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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我在五汇街道的一家便利店重遇周惠贞。 

“我要那个八块的乌冬面套餐，丸子要鱼蛋和牛肉丸双拼。” 

真不怪我没认出来。她头顶一亮红色鸭舌帽，带着黑色口罩，银色大圆耳环在白炽灯下晃呀晃，盯了我好一会儿说，好久不见啊。 

周惠贞问我是不是还在厂里，我说我一年前就被裁了。 

在她辞职后的两年，工厂效益下滑，有日薄西山之势，年年都会小幅度裁员。我以为没我的事。罗姐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拟发言稿。好不容易熬走了傻逼，调离生产间，做一些文字活儿，觉得未来虽不至于一片坦荡，但好歹能看到一条窄窄的路。 

傻逼指的是主任，四十九，肚子肥得流油，牙齿常年被烟熏火燎，跟旱厕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有幸见过一次。那时我刚入职，四处轮岗，轮到傻逼手底下。前几年他的衬衫尚且能塞进皮带里，头上也有几缕头发苟延残喘，一脸温和地对我笑，小林啊，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随时来问我。现在想来令人作呕。当时我还是战战兢兢地应下，遇到流程问题，傻逼确实指点了我几次，直到他进行性骚扰，黑黢黢的牙齿里钻出一条肥大黏腻的舌头。情急之下，我抄起办公室座机往他脑袋上砸。再然后我被调去生产间，每天同哐当哐当的机台打交道。同批进来的，辞职的不算，其余的升了副主任，我在给哐当哐当的机台除尘。傻逼被调走的那一天，我偷偷买了小鞭炮在楼道炸，噼噼啪啪，吓坏了一帮子小孩。 

罗姐往我工位上敲两下，弯腰凑过来捏了捏我的手：“小林，别写了。”我脑子懵了一下，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这是要被裁了。我当即撕掉纸揉皱了扔进垃圾桶，还写个屁！ 

感谢罗姐提前给我透底，当正式通知下来时，我已经整理好心情，平静地收东西，签字，离开。路过小卖部，走进去，买了一瓶橘子汽水，玻璃的。本来想买啤酒，喝光了冲回单位找到傻逼一瓶子砸过去，也算给自己这些年一个安慰。手握在啤酒瓶上，捏了又捏掂了又掂，手感很好，砸下去的声音应当很脆。最后还是放弃，一是我不一定能找到傻逼，二是我也确实没有当初的勇气，只能过过脑瘾。与其买不喝的啤酒浪费钱，还不如买汽水。于是我拎着汽水走到江边，沿着江边横道一直走一直走。横道的尽头是卵黄一般的太阳，打散了的光流出来，流满了天空，滴下来，滴到写字楼，沿着边角一路往下，蜿蜒到地上，流到我脚下，又钻过去，随着江水走了。 

哐当一声，玻璃瓶扔进垃圾桶，连带着我匆忙而去的五年。 

我进厂时，是周惠贞带我办的手续。在轮岗期间，我总是去找惠贞，我喜欢听她说话。与她温婉的名字相反，她讲话的声音像湖。惠贞跟我说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太贤良淑德，而她本人与整个四个字毫不沾边。我说我很喜欢，念起来嘴角会咧开，会笑。她也笑了，那你多念念。我便一直念啊念啊念，念到自己喘不过气来，咯咯直笑。周惠贞突然用双手捂住我的耳朵，时隔这么些年我还能会想起她的手覆上来的温度——她的手很凉。 

在她离职后的几年里，我偶尔会梦到这个瞬间。我漂浮在芦苇丛中，像气球似的，不受控制地四处游荡。周围的芦苇丛不停地生长，无论我飘得多高，它们始终比我要高出一大截，白色的穗子遮蔽天空。我很不喜欢这种虚空的、无可依的感觉，更不喜欢这种无论如何也出不去的困窘。就在这时，一双冰凉的手覆上了来。我不再漂浮。芦苇退去，周围白茫茫一片。我直觉她是周惠贞，她应当面对着我，我努力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她张着嘴，我什么也听不清，想要靠近，但她始终与我隔着一段距离。从梦中惊醒，从梦的余韵中缓过神来，我开始疑惑，当时她的手覆上来了吗，还是我一遍又一遍的臆想，无端平添了许多细节？ 

