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唧的主页-ElfArtWorld

前奏曲

1985年冬

丹尼尔·奥苏利文走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时，有个小女孩已经在等着他了。

那孩子看上去还不到十二岁，黑发高高束起，穿着镶铜扣的黑色毛呢大衣，像是刚从哪个寄宿学校里溜出来的。她坐在丹尼尔那张不舒服的旧皮椅子里，办公桌在她面前大得有些滑稽，桌面上堆满了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剪报和文件夹。

果然不该在办公室喝酒，看来他又忘记锁门了，幸好这地方根本没什么可偷的。丹尼尔只是咕哝了一句：“这可不是玩侦探游戏的地方，孩子。”

“我知道。”女孩头也不抬地翻阅着档案，“我是来找你的，奥苏利文先生。”

“好吧，好吧，那你又是谁呢？”

“你可以叫我艾莉卡。”她回答，“我为弗兰克·莱利而来。”

“……你是弗兰克的女儿？”

弗兰克·莱利，老搭档的名字像冰水一般，驱散了丹尼尔脑子里残余的酒精迷雾。两年前的那个雪夜，正是他在小巷中找到了弗兰克的尸体——背靠着砖墙，双手被电线反绑在身后，子弹从前额射入，颅骨在冲击下碎裂，喷溅在墙上的脑组织和血液仍未凝固，沿着砖缝缓缓流下，形成了一道道暗红色溪流。

直到脱下警服，丹尼尔都不清楚警局有没有联系上弗兰克的家人，只知道他确实有个女儿——从越南回来后不久，他就跟妻子分了手，孩子也被母亲带走了。弗兰克很少提起她们，只有一次，他给丹尼尔看了一张从科罗拉多寄来的明信片，上面用彩色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生日快乐，爸爸”。

那张明信片曾被仔细放进相框，如今它又去了哪里？

“我很抱歉，”除了一句空洞的抱歉，丹尼尔还能如何回应？“弗兰克是……”

“他是个好人。”女孩放下文件夹，庄重地点了点头，语气却不像在谈自己的父亲，更不像个孩子在说话。“但我并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来的。”

这孩子不对劲，这一切都不对劲。丹尼尔说不上来为什么，然而一股寒意攀上脊背，甚至让他本能地摸向了外套下的手枪。

“你想知道什么？”

“他死前留下的东西。”女孩终于抬起头，直视着丹尼尔，“那份名单，我知道你还在继续调查。”

她的眼睛是澄澈的淡蓝色，犹如冬日黎明无云的天空，寒冷、寂静而遥远，丹尼尔却在其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双眼睛里燃烧成灰烬。

那些从越南归来的人也有这样的眼睛，就像他的兄弟们一样，像弗兰克一样，像许多他曾经认识的人和亲手逮捕的人一样。那些人的灵魂依旧被困在丛林和凝固汽油弹的火焰之间，他们把战场带回了家，然后整个生活都被焚烧殆尽。

然而那双蓝眼睛比他们所有人都要苍老，绝不可能属于孩子。那是从命运尽头返回人世，又被迫戴上孩童面具的死者的眼睛——

“瓦尔基里！”

在他来得及拔枪以前，小女孩外表的怪物已经动了起来。下一秒，丹尼尔就被脸朝下按在了桌面上，右臂被反折在背后，肩膀咔哒一响，让他咒骂出声。

“如果我是来杀你的，”瓦尔基里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带上了一丝笑意，“你在开门时就已经死了。”

“你他妈到底要什么？”如果这小怪物不是被派来灭口的，她还想得到什么？除了那堆没人在乎的档案和空酒瓶，丹尼尔·奥苏利文一无所有。

按住他的手稍稍松开，几张新的剪报被放到他眼前，每一张都承载着一段死亡，受贿警官，黑帮份子，地方议员……每一个都曾出现在弗兰克那份名单上，每一个都被割开了喉咙，窒息在自己的鲜血中，正如过去数十年间流传在北美和老欧洲的那些故事，报纸用轻佻的口吻将凶手称为惩罚者，黑暗天使，但时间和地点跨度太大，不可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不是吗？

“是你。”丹尼尔可以确信，“一直都是你。”

