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作者：土木风      </p><p>评论：随意       </p><p>  </p><p>我的诊所开在郊外，一处崎岖险峻的山路旁。这里人迹罕至，每隔两三天才会有人敲响我的屋门。他们灰头土脸、惊魂未定，警惕而惶然地看我操起闪着寒光的手术用具，为他们接上摔断的骨头，处理山贼造成的刀伤枪伤。我以此为生计，而除此之外的日子里，与我相伴的只有窗外的群山。山峦层层叠叠，无数庞大的、青灰色的影子沉默地环绕着这片狭小的山坳。我在它们的凝望下起床、入睡、洗手、接诊，为床单消毒，用沸水煮一盒又一盒的刀片。      </p><p>这天清晨，当我照例坐在桌前为药品记账时，屋外突然传来几声急促的门响。我拉开门，本周的第一位患者赫然出现在眼前。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独眼，看上去约莫四十岁，衬衫又脏又乱，鲜血从左肩一直沁到胸口。“招牌上写您是军医出身？”他的同伴勉强支撑着他沉重的身躯，问，“枪伤能治吧？”      </p><p>我领他们进入诊室。落座时，他身体脱力，险些倒向一旁。肩上简单包扎的布条剪开后，底下的弹孔立刻汩汩地冒出血流来。那随从打扮的年轻人在我身后转悠，嘴里骂骂咧咧地咕哝着：      </p><p>“狗娘养的——仗着这儿只有一条道——...不过是铅头子弹，他们自己造的，这帮出来打劫的穷酸货——可血就是止不住...”      </p><p>“伤及动脉了，要立刻手术。”我说。      </p><p>“钱在我外套内侧的口袋里。”伤者发话道。      </p><p>年轻人立刻去取外套；我叫住他，让他先把装着手术用品的小车推来。同时，我不禁观察起这个男人，因为他的模样与嗓音都使我感到说不清地熟悉。他穿着讲究，衣裤的面料都光滑厚实，胡须也修得很利落；和任何受重伤的人一样，他看起来疲惫、虚弱，脸色煞白，随时像要昏死过去，与此同时，在沁满冷汗的鼻梁旁边，那仅有的一只右眼却冷静地打量着我。那是一只已有年龄痕迹的眼睛，浓眉，眼窝很深，像是某种猛禽；每当眉头因疼痛而皱起时，那冷峻的银灰色瞳仁就会藏到眉骨的阴影底下，其中射出的目光是锋利的，像能把人盯个对穿，却也现出一种清醒的、憔悴的情态来，好像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漠视和厌烦似的。他已经失血过多，眼神只偶尔能聚焦在一处，却在审视我片刻后露出微妙的诧异神色，像是认得我一样，很快又无力地将头垂下去了。      </p><p>没时间准备麻醉了。年轻人推着小车回来，一切都急匆匆地发生着：铺床单，搀伤者上床，扯扎带，固定手臂；洗手，倒酒精，擦刀片，对伤口切下第一刀。皮肤与肌肉整齐地在刀尖下豁开，像睁开了一只猩红的眼睛，鲜血如泪水般争先恐后地从中涌出来。我感到手掌下扶着的这条胳膊猛地绷紧了，头顶上传来竭力控制又微微发颤的呼吸声；除此之外，他竟悄无声息，既不挣扎，也不喊叫，只用手死死抓住床沿，关节都攥得发白。待我找到破裂的血管，结扎完毕的时候，旁观的年轻人已面色发青，手术台上的男人仍一声不吭。他转过脸去，似乎不想让人看见他此刻的模样，额边的鬓发却已经湿透了。      </p><p>我招呼年轻人帮我拿盒棉球过来。小伙子迫不及待地出去，又哆哆嗦嗦地回来，一只手递给我棉球，另一只手拎着那件外套。他从内侧的口袋里掏出几枚银币和两根纸烟，冲男人晃了晃，就将外套往床头一搭，逃也似地丢下雇主离开了。      </p><p>“他知道你还要再开一次刀，把子弹取出来吧？”我一边清理伤口周围的血液，一边问躺在床上的男人。      </p><p>“他拿钱办事，有自己的事要做。”男人回答，“请继续吧。”      </p><p>我往伤口四周涂上乙醚，等待它起效；随后，第二轮手术开始了。那颗炸开了花的银色弹头深深地卡在锁骨下方，被肿胀的肌肉包裹着。我用镊子轻轻拨动边缘，他的肩膀立刻挣动了一下。      </p><p>“抱歉。”好一会儿，他才小声说。那声音几乎是打着颤从呼吸里被带出来的。      </p><p>“这很正常，”我回答，“即使用过麻醉，有时也会刺激到神经...”      </p><p>我终于与他攀谈起来。一是出于我在军旅生涯中得出的经验：在疼痛无可避免时，聊天能够分散患者的注意力，使对方更不容易因剧痛而乱动；二是，此人的形象与种种表现的确使我感到十分好奇。我问起他的来历和家庭，对此他虽不排斥，但也不愿透露太多，只偶尔在喘得过气时用低沉的嗓音应答我两句。很快，我就了解到他是位商人，主营烟草和纺织品生意，此番是跟随运送货物的车队前来的，家里有个八岁的女儿等他回去。我搜遍记忆，也没想起自己何时认识过这样的人。他谈起女儿时话变多了，语气松快下来，手指也从床沿上松开了一瞬；我瞥见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便接着问：      </p><p>“那您的妻子呢？您夫人一定也是个可爱的人吧。”      </p><p>沉默。死一般的沉默。静得好像连血渗出来的声音都听得见。半晌，他缓缓转过头，用独眼凝视着我，说：      </p><p>“死了。——八年前去世了。”      </p><p>他面上没什么波澜，甚至有一丝怜悯，大概是对我接下来将要遭遇的尴尬局面感到同情吧。我向他道歉，识趣地闭上嘴，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开口。我默不作声地牵拉着那颗子弹，将它一点点挪出来，他则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诊室里一片静寂，除去持续不断的、粗重的呼吸声外，只偶尔有镊子刮擦骨头的细微声响。之后是切割血肉的沙沙声，急促而痛苦的喘息，金属落在铁盘里的声音，脚步声，水声——我起身洗手，备好缝合用的针线。最后一根线头剪断时，两人都松了一口气。他已精疲力竭，提着气的胸膛猛然回落，之后就连抬起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      </p><p>我去屋外取干净的纱布，来回一趟的功夫，他已沉沉睡去。我默默地松开绑着他手臂的扎带，为他清洁皮肤，包扎伤口。在这途中，我注意到：他上臂靠近肩膀处有一道浅淡的伤疤，颜色微微发白，一条细梭似的横在汗湿的皮肤上。这勾起了一种奇异的直觉，像是忽然涌上了来自过去某一时期的许多感受，如一种熟悉的气味、色彩或氛围般击中了我。直到我收好器具、回到桌边，准备继续早上的工作时，这道伤痕所激起的迷思仍未止息。窗外的雾气已经散去，天色白得像纸，卧在其下的是青黄相间的春季的群山，偶有桃色或黄白色的野花成簇地点缀在向阳的那一面山体上。我漫无目的地眺望着它们；突然，好像受到了什么提醒似的，脑海中的一切仿佛都贯通了，无数许久未回忆起过的细节纷纷跳将出来，如单词般串联在一块儿。      </p><p>对，我曾见过这个人。我曾见过此人不止一面。      </p><p>这要从许多年前，我仍在服役时说起。     </p><p>刚入伍的那年冬天，我曾跟随一支后勤部队在法兰西北部的各个新占区间辗转，为前线撤下来的士兵提供医疗和给养。当时正值战况激烈的时期，我在医学院经过寥寥几次实训便应征入伍，真正上手时怵得要命。当前线的军医用四分钟卸下一截小腿时，我就躲在后方的大帐篷里，慢悠悠地为人上药，给有经验的医生当助手。能到达我们这里的士兵大多伤得不重，或只剩下一些后期护理的工作，正适合我这种菜鸟拿来练手，他们却大多对我敬而远之，我想大概是我手艺太差，总把人弄疼的缘故吧。正是因此，到了十一月份，当一支枪骑兵部队刚经历过出征后的第一场战役，来与我们合并扎营，浩浩荡荡的轻伤员把营帐挤满的时候，我竟是所有人当中最清闲的一个。我站在洗手台边，正为煮刀片用的小锅点火；一位身着枪骑兵制服的战士大步流星地跨进来，带进一阵冷风。他站定在我身前，中气十足地对帐篷内部喝道：      </p><p>“有空闲的医生吗？——冯·阿森海姆少校需要人去为他处理伤口。”      </p><p>原本鼎沸的人声立刻消停了，连哀嚎声都暂停了几秒，无数双眼睛冲这边看过来。