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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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主的女儿，从楼顶一跃而下，头着地摔在石砖路上。
第二天清晨，邻居们谈起昨天夜里的动静，好奇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下。
“是一个存钱罐从楼上掉下来，我都看见了，”楼下的大婶说，“就是杂货店里那只存钱罐，总搁在货架上那个。那老板和老板娘，每次收来零碎的小钱，就会投在里头...没准他们也放大钱进去，谁知道呢。没准他们开店就是为了赚钱存在罐里。没准他们除了钱之外也投其他东西，天天对着罐子说好话。这都是为了等他们以后再也开不动杂货店，或者得了重病的时候，那罐子能念着他们的好处，将自己打碎了，连带着它自个儿攒的钱一起拿出来为他们善终，免得他们临死时孤苦伶仃。可惜啊，这么早就摔碎了，里面的硬币也全都滚到下水道里去了。”
说着，她拎起洗好了的她第三个孩子的尿布，晾到屋后去。坐在她家围墙外休息的小伙，隔壁餐馆的帮工，闻言忿忿地开口道：
“要我看，那掉下来的哪是存钱罐，只是一个破风箱罢了。难道不是只有坏了、不能用的东西，才会被人从楼上扔下来么？自打造出来起，它又受苦又受累，成天就是吹呀、吹呀，除了生火就是生火，生完火还要清炉灰。它生下来就是要没完没了地给人使用的。等到终于有一天，它鼓的风实在太多了，突然出了毛病，比如皮子上破了个大洞，之类的——人家自然就要把它丢了。谁还会关心它？谁会留着不能用的东西？哪还有路给它走？四处都没有地方给它待呀。”
说完，他擦干额头和脖颈上的汗水，回饭店后厨去了。厨师瞪了他一眼，他一直等着帮工来清理炉灶，却迟迟不见人过来。趁小伙把半个身子都探进炉膛里的时候，厨师拿着纸烟出了后厨，坐在杂物堆上，自言自语道：
“唉，昨晚从楼上泼下来好大一锅浓汤啊！我躺在自己家里，都能闻见香味。炖汤就是这样，若是你一开始准备的材料好，倒是能少炖一会就出锅；要是食材一般般，那自然是要多熬一阵子了，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道理。火在底下一直烧着，锅里熬干了就添水，攒着什么新的食材也全都投进去。你早早地就能闻见香味，可是自从小时候起，所有人就都跟你说：汤熬得越久越好，越久越香醇，一定要待熬完再品尝，耐不住性子的人活该熬不出好东西。你只好继续任它日夜不停地烧着，挨烟熏，挨火烫。要是盛汤的锅具经不起这样煎熬，啪嚓一声烧裂开来，一整锅汤就都泼在地上，再也喝不到了。唉，可惜啊！但凡在这之前，能先品尝一口它的甘美呢？”
说罢，厨师把烟掐灭，回厨房干活去了。他已经五十来岁了，工作了三十多年，要趁还能干得动时多攒些钱。天色慢慢放亮，醒来的邻居越来越多，大街上逐渐有了人声。一位车夫将马车停在路边，说：
“我昨晚路过这里，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车轮。它只知道闷头赶路，稀里糊涂地往前滚，直到从悬崖上坠下来，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可把我吓了一跳。”
着急去上班的人看了眼怀表，冷哼一声，自言自语道：
“可按我看见的，是钟表上的一根秒针掉下来了才对。它成天不知追赶着谁，也不知被谁追着，从早到晚匆匆忙忙，以为自己的工作无可替代，直到脚下一歪，从表盘上轻飘飘地摔下去，落地的声响都没人听见。”
两人分别奔着自己的目的地去了。与此同时，从街角走来一个爱好观鸟的男子，转动一圈他那神经质的、深陷的眼睛，叹息道：
“昨晚坠楼的应该是一只斑鸠，从雏鸟期就被人工饲养，剪去了飞羽。它看见窗边投下鹰隼的影子，自己又从未有过飞行能力，感到惊惧无比，自然吓得从窗户里跳出去了。”
而他手中紧紧牵着的幼童，他的女儿，则说：
“可是，爸爸，我觉得小鸟是往更美好的地方飞过去的。它一定是看到了窗外的世界，觉得外面的天地更广阔自由，比家里要更好——才会从窗户跳下来。”