“还有我的盟友们，弗兰克也曾是其中之一。”瓦尔基里放开他，礼貌地后退了几步，好让他站起身。“现在轮到我来完成未竟之事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帮助？”丹尼尔转身面对自称艾莉卡的瓦尔基里，那双蓝眼睛澄澈得几近无情，似乎正提醒着他砖墙上的血色壁画和弗兰克破碎的头颅，以及他浸泡在酒精和愧疚中的两年时光。“在我看来，你已经是个很成功的连环杀手了。”

“问题在于，要把那些还活着的找出来。”艾莉卡坦然地接受了嘲讽，“我可以自己行动，但那样太慢，可能会有更多好人像弗兰克一样死去。我已经迟到了两年，不能浪费更多时间了。跟成年人和执法部门打交道时，你肯定比我更有优势。”

“这就是弗兰克以前为你做的？为你调查目标，制定计划，还有我所做的一切……”丹尼尔几乎为这种荒谬的感觉嗤笑出声，“我以为这是为了捍卫正义，可事实上——我们是在帮你杀人。”

“正义不仅来自法庭，侦探先生。所以，你建议我们从哪儿开始？”

201X年秋

军刀斩断形似脊骨的黑色荆棘，然后刺入地下，干净利落地切断根系。荆骨随之枯萎凋零，崩解为黑灰，渗入泥土，留下焦油般的痕迹。在它原先生长的地方，只有一条半腐坏的铜头蝮蛇尸体。

“幸好狩骨还没有成形，丹尼尔，把打火机扔过来。”

“真他妈见鬼了，死棘怎么会出现在公路边上？”

丹尼尔已经走下车，谨慎地站在灵装的影响范围之外，将打火机扔给了艾莉卡。

“不知道。”艾莉卡倒出些许燃油，用枯枝引燃火焰，蝮蛇尸体迅速燃烧起来，如同死棘一样化为了灰烬。“但它们离人类越来越近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也是你脑子里的声音告诉你的？”

“唉……算是吧，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她抬起头，眺望着秋日黄昏余晖中的原野。枯黄的野草在微风中起伏如波浪，锈红色河水反射着白昼的最后一缕光线，河岸的芦苇丛化作摇曳的暗金色线条。

对岸红河城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光芒在楼群之间闪烁不定，将城市转变为色彩斑斓的迷宫。

在逐渐降临的夜色中，那个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提醒她目的地就在前方，命运就在前方。

那声音曾在军营中的临时祭坛前布道，曾在巴黎街头向民众朗读人权宣言，百年之前，也曾同样在她耳边低语西伯利亚，通古斯河。

“上一次是1908年，结果你也知道。但这次范围更广，没准全世界的瓦尔基里都听到了呼唤，也许……”

通古斯的裂隙带走了“将军”，也带走了许多她曾经熟悉的人，凡人，瓦尔基里，那个时代最勇敢的人。

“也许红河城会变成第二个通古斯。”

“如果这是裂隙即将出现的征兆，可能会比通古斯规模更大——”艾莉卡把军刀收回多功能工具包，“我觉得你应该先回芝加哥去，把我送到这儿已经够了。”

“现在是赌场旺季，”丹尼尔与她一同眺望着闪耀的霓虹，“再加上那么多瓦尔基里，黑帮，邪教，骑士团，你确定能一个人应付这局面？”

“还有奥贝伦德，我也联系上了另外几个朋友。”

“但你们现在都是小孩，不是吗？而且其他瓦尔基里能闻出你们，总有些事是你们不方便去做的。”老侦探只是耸耸肩，“别担心，我们连80年代都熬过来了，事情总不会更糟了。”

“这可不好说，直到今天我们不都还在被迫适应扮演父女这事吗？”

艾莉卡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丹尼尔望向她时，微笑中却有一丝与平时不同的东西。

“我已经老得能当你的祖父了，艾莉卡。”

很快我就能当你的祖父了。丹尼尔曾经玩笑般说道。那时他刚刚步入中年，岁月还没有将他的头发染成灰白，也还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这么多刻痕。在艾莉卡还来不及察觉时，三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勒梅尔神父”被推上断头台时还不到三十五岁，自那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灵魂被困在不会成长的孩童躯壳中。艾莉卡从未有机会老去，只有世界在她周围不断变迁，相识的凡人在时光中日渐苍老，就连那些曾与她一同见证骑士团最初的日子的归往者也在陆续凋零，或许终有一日，她回过头，会发现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现在这个时候，“奥苏利文父女”的掩护身份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他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再维持一段时间又何妨？