平常带我的那位军医问：      </p><p>“他伤得重吗？”      </p><p>“不重，一道擦伤。”      </p><p>“你身后那个。”我上司说，“——他没有活儿干。”      </p><p>我就这样背上药箱，随那位军人向骑兵营中走去。路上的一切都使我心里打鼓，从路边向我侧目的陌生面孔到愈来愈浓的马粪味，再到容纳垂死伤患的野战医院，隔着薄薄的帐篷能听见有气无力的呻吟声。我还从未见过少校军衔的人，更别说用这双生手为其治伤了。有那么一瞬间，我青年时代的脑瓜已经想好自己该被流放到哪里。很快，我们停在一处圆顶帐篷前，引路的战士冲里打了声报告。“——请进吧。”一个低沉的嗓音回应道。      </p><p>门帘掀开了；我钻入帐中，脖子都不敢弯一下。我就是在这里见到了他。威廉·冯·阿森海姆少校，他那时脸庞白净、面容严肃，看着远比他的声音听起来要年轻，挺拔地坐在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后面，灰色独眼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下，立刻使我紧张得两腿发直。他冲我微微颔首，我又莫名松快下来，想：他不像是会为难我的人。尽管如此，当我开口跟他说话的时候，吐出的句子还是磕磕巴巴的。      </p><p>“长官，我——我需要一块地方来搁药箱。”我说。      </p><p>“请便。”他答，将桌上的文书挪向一侧。我将装有药品和纱布的小铁盘从箱子里码出来时，他已自行褪下制服外套，将受伤的手臂整个露出，好像对此已很有经验了。他伤得不重也不轻，子弹擦着皮肉过去，在肩头下方留下一条鲜血淋漓的裂口。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凝固的血块，告知他这需要缝针，他同意了。之后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都很沉默：他手攥着拳，一声不响地忍受棉球擦在血肉上的疼痛，不知在沉思什么事，我则庆幸他伤在戴眼罩的那半边，起码看不见我在折腾些什么。很快，我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叫医生过来，而不是自己到我们那里去：即便是处理伤口的时间里，他的帐中也人来人往，一会送来一份文书要他签字，一会又来几位下属，向他请示下一步的安排。每个人进来都要看我一眼；他下达命令时则总是言简意赅，语调如常，好像伤口没有知觉似的，只在我入针时肩臂会猛地一颤。终于，我哆哆嗦嗦地收了针，他也终于松开了攥紧的拳头，脸上露出疲态。我这才看见，他左手有根手指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像根棒槌，表层已被尘土染成灰色了，看上去颇为奇怪。      </p><p>“您手指也受伤了？”我一边为他包扎，一边问他，“用我顺便帮您换药么？”      </p><p>当时营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疑惑地瞥了我一眼，又低头去瞅那根指头，好像刚刚才想起它来。“不用，”他说，又马上改口道，“——您帮我拆掉吧。小划伤，”他顿了顿，“出征前我妻子包扎的。”      </p><p>不知是不是看错了，说这话的时候，他那阴沉沉的面容似乎柔和了一些，看起来既有些引以为傲，又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那绷带包得又多又紧，剪开颇费力气；拆净后，里面的手指都捂得发白，指腹上的伤口也早已愈合成一条细线。这种小口子在军营里一般是不算伤的。我还未来得及再说什么，又有几位军官先后来到他帐中，就某件事的责任归属请他定夺，很快在他面前争辩得不可开交，谈到重要处时，他们当中的一两个又时不时要狐疑地看我一眼。我麻利地收拾好东西，见他冲我点了点头——便如释重负地背起药箱，脚底抹油般开溜了。      </p><p>这便是我与此人的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又见过他三五次，都是被他派人叫去，为伤口换药。他已经认得我，每次我只需钻入帐中和他对个眼色，就可以开始准备工作，一句废话也不用说。他所带领的枪骑兵部队在我们这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随后与另一支骑兵合并整编；最后一次去见他时，营地里吵闹无比，帐外全是新扎营的士兵乱糟糟的喧哗声，不时夹杂着几声马儿发牢骚似的嘶鸣。他正伏案写些什么，见我进来，便将纸张翻面往桌上一扣，照例冲我点点头，在旁边为我腾出一片位置。奇怪的是，这天他虽仍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眉头却较平日里舒展了不少，那只令人生畏的灰色眼睛松下劲来，不像在看我，而像在平和而期盼地眺望着营帐外更远的地方，嘴角也克制地微微抬起。简而言之，凡是他脸上未被眼罩遮挡之处，那些原本冷硬的线条都软化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将要破土发芽似的。如此变化令我印象深刻，也使我不禁好奇；然而，我刚把药箱搁在桌上，营帐的门帘就再度被人掀开，从缝里露出一位士兵冻得通红的脸。“报告！”他喊道，尽力扯高嗓门，以盖过外面的噪音。      </p><p>“什么事？”      </p><p>“准将到了，长官。”      </p><p>少校起身，扣好刚刚解开的制服扣子——犹疑地瞥了我一眼——还是将那张纸留在桌面上，径直向帐外走去。“劳烦您等我一刻钟。”他离开前说。      </p><p>我答应下来，并很快将药品和纱布都备好了。半个小时过去，他还没回来，我于是在营帐中四处转悠起来，想要找些消遣。他的帐中布置得很简单，门边摆着一张简朴的行军床，床头挂有手枪、佩刀和一干洗漱用具；一个小小的炭盆支在门的另一侧，把漏进来的寒风烤暖一些，尽管作用微乎其微。桌椅下方的地面上铺着一张地毯。像他这样指挥别人杀人的人过得也不怎么样，我心想，虽然比我们这些睡通铺的要好得多。部队里的一切设计都只为使你上战场之前不要衰弱或死去，其他是一概不管的。桌上的东西还稍微多些，大多是些办公用具，没什么可看的，这就使得桌面中央扣着的那张纸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了。无聊能够驱使人做许多匪夷所思的事，在本就好奇时尤其如此，周遭的喧哗声也不断地给你以暗示：你正处于群体之中，做点小动作也不会有人看见。总之，我鬼鬼祟祟地凑近那张应当不是机密的神奇的信纸——仍不敢把它翻过来，于是借着帐外透进来的光，辨认起笔尖在纸背上的压痕。      </p><p>       </p><p>      </p><p>[亲爱的埃拉：]    </p><p>      </p><p>第一行写着。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封家书。他的字迹工整，即使倒着也很容易辨清，我于是接着往下读：      </p><p>      </p><p>[安东今天才为我捎来你的上一封信。此次战线绵延太长，邮车都不愿靠近前线，害怕进来之后无法返程，好在有人家帮我代收。我很好；我们都很安全。我们在后方汇合，营地旁边就是后勤部队。如果你早早收到了信，代安东向宝丽娜也报个平安吧。      </p><p>我们现在位于B省和S省的交界处，与大部队分离；上校病了，我代为指挥一整个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埃拉。我们即将并入第三军团，之后我会回归参谋工作，远比之前要安全得多。你怎么样？还是常常感到腰痛吗？胃口怎么样？有位同僚对我说，孕妇只要胃口还不错，后面的几个月里就能好受些。我无法常常回去，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上忙。你要是感觉不舒服，或有什么想要倾吐的，就写在信里寄给我吧。      </p><p>关于你的来信：几件新鲜事我已读过，每一件都很有意思。我这里的新鲜事不太多，也没有添置什么新东西。我手上的伤口已经好透了，拆了纱布，除此之外，唯一的新鲜事物只有前两天钻进帐里的一只黑猫。它是胸口有撮白毛的那一类，和院子里常来找你的那只很像，性格温顺，大概是后勤部队饲养的。它蜷在我的椅子上呼呼大睡，我差点坐下去，吓了一跳。      </p><p>以及：你随信寄来的花种我已收到，可惜天气越来越冷，我也找不到花盆来安置它。我准备来年春天再将它种下，如果那时回去的话，就种在窗边或院子里。是的，我或许春天回去——法兰西已现出颓势，已有些高官在以贿赂寻求庇护，军队高层中也流传起他们即将讲和的消息。我估计到明年春天，战争就会结束，若非如此也可以暂缓。我...]      </p><p>       </p><p>      </p><p>信到这里戛然而止。我直起身，心中并不因偷看了他的信件而感到羞愧。这些有家庭的人，最起码依我平日里所见到的那些来看，从不羞于展示自己幸福的那一面，看一眼自然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接下来的等待时间却变得令人坐立不安。我焦躁地在营帐里踱来踱去，像是被踩了尾巴的什么动物似的，信中的那些句子在脑袋里盘桓不散。如此，我又等了他一刻钟左右，直到那位脸蛋通红的勤务兵进来对我说：      </p><p>“少校叫您先回去休息——他有一场紧急会议，晚上之前都没办法回来。他向您致歉，说改日再联系您。”      </p><p>这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起码是我所认为的最后一次。当天晚上，刚合并的两支骑兵就连夜开拔，马蹄与车轮声隆隆作响，使地面都为之震颤。清早起来时，昨日还拥挤吵闹的兵营处只余下一片沉默、平坦的空地。几辆运送辎重的马车停在一旁，正由我们的人清点数目，军帐的骨架支出车斗外，像帆船上折断的桅杆。      </p><p>“他们去前线了，”我上司说，“只有去前线的部队才会这么急，连帐篷也带不走。”      </p><p>这段时间的工作于是告一段落了。很快，下一批士兵来到这里，我也照样每天旁观起手术，挨训，处理伤口，听伤兵发牢骚。过了两周光景，第一场雪落了下来；紧接着，邮车也到了。邮差戴着标志性的圆顶小帽，帽顶、肩头与座下马匹的鬃毛、睫毛上全都落满雪花，铃铛在他身后的车厢顶上叮叮作响。他刚将那厚厚的一沓信封放在桌上，营地里就已排起长队，从营前排到营后而再度折返，两排芦苇似的在寒风中攒动着。收信之后又是读信，无数张咧开的嘴巴都谈起父母、亲戚、朋友、爱人，随白汽一起冒出些鸡毛蒜皮的事，在哪儿都能听见。一时间，在这般嘈杂中，我竟无比渴望听一听踩踏雪地的嘎吱声，而当我独自溜出营地的时候，也没人让我请假，没有人多看我一眼。雪一直下到中午才停，我也一路闲逛到午休时分才肯回来。营里已经安静下来，帐篷外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清早排队时踩踏出的脚印也被新雪遮盖得差不多了。      </p><p>倒不如逛到下午再回去，我想，免得有人被吵醒，问我去了哪里——这般打算定了，又突然生出某种幸灾乐祸的兴致，想去瞅一瞅那张曾摆满信封的桌子，看有哪封倒霉的信还没被人认领。意料之外地，在那覆满薄雪的桌面底下，竟真有一只信封被遗落在雪地上，孤零零地斜插在雪里。我蹲下身，将它拾起来；收信人一栏居然写着：      </p><p>       </p><p>冯·阿森海姆少校 收       </p><p>莱茵兰第二枪骑兵团       </p><p>c/o 战地邮政局      </p><p>S省，法兰西    </p><p>       </p><p>在寄件人那一栏，则是：      </p><p>       </p><p>埃拉·冯·阿森海姆      </p><p>椴树街10号 （后面被雪水洇湿，模糊不清）    </p><p>       </p><p>这大概是军邮系统的一个小小失误——有时，地址更新得不够及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鬼使神差地，我将信封擦净，揣进自己兜里。