她的声音隔着手掌传过来，像隔着水面，我在湖底，她在岸边。水波扭曲了她的脸，声音也瓮瓮的——“别念了，别念了。”她把头靠在我脖子上，几绺头发拂过我的侧脸，有些痒。 

那天我去了她家，她家在丈八四路，六楼，楼道又窄又长，常年没灯。推门进去，墙上、窗户上贴满了海报，地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CD，无从下脚。她把堆着的CD踢开，让我坐在地板上，又从抽屉里抱来一大叠光盘和磁带，挑挑选选。我的前二十年不怎么听歌，后几年音乐对我来说也可有可无。只有这一段时间，我十分密集地听歌，听各种类型的歌。我三分之一个人生中听过的大部分歌都出自这里，跟周惠贞一起。 

我们靠在一起。她把腿伸开，伸得直直的，晃啊晃，碰到我的时候，像被水花溅上了脚肚。难不在意。我注意到她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彩色袜子，一只红黄相间，一只粉蓝相间，长过脚踝。她注意到我在看她的袜子，转过头笑着对我比了个嘘的手势，眼睛亮亮的：“秘密。”工厂要求统一的发色、统一的深蓝色制服、统一的白色袜子和黑色工鞋，而周惠贞悄悄穿了一双彩色的袜子。秘密这个词真有魔力，一些本该一笑而过的事情，有了它，反而显得隐蔽而亲密。我的心跳得有些快。客厅里放着歌，我一句也没听清。这一天我们听歌听到很晚，睡得很沉。第二天周惠贞拉着我一路狂奔回工厂，才堪堪没有迟到。回到生产间换工服时，我才发现自己穿错了一只袜子，本该穿着白袜子的脚套上了彩色的袜子。我一只脚陷在彩云里。 

周惠贞喜欢唱歌，我并不意外，在第一眼见到她时，我就认为她喜欢唱歌。在那个压抑的、嘈杂的工厂，她自由到要飞起来。她迟早要飞出这个工厂。周末，她拉我去音像店门口摆摊唱歌，我蹲坐在她对面，看路过的人纷纷把硬币扔到她脚下。她用这些钱买了一瓶橘子汽水和一罐啤酒，汽水是给我的。一开始我们肩并肩往前走，半罐啤酒下肚，她的脸逐渐红起来，步伐也越来越快，迎面而来的风钻进她的衣摆，她像要飞起来。她一边走一边大声唱歌，唱得周围人都回头看她。谁能忍住不看她呢。路过垃圾桶，她把空了的啤酒罐捏扁丢进去，回头。我离她四五步距离。她等我走近，对我说：“我要辞职了。” 

如果能停在五步之外，我是不是就不用听到这句话了？ 

周惠贞离开时我没能去送她，那天傻逼叫我去办公室，我砸了他的头，把本就丑陋的脑袋变得更加丑陋。之后我被调去生产间。再然后，我被辞退了。 

从工厂里出来，我在家磨了几个月，决定提升一下学历，把大专变成本科。学到半夜，无所事事时，翻出手机通讯录，点开周惠贞的电话号码，手在绿色键停留许久，迟迟不按。退出通讯录，点开贪吃蛇，控制蛇头吃下一颗颗苹果。蛇越来越长，距离尾巴越来越近。惠贞有一双差不多的袜子，暗绿色的蛇纹一圈圈围绕。她穿上，腿也变成了蛇，幽幽地贴在人皮肤上。GAME OVER。把手机丢到床上。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幸运地考入x市的一所大学，收拾行李时，我把以前的白袜子打包全丢了。临走的时候才意识到那一只穿错的袜子也在里面。 

生活逐渐忙碌起来，时间踩了油门，加速向前，一直到平安夜。我跟学校申请在外租了间间房子。晚上八点半，外面一直传来无法忽视的节奏感和音乐，书也看不下去，出门，去对面的便利店买点速食。走上天桥，才发现音乐来自学校不远处的路演，很多人围在那里看。我在天桥上停了一会儿，离开了。 

没想到能在那里遇见周惠贞。她刚刚结束自己的部分，溜出来吃东西。 

我们走出便利店，她要走了碗里的全部鱼蛋。她跟着我一路走，这回我们始终走在一起，哪怕我突然加速，她也会跟上来。走到听不到身后传来的节奏与欢呼，我问她：“不管路演真的可以吗？”“我明天跟他们道歉。”她又对我做了“秘密”的口型。她在我那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醒来时，发现她用光了我家所有的便利贴，写满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贴在我能看到的各个角落，并备注自己去路演。 

思来想去，我还是给她发了一条信息：你干嘛穿我袜子。 

快到中午，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