“谁知道呢？也许你就是个老混蛋，在全美各地留下了一打私生子。现在你打算给小女儿多少创造点美好回忆，带上她来一场疯狂的冒险之旅——真是个好主意。”艾莉卡摆了摆手，“别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扔进赌场，老头子。”

“主要是你的钱。”丹尼尔高声大笑，似乎终于被逗乐了。“不过，事情发生在血注的地盘上，城里肯定有不少眼线，最好还是别让他们看到我们一起行动。”

“那就这样吧，我先进城看看，你在附近镇上找个旅馆，之后我们再找机会会合。”

“你最好快点找到小熊，趁那小子还没惹上大麻烦。”

丹尼尔没有争辩，回到他那辆大切诺基上，调转方向驶向旅游地图上推荐的历史小镇。艾莉卡背起工具包，向着跨过红河的老桥走去。

“你有事想说吗，朋友？”

在锈迹斑斑的“欢迎来到俄克拉荷马”铁牌下，有个戴着圆眼镜的小女孩微笑着向她行了一礼。艾莉卡之前就感觉到了瓦尔基里的存在，对方并未试图回避，显然是在等着她。

“晚上好，我是‘诗人’杜兰德。”女孩的英语带着些许法语口音，“更常用的笔名是拉维蒂。”

“《街垒上的黎明》，《雨中广场》……”这个名字唤起了艾莉卡一些远去的记忆，在1871年春天，署名拉维蒂的诗篇曾散布在流血的巴黎街头，被公社战士填入大革命时的曲调，成为了街垒上的战歌。“《致死者的信》。我喜欢你的作品，可惜以前没能见到你。”

“其实我见过你，在流血周的街垒上。”听到她的法语，诗人眼中带上了一缕怀念的笑意，“那时我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很多人向我说起过巴黎的死亡天使，遗憾的是，那是公社最后的日子了，我没有机会和你交谈。现在，你愿意说说你的故事吗？”

“现在？”

“我正在记录瓦尔基里们的故事，虽然可能没有机会出版，但有些事不该被遗忘。你曾经是谁，为何会在那里与我们一同战斗，如果能有机会聆听这些往事，那就是我的荣幸。”

她曾经是谁呢？三十四年的生命，两百二十年的徘徊，曾经的一切都早已随着第一共和国一同消逝，只有记忆仍像鬼魂般萦绕不去。

“那就边走边说吧。”艾莉卡走向进城的路，诗人走在她身边，夜幕已经彻底降临，路灯的光芒在她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我曾是卢西恩·勒梅尔，里昂的裁缝之子，按照我母亲的心愿，小儿子应当侍奉上主。大革命前，我是朗格多克团的随军教士，一年两百里弗尔的圣职俸，算不上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

烈日下尘土飞扬的旷野，雨中泥泞的道路，冬日里结着薄冰的溪流……曾经的他身披随军教士的黑衣，与士兵们一同行军，在临时搭建的祭坛前主持弥撒，在帐篷里倾听忏悔，为受伤和患病的人祈祷，替不识字的人写信。来不及一一为垂死者行临终圣礼时，他只能穿行在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上，高声诵读赦罪祷文。

“那些年很少有对外战争，但起义的火焰已经在法兰西四处蔓延，军队总是以国王的名义被派去‘平息叛乱’。”

鲜血流淌在荒芜的田野上，在城镇的街道上。

那段日子里向他忏悔的士兵更多，他们哭泣、咒骂、请求宽恕。他们是木匠的儿子，织工的儿子，农夫的儿子，却被命令去镇压那些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人。

我们究竟属于哪一边？朋友从他手里接过剩下的半瓶便宜红酒。

你是军官，是贵族，你属于权力。

那你呢？朋友发出一声冷笑。你是教士，是天主的仆人，那你相信这是祂钦定的秩序吗？

“几年后我被召回了巴黎，没过多久那个朋友也回来了。我们在咖啡馆里为手艺人和士兵读伏尔泰和卢梭，也读小册子和讽刺诗，那时我们经常吵架，还和别人打过几架，白丝带，暴民，还遇上过一伙近卫骑兵，幸好，维奈桑团的兄弟们当时在场。”

当他们跳上桌子高喊“为自由”和“维奈桑的兄弟站到我们这边来”，混战彻底爆发。桌椅翻倒，杯盘应声碎裂，围观者发出喝彩和呐喊，墙上国王的肖像在混乱中被扯下。直到两支部队的军官带着市警赶到，他们才跟着人群从后门溜走。