接下来的三五天里我都思来想去，不知要不要把它拆开看一看。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人问我关于信的事；后来，信封开口处的封条也因曾被浸湿过而失去了粘性，不知不觉地自己脱落了。唯一的阻碍就此消失，我在夜里点起蜡烛，悄悄地抽出了信纸。      </p><p>       </p><p>      </p><p>[我最亲爱的威廉：]      </p><p>      </p><p>这就是他妻子的字迹——和他本人的很不一样，字母全都圆圆的，在单词内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     </p><p>      </p><p>[我早就预感到这周会发生什么好事，果然，你的信来啦。我怕信纸不够用，只好把字写密一点。珍妮出去采购了，我让她顺道捎一些信纸，但又等不及她回来，现在就想给你回信。我好想你，我每个小时里都在想你。每次珍妮出门去，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屋里的时候，我都会想：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也会想：要是你在就好了，我可以把花呀、草呀，所有可爱的好玩的东西都指给你看。离春天怎么还有那么多个月呀？      </p><p>我最近一直在院子里待着，珍妮一点活儿也不让我干，只许我偶尔剪一剪枯枝。她很厉害，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啦，所以总是知道我会需要什么，把我照顾得很好。天越来越冷，但一直很晴朗。我每天早晨手脚都有点水肿（所以这封信的字写得不太好看！），就去院里晒晒太阳，看看有没有哪棵植物需要理发，等腰开始酸疼了，就靠在躺椅上歇息，织点东西。小家伙越来越沉了，我感觉她（或者他）一定非常强壮，可能会像你一样长得很高——虽然可能也有我最近吃得很多的缘故...——反正，我在躺椅上捻毛线的时候，总能感觉她在拿小脚踢我呢。      </p><p>你在春天的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知道你也不确定，可我就是想问问你。春天是好几个月份加在一起，从现在到春天可以是三个月，也可以是六个月。你才出门一个月，我就已经攒了一肚子话想对你说，等攒到春天，怕是要塞满整个院子啦。有时候，我看着我们一起栽的冬青树，感觉你好像还没离开多久，又马上会回家；有时候又突然难过得要命，觉得你好像永远不会回来了似的。我有时夜里会偷偷掉眼泪，不让珍妮看见。之前我也经常感到孤单，但很少这样哭过，可能做了母亲的人就是会和以前不一样吧。宝丽娜说常常悲伤对我和小孩都不好，所以我在努力克制——到了春天什么都会好起来的，我从今往后要这样想——你会回家，院子里的花草会长出来，在花园里迎接你的也会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啦。      </p><p>对了：冬天到了，你的旧伤是不是又要开始疼了？用不用我寄些能护住腹部的衣服给你？你说要当参谋，是不用再上前线的意思吗？吃穿上会不会好一些？以及：你说的那只小猫现在正趴在桌上陪我写信呢，我今早给了它几片香肠吃。它最近和我很亲密，我走到哪它就要跟到哪。还有：虽然你没办法回来过圣诞，但我手头已经在为你织新袜子了。我去逛集市，看见好看的图样就忍不住买下来，已经攒了一小沓，毛线也精挑细选地买了许多...但愿我今年能织得像个袜子的形状！要是好看，就在圣诞前寄给你——要是没有寄，那你自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准笑话我。      </p><p>啊，再以及：我怎么能忘记花种发芽的时间呢？