人人都在谈论昨晚发生的事，人人都说从楼顶坠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乐观的铁匠说它一定和铁锭一样重，要很大力气才能抛下楼去，忧郁的裁缝却说那只是一片布料，只需一阵风就可以吹走；家道中落者说它像一只空箱子，外表庞大结实，实则又轻又脆，巡逻的军人则说它如一粒铅弹般小而坚硬，如果它在哪损毁了自己，一定是人的意志下的决定。年轻人看见一株栽在盆里的植物，落地时根系还在尽力伸展，老人则看见一只倒下的药瓶，早在摔碎前就已空空如也。还有一些人，即使没有见过那东西的样貌，也对其有些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即使它吵醒了一些邻居，落到粉身碎骨的境地也非其本愿，该怪把它推下来的人；还有些觉得它是自己要掉下来的，斥责它无论如何不该落地，扰了大家的安眠。正当大家聊得火热之时，镇中心高塔上的钟声响了，这标志着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即将开始。人群于是散开了，各自投入到日常事务中去。
“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他们说。街道很快空了，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行人。路中间，那女孩的尸身静默地躺在石砖地上，血已经干涸在砖缝里。
作者：土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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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部分未提及的oc设定，按照独立故事看也ok！】
今年年初，我到柏林出差，顺便造访一位旧相识：理夏德·冯·埃格洛夫斯坦伯爵，即已故的冯·埃格洛夫斯坦将军的独子。此前的行程安排得过于紧凑，一路上已许久未修整过仪容，因此我打定主意，到柏林后先找一家理发店，叫人打理一下头发和胡须，接着再挨个去见该见的人，处理些应尽的事务。
我在旅馆旁就近选了一家发廊，装修典雅，招牌簇新。正因如此，当我走进其中，发现店内一个顾客也没有时，也没觉得太意外。“我虽然刚开店，还没积攒起什么名声，可已经实打实地练了很多年手艺，请您试试吧！”那理发师招呼我。
我告诉他：要将发尾修短些，两侧鬓边的头发也削薄一点。此外，还要把胡须修剪整齐。他连连答应，殷勤地替我摘下眼罩，又打好洗头的温水。待我湿着头发落座后，他问我：“您的头发要剪到多长呢？”
“衣领以上。”我说。
“要留那么长呀？”理发师说，“现在不是流行短发么？到耳朵上方那种。干净利落，显得更男子汉些。”
我懒得与他解释，便说：“我习惯留更长的头发。”
类似的问题他又问了两到三遍，我已心有不耐，好在他开始工作后还算安静。他手持木梳和剪刀在我脑后忙活，我也放松下来，心中思索起其他事。他剪得很慢，半天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此过了一阵，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文员打扮的年轻人跨步进来，上下端详了我几眼，叫道：“冯·阿森海姆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我问。
“您的助手说您在这里。约阿希姆先生叫我来找您，来取——呃，票据，还有某某清单，某某文书，很多东西——他临时有急事，过一会就得赶去码头，非得把这些带到船上不可。”
约阿希姆是我在柏林的代理人，此次出差原本也是来见他的。“请您回到旅馆，再去找我的助手，”我说，“就说是我允许的，要看文件。他知道放在哪里。”
小伙子点点头，一溜烟地跑走了。与此同时，理发师终于挪了位置，开始修剪我的鬓角。他将头发分成很多小绺，对着发尾挑挑拣拣地修剪着，像修剪盆栽似的，不断有碎发落下来。好像足够短了，何时打薄呢？在我发问之前，年轻人就已再次推门而入。“有张票据找不到，冯·阿森海姆先生，”他说，“抱歉再次打扰，可您的助手也忘了搁在哪儿...”