“请问一下，”诗人彬彬有礼地问道，“你干这些事的时候穿着教士服吗？”

“当然没有。”

“我就知道。请继续。”

那段时光过得很快，几乎令人目眩，变革之风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来。他和朋友依旧经常吵架，然而在三级会议上，在网球厅宣誓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一起。

然后，1789年的夏天来临了——

那一天，他站在人群的边缘，烈焰的边缘，目睹旧世界在他眼前轰然崩塌。

听。朋友在他身边说道。他确实听到了，炮声有如教堂的钟鸣。

“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见证了议会成立和王权终结，当时我们还年轻，总以为可以在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一段时间也确实如此。”

该是时候抛弃那件黑袍了。他的朋友重新倒满了两个酒杯——不是他们以往分享的便宜红酒，而是阿登产的起泡酒，作为对新生共和国的庆贺。共和国比教会更需要你，外交委员会说他们的门随时都为你敞开。

一个塔列朗难道还不够吗？

1792年秋天，他们刚刚在阿登击退了普鲁士人，迎来了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却还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桌共饮。

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的布道。过去一千年里教会给予了受苦的人什么？只有毒药般的希望。在新政府里，你可以做得更多。

可他们需要相信，相信神与他们一同存在于苦难。强迫他们在教皇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只会撕裂这个国家。

一个人不能服侍于两个主人，勒梅尔，你不可能既选择革命，又服侍教皇。

我服侍的不是教皇和国王，我服侍于苦难。

“那么，后来呢？”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诗人终于开口询问时，她们已经踏进了红河城的霓虹迷宫。夜风挟着城市的喧嚣扑面而来，仿佛要带走故事的结局。

“后来，我的朋友把我送上了断头台。”

伏特加与风滚草，还有一位故人

在又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时，艾米丽忍不住一气之下，愤恨地将手中攥着的酒瓶，用力掼到了地上。

当然，转瞬间她就后悔了——倒也不是为了瓶底那一丁点加起来也不到一口的残酒，而是因为飞溅起来的玻璃碴。

以瓦尔基里过于强悍的体能来说，即便厚重的玻璃瓶只是摔在路基边、硬化水平存疑的泥土地上——也可能因为碰到了什么硬物——不仅砸出一个浅坑，还被摔得粉碎。飞散的玻璃碴就好像流弹弹片一样，从破碎的中心点飞溅跃起。其中的一部分在飞跃的距离上超常发挥了一番，向着艾米丽身边的房车上奔去了。

这让她反射性地往另一个方向偏过头，因为她不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但瓦尔基里被加强锐化过的感官在事发的一刹那，就已经通过听觉捕获到了她做出判断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而她天杀的大脑，即便被四五瓶威士忌或者伏特加这样的烈酒浸泡过，也依然在转瞬之间便为她推算出了事情的结果：

两个硬币大的碎片扎进了车子的铁皮里，还有大约十来粒更小的，被金属反弹了出去，但也稀里哗啦地刮坏了车漆。这下，她借来的房车无论如何都得进一次修配厂了：如果不正经地把这些伤痕修整一番，等到没有漆面保护的钢铁锈到了内里，要还回去的时候肯定更麻烦。

何况，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要是知道了这事儿，肯定也会念叨她很久。

这都什么操蛋的事儿。艾米丽忿忿不平，张口想要对着某个并不实际存在的目标骂上两句。可当她真的张开嘴，从她的喉咙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音节，却是一声酒嗝。

毫无疑问，当这个喜剧性质的意外落在结尾时，就巧妙地让艾米丽的上述一连串动作看起来都变得滑稽了不少。如果周围再有个旁观者，那么此人大概率会被这一系列动作给逗笑——但可惜，这是在国道边缘，方圆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之内，可能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而艾米丽现在的状态令她不太可能主动笑话自己滑稽的形象：现在，她只是因为自己“什么都不顺利”而感到更加愤怒。

什么事都不顺。这位愤世嫉俗的瓦尔基里，在被自己喉咙里的冲天酒气噎住的那个瞬间，有一次加深了这个认知：就算她只是想要对着随便什么东西骂上两句，她身上也要出点什么意外来妨碍一下；再往前数，明明她是对着路基底下未被修葺过的自然土地泄愤摔出的酒瓶，而这显然不够结实的酒瓶竟然在被打碎之余，还用碎片划伤了她本认为不会有事的房车；而这辆车子，则是她从归往骑士团的资产中借出的一辆有些年头的“老爷车”，这一路上也没少跟她闹脾气；而她脚下的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把一切消费品都卖得很贵，即便她完全有知识和能力自己动手，修缮车子内外的破损，她本就不怎么宽裕的钱包也肯定会因此而大出血一番——