上回一定是高兴到糊涂啦。我还是没搞清楚这种小花叫什么，只趁它谢光之前夹了几朵在册子里，今天看已经全干透了。我分一朵给你，既然种不出来，就让你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子——顺便也剪几条毛线给你，让你想象一下那双袜子会是什么样子——唉，要是能把我自己也寄给你就好啦。你要是有空，也多想想我是什么样子吧。想一想我披头散发地窝在躺椅里看小说，或睡觉时搂着你的枕头；想一想我抱着我们的小孩站在院门口，院子里全是我秋天就种下的雏菊、风信子和丁香——这就是你明年春天回家时会看见的。我可是一直都在想你，所以多想想我吧！再见，这是最后一张信纸了——要快点回信呀！      </p><p>亲你一万下也不够      </p><p>永远是你的  埃拉      </p><p>（一个简笔画笑脸）      </p><p>1870.11.15]    </p><p>       </p><p>      </p><p>我捏住信封的两边，在手掌上磕了两下，干花和毛线就从中滑落下来，躺在我掌心里。花是淡粉色的，有五片大而匀称的花瓣，像是野棉花之类的秋季花朵，毛线则是红、绿、白相间的杂色，摸起来又轻又软，好似还残存着太阳烘烤过的热量。如此的一丝暖意蹭过我在夜里冻得僵硬的指尖，就像火柴头蹭过砂纸一样，迅速地在心中燃起一捧奇异的火焰，与半个月前于枪骑兵营中所经历的同根同源，以同样的焦躁烧灼着我的五脏六腑，程度远甚于前，使我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都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我像在期待着什么，却不了解自己所期待的究竟是何物；好似感到怨愤，却又好像在这怨愤的躁动之中感到前所未有地安定，像是终于找到了一样可以抓住的东西。我将这封信收进军服内侧的口袋，等邮差再一次到来时，我没有把它拿出来，而是跟随排队的人流挤到营前，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他：      </p><p>“假如——我是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信送错了，也是归你管吧？”      </p><p>邮差倚在马车前座上，不耐烦地睨了我一眼，问：      </p><p>“什么信？哪有送错的信？”      </p><p>“没有。”我说，随后扭头便走，直到马蹄声与铃铛声渐渐远去，才敢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心脏也激动得砰砰直跳。反正——我酸溜溜地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对方的信件没有按时到来——很快又会互相寄更多干花、花种、毛线等一干小玩意，说不定还要把这次错寄当作一件趣事来讲。再过几个月，他们一家三口还要团聚哩。这封信很快要被他们抛在脑后，这世上除我之外再也不会有人记得它，因此它可以是属于我的。凭着这份歪理，我心安理得地揣起这封信，继续过我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又带着它一起上了战场。战争没有在春天按期结束，而我最终也成为了前线那些军医中的一员。我也曾见过死人，忽视过渴望活命而无可救药之人的哭声；我也能用五分钟卸下一截小腿，十分钟切除一条断臂，二十分钟摘去一颗眼球。我在肮脏而逼仄的帐篷顶下与他们聊起家人，因为在内心想着家人时动手术的士兵更易存活，而那些没有家庭的本就很难在战场上活得太久。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那封信就静静地夹在我制服内侧的口袋里，紧贴着胸口，像在帮我的心脏将血液与体温泵向全身，又在难以入眠的深夜里一遍遍地使我回想起其上的词句，想象花园与院落，想象白日里猫儿温暖的皮毛。