我告诉他票据的位置，他很快又回来，说另一份文件不见踪影，文书缺少印章，等等等等...我只好叫他稍等片刻，等我理完发再带他取，毕竟现在这副模样实在出不得门。他在沙发上等着，焦躁不安地看着怀表，过一会便说来不及了，跳起来又要往旅馆去。我干脆叫他拿来纸笔，把每件东西的所在都写给他，让他照着去找。——“您头发真多呀！”理发师这时冷不丁地说，他手持推剪，不知道正在忙什么——待到年轻人胁下夹着所需的所有文件向我道谢，理发师这边也已经大功告成。他用皮带打磨着修面用的刀片，好像不太敢看我的眼睛。
我望向镜子。首先，胡须的形状很不对劲，比我原有的要窄很多。我向他借来木梳，将头发像往常一样梳背过去，立刻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如他所说，我的头发的确长得过于茂密，与此同时，又被他剪得太短。如今，它完全炸开了。发丝堆积在耳朵后面，经他修剪变得极其圆润，活像半朵蒲公英。
我没有生气。发火是不必要的。我指着鬓角对他说：“这里麻烦再削薄些。”
他拿来剪刀，结果只是不断将轮廓修得更规整，换言之，更圆。“我的意思是，从里面打薄掉一部分头发，做不到吗？”我说。
“没办法修，已经没办法了，太短了...倒也可以修，但那就不是同一个发型了。”理发师颤颤巍巍地答。
我干脆自己从桌上拿来打薄用的剪刀，对准鬓角就是两下。的确好了点，但我也很快明白：再修下去，就会变成他说的所谓“流行短发”，不仅不适合我，在再度留长的过程中也迟早会长成现在这样，倒不如保持原状划算些。
“打上发蜡就好了，”理发师在一旁不住地嘟哝着，“您这个发型太少见，我没剪过这种...您的头发太多，发质也不一样...现在都流行短发...等我为您再为您修修胡子，我已经想好怎么改了...最后再打上发蜡，效果您到时候再瞧...”
我烦得要命，只想快走，最终只能给他一半工钱了事。我将帽檐下压，遮住上半张脸与蓬乱的头发，到日用品店去买了一罐发油，还有女人画眉用的色粉和眉刷。回到旅店，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对着镜子，将胡子全部刮干净。这张脸上一次全露出来已是三五年前的事，我望着它，竟感到不太习惯。所幸约阿希姆不在，好几样事务都办不成，我也至少有两三天的功夫不必见人，足使胡茬重新长出来。倘若颜色不够深，涂一点色粉便是，我曾见妻子用过这种东西。至于发油，果不其然，我将旅途中原本带的一小罐全部用完了，也没能将膨胀的鬓角收进去。镜子里的那个图形，围在我脑袋上半圈的那团深棕色的物体，令我不断想起各式各样的比喻：扫帚，圆形毛刷，皮球，中国式的丝绸圆扇，某位动植物爱好者曾向我介绍过的、澳洲一种会开伞的蜥蜴。当我把眼罩戴上，看着就像是一位不修边幅的年轻海盗。此人的理发技术还不如军中的勤务兵，越细看问题就越多，我从看得见的那一侧转过身去，才发现后脑勺也鼓鼓囊囊，好似蘑菇的伞盖。更多的发油只能使它板结，造出许多张牙舞爪的尖端，而不能让它服帖。再折腾下去，等我回到家时，赫密尔德就要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要把一只蟹壳顶在脑袋上？”
发怒没有任何用处，我再次告诫自己。我把无需亲自到场的事都托给助手去办，不太重要的则推掉了。接下来便只剩那个邀约，那场早在出发前就已确定好的拜访，理夏德·冯·埃格洛夫斯坦，他父亲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且我也迫于行程而推掉过他很多次邀请，这下不得不见了。正在我为此发愁之际，一张意料之外的信笺被递送到我手里，来自我在军队的前上司与同事，安塞尔姆·罗高。他曾一度住在柏林，后来搬去南方，如今要回来办点事，邀请我明天见面一叙。天知道他是从哪儿打听到我在这里。