——最要命的是，为什么她已经喝了这么多烈酒了，却还能保持着自己常态性的、清醒而敏捷的思维？这些空瓶里装着的，难道不应该是会让她在喝下去之后便醉醺醺地忘掉所有烦心事，可以在难得的轻松快乐当中，自在地躺平的“忘忧水”吗？为什么现在，她反倒清醒起来了？

如此种种的怨恨叠加起来，令她忍不住在美国中南部，空无一人的荒野之上，仰起头来，对着夜空中稀疏的星子愤怒地大喊：“Сука блядь！”

少女清脆的声音载着这句俄语“国骂”自然地向着四周扩散，而对此多少恰巧做出了些许反应的，也只有随着微风慢慢前进的风滚草。

“……你从没拥有过，或者说，长期管理过，一辆车。对吧？”

三个月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中心分部的后勤库管员攥着这辆老爷房车的钥匙，以狐疑的目光盯着艾米丽的时候，就以同样作为瓦尔基里的、悠长的生存经验为她洗练出的毒辣眼光，做出了如上的判断。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所谓的“事”是指，艾米丽实在不应该在一个照面、填写几张归往骑士团内部申领固定资产的表格，附带着几句交谈之间，就被与自己认识不到二十分钟的人如此看穿底细。哪怕这个人是骑士团当中的瓦尔基里同僚，也不行。

出于本能，浮现在她脑海当中的第一反应，是想要找个理由，将自己无意中暴露出来的信息搪塞掩盖过去。而下一秒，她又觉得这想法可笑：这又能怎么样呢？从没有过自己的车子难道是什么可能会在某时某刻置她于死地的破绽吗？她又不是不会开车——事实上，她的车技很好，但确实，这种“好”不是后勤管理员会喜欢的那种“好”。这也是为什么，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为自己置办一辆代步用车兴趣寥寥，即便她完全有能力支付得起购买并养护一辆豪车的费用。归往骑士团的工资给得很大方，作为瓦尔基里，艾米丽用于维持生存所需的开销也不怎么高。她只是觉得这实在没有必要而已。

于是，她在库管员警觉的瞪视之下叹了口气，花了两秒钟，简单地进行了一下心理建设。在这两秒钟里，艾米丽选择丢开了自己生前便顽固盘踞在性格当中的过度谨慎，丢开曾经的职业为她遗留下的、于今时今日早已无用的习惯与本能反应，甚至可能也丢掉了一小部分自尊心，并在此之后向对方承认了这一点。再然后，她便因此而被迫花了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听着库管员絮叨了一大串完全可预期的车辆保养须知，神游天外了好一阵，才从对方紧紧攥着的小手当中成功接过车钥匙。她或许该为这种无意义的低效而生气，但时至今日，她发现自己已经不怎么在乎这一点了：她人生当中最需要效率的那个时间节点早已过去，她已经不再有力气为此而感到愤怒。

那真是非常“钥匙”的一把钥匙。在车辆启动方式逐渐日新月异起来的当下，这把乍一看上去可能和门钥匙也没太大区别的车钥匙，也在无言地证明着这辆老爷房车悠长的服役年限，以及它本身随着服役年限而愈发膨胀起来的脾气。

话又说回来，在艾米丽驾驶着这辆房车，一路沿着国道向南行驶，去往位于俄克拉荷马与得克萨斯两州交界处的红河城时，这辆车在外壳部分的车况便已经在毫无疑问地显示：当前的临时车主显然把库管员之前的一番耳提面命左耳进右耳出了。好在，老爷车本身显然也与它当前的临时主人一样，在没有外因督促的前提下，对自己的外观是否足够光鲜亮丽没什么执念。因此，虽然在驾驶过程中，车辆的引擎和轴承都时不时地发出一些足以令人心惊胆战的响亮抱怨声，但它至少足够坚强而忠实，暂且在艾米丽有一搭没一搭的检修之下保持着未曾抛锚的记录。

