的高度，因为模糊不明，她便具有了一切可能性，进而成为崔生心目中完美女性的理想模型。而又因为红绡与崔生之间所隔着的十五道高墙，这种完美对崔生来说遥不可及：崔生猜出那暗语是在透露红绡的所在，但即使他猜出了，又如何翻越十五道高墙，去到红绡身边呢？向父母提起红绡是万万不行的，自然也不存在去向贵人讨取的可能性；他纤弱的身材更不可能夜闯贵人府邸，即使他去到了红绡身边，也无法与红绡长相厮守。很多迹象表明，在第一次见到红绡的那一天，崔生就将自己的人生一直设想到了七十岁，到那时垂垂老矣的他子孙满堂，但仍会想起十七岁在贵人府上看见的美貌家伎。遗憾的是，他远没能活到七十岁，但红绡最后至少活到了九十岁。因为这爱恋无望，崔生反而毫不吝啬地将这些爱恋的愁苦告诉了身边的仆役。昆仑奴磨勒便在仆役之中听说了小主人的忧愁。
在崔生和红绡所生活的长安城，有很多事物和过去的长安城不一样了，昆仑奴也是其中之一。上一个长安城，也就是第四个长安城，曾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有着古往今来最大的集市，从中亚牵着驼队过来的商人和从东南坐船而来的商人，就顺路从大陆边陲掳掠一些矮小黑肤的人，在路上替他们搬运货物，到了市集就和货物一起卖掉。这些矮小黑肤的人就是昆仑奴。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长安城消失后，新的长安城里就买不到昆仑奴了。是以显贵如故事里的那位贵人，家中也只有美貌家伎，而没有昆仑奴。
崔生的家仆中为何会有昆仑奴，现今已经无法考据。在这个高墙构成的长安城里，有很多事物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层层叠叠的高墙下不可避免地会有层层叠叠的阴影，阴影中就会有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昆仑奴这样旧日的幻影，比如因为游侠儿很难再闯进高墙而诞生的，能够躲藏在阴影里，名为刺客的新职业。
在这个发生在长安城的故事里，名字是最不重要的东西，而名字的不重要，和名字所有者的重要程度恰恰是反比。贵人是故事中最尊贵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完全不可考；崔生的名字中重要的部分是“崔”，代表他清河郡崔姓的祖先；红绡尽管有名字，却是一个艺名，用以表明她的职业。昆仑奴磨勒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有着真实完整的名字的人，但他的名字没有任何内在意义和价值，在他盗走红绡又潜逃之后，如果贵人用“磨勒”这个名字通缉他，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也正是因此，当磨勒向崔生保证他可以帮崔生实现愿望时，崔生丝毫没有当真。正是因为这些奴仆是最不重要、最没有权势的人，崔生才会放心向他们诉说心事。但崔生又隐约觉得昆仑奴磨勒似乎和其他仆役不一样。他黝黑的皮肤和矮小健壮的身体隐匿在高墙的阴影下，仿佛一个不知来处，深不可测的幽然魅影。到了十五的夜晚，磨勒出去了两次，第一次带回来一包用昂贵香料熏过的女子衣物，第二次带回来了一个沉重的妆奁。直到此时，崔生才意识到磨勒所说的都是真的。当磨勒第三次出去时，崔生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既期待磨勒真的带回红绡，又希望他不要真的带回她。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崔生的愿望总是能够实现的。这座长安城以外的世界里，愿望不得实现才是人生活的常态，但十七年来崔生都生活在这座高墙砌起的长安城里，并不知道那些更普遍的道理。崔生四十岁的时候，这座长安城的所有高墙都被长安城外来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乃至几乎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人们推倒了，他家的五层院墙和贵人家的十层围墙都没能幸免。到那个时候崔生才会怀念起这些总是默默实现他愿望的高墙。十七岁的崔生在等待昆仑奴磨勒第三次回来时，正忧愁地想，如果红绡真正来到他身边，他终于敢于看清红绡的脸，会不会让红绡那模糊不明的至高美丽消失。在那个时刻，他对愿望总是能够实现厌倦起来。
关于“夜盗”，红绡的记忆反倒不如崔生的那样细腻。昆仑奴磨勒出现时，她几乎没有听完磨勒的话就立刻让磨勒带走她的衣物和妆奁，没产生一点应有的怀疑。她只记得自己被磨勒背着，在长安城如迷宫般的高墙上空跳过，跳起时像鸟一样停在空中。很多年后，当这座长安城的所有高墙都倒塌时，红绡站在废墟上，所想起的就是这一天夜晚她在半空中俯瞰的长安城。历史上红绡活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久到她看着人们兴建新的长安城。在新的长安城里，没有她已经厌倦了的十层高墙和快要厌倦的五层高墙。
由于故事发生在这座长安城，这个故事又被定性为“夜盗”，所以第二天天亮，贵人就立刻发现了自己府上失窃，并开始全城搜查丢失的财物。在这座长安城里，每一次失窃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每户人家都砌了至少两层围墙，并附属了大量防范措施，只有这种时候才能让这些高墙环绕的宅邸主动打开大门供人搜查。红绡被盗后的白天至少有二十户人家在搜查中被抄没，但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到了下午，躲藏在崔生家中的红绡就被贵人的卫队找到了。但出乎崔生意料的是，贵人并没有惩罚崔生和崔生的父亲，甚至就这样将红绡赠给了他，只是命令逮捕昆仑奴磨勒。而昆仑奴磨勒仿佛早就预料到一般，像昨晚一样高高跃起，在围墙之上飞鸟般跳跃，然后便消失在那些高墙层层叠叠的阴影中。崔生对此惶恐不安，贵人便发自好心地解释：这个昆仑奴是抓不到的，他是围墙的精怪。这个解释崔生似乎懂了一些，又没能想明白。
昆仑奴磨勒消失后又过去了很多年，在这些年中，这座高墙构成的长安城变得更加密密匝匝，围墙外的道路狭窄到只能一人通过，所有的牛马车都只能停在长安城外。崔生不再是少年，但他的愿望仍然大多都能实现。红绡在离开了十层院墙的宅邸后，逐渐也厌倦起五层院墙的宅邸。再后来的一年，也许所有人都忘记了，在崔生与红绡相遇的那天向高墙啐了口水愤愤离开的黄姓年轻人再次回到了长安城，这座由高墙建成的密匝如迷宫的长安城便轰然倒塌了。
人们在这废墟上兴建新的长安城。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