第二天，我按紧帽子，以尽量端庄的仪态走进他的住处。“小威利来了！”他一见我便热情地叫道，明知我从年轻时就讨厌这个昵称。
我没有应答，只是盯着他。他于是改口道：
“好了，威姆。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我讲述了自己在理发店的遭遇。安塞尔姆听着，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或者说是嘲笑还差不多。他准备在柏林住上一个月，为此雇了人在屋内打扫，噪声很大，害得我不得不将一些窘迫之处多说两遍。待他笑够了，我们一起吃了些点心，聊了聊近几年的经历，双方遇见的离奇事也都不算少。接近黄昏，我正准备告别时，他却一下子变了神色，神秘兮兮地凑近我，说：
“说起来，我倒认得一位挺厉害的柏林理发师，就住在这附近。他能把你的头发恢复原样也说不定。”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已经太短了。”
“可据我所知，他正是擅长这个。他有一双巧手，能通过修剪头发的——那什么——层次？来使其显得更长，形状更优美。先前我的头发剪毁了，也是找他修好的。我敢说，全柏林的理发师加起来也顶不了他一个。不如我们先去找他问问，等把你的脑瓜修剪得漂漂亮亮的，再一块去吃晚饭，如何？”
安塞尔姆说这些的时候，眼神不住地乱飘，有时又过于集中地盯着我，像是在打什么主意。今天谈天时他也是这样，不断往院外瞄。共事的几年间，我太熟悉他的这种眼神了。然而，尽管心怀疑虑，我还是跟他一起出了门，一方面是看他想干什么，另一方面，这副发型再差也不过如此了。理发师的家离得很近，只需穿过街对面的一条小巷，便能看见那处院落，花园内杂草丛生，似乎许久没人打理，房屋门口也看不见任何招牌。
“哎哟，我的鞋带开了！”行至院门口时，安塞尔姆突然蹲下，说，“你先去敲门吧，说是来理发的就行。”
我狐疑地走上前去，拉响门铃。若是换作别人，换作荒郊野外，我几乎要以为这是劫杀的前奏。“您好，您现在还给人理发吗？”我问道。
“我刚到家，你为什么不白天到店里去？”门里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没好气地答道。
就说你有急事——安塞尔姆冲我对口型道。我于是说：“我今天才听说您的名字，并且今晚与人有约，实在想快些把头发剪好。”——我的确不想以这副尊容走进餐馆——“如果您有时间，我愿意多付钱。”
木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警惕地将我打量一番。我顺势摘下帽子。“是谁把你剪成这样的？”老头说，“进来吧。”
话音未落，身后的安塞尔姆突然像只豹子似地猛扑上来，把我挤到一边，双手与膝盖死死地卡住门缝，一把将门拽得大开。“老东西，快还我钱来！”他大喝一声。
那老头一见是他，拔腿就跑，两人就在屋内绕着桌椅互相追逐。“我可眼看着你从我屋前经过，”安塞尔姆边追边喊，“哈，我可知道你刚到家！原以为要盯你一个月的，没想到第一天就让我逮着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赌钱的时候可想过今天？你个老王八蛋，眼看着我搬走了就敢回柏林住，你以为跟在我屁股后面搬家，我就不会回过头来咬你一口？快把钱还我，否则你跑到哪我就跟到哪去，非把你这身老皮扒下来当裤衩穿！快点！”
老头既是大骂又是求饶，最后找准机会，从窗子里跳出去跑了。安塞尔姆紧随其后，翻过窗户时，冲我眨了眨眼。
“晚饭下回再约吧！”他喊道，接着一溜烟追出去了。
几天后，安塞尔姆来信，感谢我为他提供的帮助。他虽没能把钱全要回来，但好歹暴打了那老赖一顿，并且一连狠狠地恐吓了他好几日。他邀请我到全柏林最好的饭店之一用晚餐，由他请客，我当然没有理会他。