这令艾米丽有时会觉得，她与载着自己的这台老爷房车在那么稀少的几个地方上，或许同病相怜：都是眼下时代当中的老古董；都曾经有过峥嵘岁月；都因此而落下了一身伤病——不论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灵上的；都对继续面对明天的太阳不抱有太大希望，但也并不真的想给自己的生命就此画上休止符。她和这辆车一样，都不得不继续以这种不上不下的消极态度，磕磕绊绊地活下去，随后还会愤怒地发现：自己倒还挺皮实的，没那么容易死。

可惜，这点稀薄的感同身受并不足以让她对车子好一点。就像是她对待她的绝大多数瓦尔基里同僚一样：不至于真的诅咒别人去死，该帮的忙也会帮，但她私底下总是一副冷淡且不讨喜的态度，心里也总觉得实在没法和她们建立起什么情感上的联结。这种孤僻古怪的性格令她在骑士团当中也没什么好人缘。在与绝大多数同僚协同工作的时候，她们之间也往往只维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而已。艾米丽对此并不感到非常烦恼，因为对她来说，这也已经非常够用了。

然而，对艾米丽来说，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则是骑士团同僚中的一个意外。

究其原因，则是这一位瓦尔基里在她的生命当中出现得太早了：在艾米丽还没有重生为艾米丽，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甚至于，还是个吸溜着鼻涕、灰头土脸的小屁孩的时候，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就已经以现在的样子，就像熏肉罐头里的盐分一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他的生命当中。

当然，在那个年代里，熏肉罐头还不能每天出现在家中的餐桌上。对还不是艾米丽的艾米丽来讲，这算是一种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得到的奢侈品。在那时候的她，或者该说“他”眼中，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也是性质上差不多的存在。

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朋友，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则是现在变成艾米丽的，那个曾经的小男孩的爷爷。在小时候，并不叫艾米丽，也显然不是美国女孩的苏联小朋友曾经疑惑过，为什么自己的爷爷竟然有一个看上去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姐姐”这样的朋友——主要在于，为什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坐下来谈很久很久的无聊事，同时可以一起喝酒，但他自己想要凑上去做差不多的事的时候，就会挨揍。

但那个时候，他还是很喜欢这位“热尼亚姐姐”的。因为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是在他8岁之后，唯一一个还会跟他玩“飞高高”这种幼稚游戏的人，而且还会把他“飞”得很高——每到这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就会在一边发出夸张的大笑声。

后来，还不是艾米丽的艾米丽从自己的爷爷口中得知了“瓦尔基里”的事情，意识到了他很喜欢的“热尼亚姐姐”实际上的年龄甚至可能比爷爷还要大。于是，在他又长大了一点之后，亲昵的“热尼亚姐姐”就变成了略带生疏尴尬的“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女士”。叶夫根尼娅对此有点哭笑不得，但她好说歹说，也就只成功让对方把最后的那个“女士”给去掉了。这个在苏联传统中对长辈使用的、连名字带父称的称谓，就这样在当事人的生前死后，一直被叫了六十年。

这点年少时的缘分对艾米丽来讲，也带给他了多于“幼年时的奇幻经历”的价值。至少因为叶夫根尼娅，还不是艾米丽的艾米丽在幼年阶段，就已经接触到了“瓦尔基里”这个理论上来讲远高于他密级权限的秘密。也是因此，在他被美国人的手枪打中心口，一头栽进下水道之后，眼睛在剧痛里一闭一睁，就发现自己好端端地回到了安全屋里，还变成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美国女孩——在经历这种巨变的同时，他还能飞快地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冷静地穿好衣服，把灵装带好，联系自己的上级，传递出最后一份情报，同时按照安全条例，令自己暂时性地消失在人海当中。

在那个时候，终于成为艾米丽，但还没有决定要给自己的这一张脸孔命名为“艾米丽”的艾米丽，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是感到窃喜的。他，或者新鲜出炉的“她”，知道瓦尔基里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一具看似纤弱的躯体当中会蕴藏怎样的力量，也通过镜子完全知晓了，她现在的脸孔和原本完全不一样——镜子为她反射出的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年轻女孩，五官的样貌是一种阳光明媚的甜美大方，眉宇间也没有盘桓着东欧人特有的那种经久不散的阴郁愁绪，身材也完全是那些庸俗的美国佬会喜欢的那种。这对于她的职业——克格勃的“乌鸦”，或者现在该称为“燕子”——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利好。只要花点时间来经营，她对自己能够将这些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有着充分的自信。

可惜，她最终没有得到能够落实这些自信的时间。她目前的面孔和他生前时的面孔毫无关联，这在情报工作上当然是优势，但在“向总局证明我是我”这点上，就是显而易见的劣势了。在想方设法重新联系到上级之后，迎接她的就是无止境的表格，询问，相互印证，认证，周而复始。艾米丽记得很清楚，作为男人的他一头栽进下水道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的12月26日，转过年的元旦，她就作为瓦尔基里重新联系到了自己的上级。从此开始，种种“事务性检查”便开始在她身上一直持续了下去，似乎永无尽头——但它们实际上是存在一个尽头的，因为1991年的12月26日，她从美国的电视新闻上知道，苏联解体了。

一个堪称恶毒的巧合是，她祖国的忌日和她自己的忌日，竟然恰巧是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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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终究都是三十来年前的旧事了。对于艾米丽来说，她作为瓦尔基里的生命，在此时也已经与他曾经作为男人的生命差不多的长度。此时此刻，她已经对追回自己的故国不抱任何希望，只是浑浑噩噩地在美国中部大平原一眼看不到头的国道之上，驾驶着一辆吱吱嘎嘎的老爷房车，一路向着红河城驶去。

红河城原本不是她所计划的旅程目的地——艾米丽现在心烦的要死，迫切地需要一块与世隔绝的荒郊野岭，好让她能独自一人冷静下来，控制住自己对这个世界本身日益增长的厌恶感。但红河城？那是一个以博彩业出名的小城，总是熙攘喧闹，被横流的物欲和对金钱的追逐与渴望充斥着，几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一个城市本身在现实当中显化了出来，对在故国解体之后、仍然对于共产主义保留着不切时期期望的艾米丽来讲，绝不是一个可心的去处。

但出于作为一个曾经相信“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共产主义战士所必然具备的基本道德，她还是在听到了“他”的声音之后，叹息着调转车头，往这个该死的城市开去了。

这还是艾米丽头一次听见“他”——艾米丽还不是艾米丽的时候，那个曾经作为男人的自己——的声音。但她从骑士团当中的文献知道，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些瓦尔基里意义上的“大事”要发生了。何况，在这个声音出现后的几个小时之内，骑士团也顺应了那个声音所说的内容，发布广播，将所有暂且没有任务在身的瓦尔基里都调往了红河城。

骑士团是个松散的组织，艾米丽完全可以不理会自己上级的命令，但她还是动身了：如果单纯让红河城这个纸醉金迷的浮夸城市被死棘在地图上抹去，那她当然乐见其成，可当中的那些追逐着“美国梦”的傻蛋们呢？他们可能确实不是什么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家伙，可也确实罪不至死。

然而，问题又来了：艾米丽身边确实带着自己的灵装，但她并不觉得一个发条八音盒能够对死棘造成什么可观的伤害。以往，她是从骑士团内部申领使用已经离世的前辈们遗留下的杀伤性灵装进行战斗的，又或者给自己找一个搭档，专心负责后勤支援的工作。但现在，她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太支持她与骑士团中的同僚进行联系，也没什么精力去与同僚维护哪怕是仅有表面和平的疏离关系。

艾米丽也不是不能打——在她生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她已经被训练出了相当优秀的战斗技巧，可在红河城这个人生地不熟，只有死棘大概率会层出不穷的地方，她首先得考虑，怎样才能不给自己找上太多麻烦。

可惜实际上，她浑浑噩噩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考虑这些。哪怕她在开车的过程中也成功用库存的烈酒一直让自己保持着浑身酒气的状态，酒精却根本没能成功麻醉一个瓦尔基里的神经。真正阻止她进行有效思考的，是她本身“听天由命”的念头和“厌世嫉俗”的精神。她就这样毫无准备地把车开进了红河城的市区，准备在抛锚之前给自己找个加油站，或许还可以找个房车营地——如果找不到的话，干脆就停路边也行。

然而，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可能性：她沿着主干道向前开车，而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季米扬诺娃，同样隶属于骑士团，因此也有充足的原因被一同调往红河城的另一位瓦尔基里，正站在人行道的道边，安静地等待行人用的红灯转绿。

那一个瞬间里，出于恐慌的情绪陡然清醒过来的艾米丽，几乎是反射性地踩下了急刹车。紧接着，在轮胎与刹车片和地面摩擦出的尖锐巨响当中，头一个浮现在她脑海当中的念头则是：

完蛋了，我在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面前违反交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