让我忧心的仍然是即将到来的会面，平日里长得太快的头发到这时却只嫌变化太少。我每天都至少要多洗一次头发，再重新上发油，寻找有无补救的办法。见面前的两天，年轻的冯·埃洛夫斯坦伯爵突然来信，询问能否不在他家见面，想改在公园会合。我松了口气，因为在室外起码可以不必脱帽。
当天的天气实际算不上好。风很大，我出门后才发觉这远比前几天冷得多。我到达公园时，看见理夏德·冯·埃格洛夫斯坦正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他穿了一件带斗篷的灰色长大衣，裁剪相当讲究，衬得身形挺拔、修长，气度不凡。然而，他也把帽檐压得很低低的。我们碰面，互相问好，随后沿着河岸漫步，聊些先前在通信中未竟的话题。上次当面见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到如今变化已相当大，但这变化并不令人觉得突兀，倒好像他天生就应当向这个方向生长一样，无论是外部教育还是承袭爵位，在最初的迷惑消去后都难以篡改其本质。他的仪态倒远比当年要舒展得多，每个动作都张弛有度，彬彬有礼，这都是他父亲费尽心思培育出来的。只是每当狂风掠过，他也总会和我一样，忙不迭地按住帽子。
我们从军旅生涯聊到家庭旧事，由文学聊到博物，一直紧贴着河岸边走，直到不得不拐入市区，脸颊已被风吹得麻木。我们漫步到一家咖啡馆门口，理夏德对我说：
“如果您感觉冷的话，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喝杯热咖啡、热红酒什么的。您想去吗？”
“我还好，不算太冷，”我说，“您呢？”
“我也还好。”
又过了一会，转角处冒出一家书店。我于是说：
“若是外面风太大了，我们可以去书店避一避，这儿或许有我之前信中所说的那本文集。您觉得如何？”
“请见谅，我心思太乱，读不进去书。最近实在有太多琐事。”理夏德说。
“没关系，我也差不多。”
我们一路逛到下午，到后来，两人都已不禁放慢脚步。我几乎是靠着意志力在御寒，他也一样，我能看得出来。这场散步总归是要有一个终点的。我们来到一家饭店门口，终于一拍即合，上楼去，现场订了一间包厢。门帘拉上的那一刻，我摘下帽子，尽量表现得不动声色，理夏德也如是。尽管早有准备，他那一头金发的现状还是令我吃了一惊！前额的头发又短又炸，堪堪地用用发油梳上去，其中一些已经倔强地向前翘起，仿如一丛稻草；后脑勺倒是与我差不多，但还要更短，一层层头发堆叠起来，像是用前面那种稻草屯成的草垛，与全身上下的考究穿着一点也不相配。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从他望向我的眼神里，能看出他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
“说回刚才的话题...”我说。
“您打算竞选议员，对吧？”理夏德立马接上。
“是的。然而，进入政界也意味着要花许多时间在无谓的礼仪与客套上，尤其他们当中许多人实际上是我们的上一代，其对于虚礼的执着相信您已见识过了。”
“说起这个，”理夏德说，“我父亲倒不算最热衷于研究礼仪的那一类，然而他的确让我们遵守一些现成的规则。例如面见客人之前要先理发、修整好外表，按场合和对方身份来挑选衣服，诸如此类。”
“是啊，看得出来。我祖父家也曾有类似的规定。”
半晌的沉默。之后我忍不住问：
“您这两天去过某旅馆附近么？”
“不，”年轻的伯爵咧起嘴角，扯出一个有点腼腆的微笑，“是市政厅左边那一家。”
我们两个互相看着，终于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