我只将它拆开看过寥寥几次，却奇迹般地记得其中每一个句点；当我最终退伍，独自拎起行囊走出军营时，它也因一念之差而留存下来，夹在我仅有的几样行李中间。它随我在几座城市间辗转漂泊，无以为家，又一起落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山区，默默地躺进诊所的抽屉，在我每次存取文件时与我对视，边角愈发泛黄。而如今，当我坐在书桌前，久违地展开信纸的时候，只感觉喉咙发紧，心也跳得厉害。多久了？有个声音在我耳边不住地问，从你收信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      </p><p>八年，我回答。落款上的日期写得清清楚楚，到现在为止一共八年零四个月。我感到手里这张信纸的边沿微微颤抖起来。他说他的妻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几年前？多长时间？      </p><p>我已忘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怎样度过的。我肯定焦灼地在诊室门前徘徊了很多次，看他有没有醒，或许也曾试图将信封的封条重新粘上，假装从来没有打开过。人在感到自己已然做出一桩天大的蠢事时，再做出其他蠢事来自然是轻而易举的。我估算着四个月足够收发几封信件——但不知道中间耽误了多长时间——又灌下几大杯水，屋里屋外地踱来踱去，希望能把心慌止住。这就好比你以为自己偷走了一枚微不足道的银币，未曾想那已是他人最后的一点身家，而我的这颗心自打成年之后就再没为人愧疚过，连着应对愧疚的经验也一并忘记了。总之，当他醒转的时候，一定觉得我这副模样相当奇怪——我像个小学生似的立在门边上，鬼鬼祟祟地拿眼瞟他，缩在身前的双手紧张地互相搓着指节。      </p><p>“您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干巴巴地问——又抢在他完全清醒之前，就迅速上前两步，将信塞在他枕头边上。      </p><p>“对不起。”我小声说，不敢看他的脸——接着逃也似地离开了。诊室的门正对一面药柜，我将自己藏在书桌后面，从玻璃柜门上的倒影里偷偷观察起他的反应。他在刚苏醒的迷茫中抬了抬手臂，确认自己的肩膀还能活动，随后艰难地用未受伤的那条胳膊支撑起身体，从床上坐起来。这时他发现了那封信，困惑地皱起眉头，可能以为是谁刚寄给他的，并将它拈起来，端详上面的字迹——在看清信封上落款的那一刻，脸色骤然变了。      </p><p>他先是难以置信地环顾屋内，寻找我在哪里——自然是找不见的；之后，又翻来覆去地将信封检视了几遍，似乎生怕自己是看错了，或者在做梦。千真万确，我真想对他说，这就是你的信没错，早该是属于你的；而当他试图打开信封，发现早已被人拆过之后，我又脸上发烧，恨不得自己从没存在过。他的体力尚未恢复，很快就不得不倚在床边的墙壁上，用沾满自己血迹的手展开信纸。他慢慢地、仔细地阅读着——远比我预想的要慢得多——散乱的头发垂下来，使我看不清他的脸。每隔许久，他才会将前一张信纸挪到后面去。而当她终于对他说：再见——多想想我吧——快点回信呀——并画出一个大大的笑脸的时候，他也同我当年一样捏起信封，在手掌上磕了两下。时间已经过了太久了，毛线已然褪色，那朵干花也早已碎裂，只余下干瘪的花蕊和两三片零碎的花瓣。这些物件落进他宽大的掌心里，那么轻、那么小，他用指尖细细摩挲它们，动作轻柔得使我几乎想要落泪。他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搁在信封上，又把最后一张信纸挪回底下，从头开始读第二遍，读得甚至比一开始还要慢得多，中途才发觉自己的手指上沾满血污，慌忙用衣摆去擦；随后又读了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到最后，他只是定定地捏着信纸，像尊雕塑似的一动不动，也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有起伏着的胸腹与衬衫上半干的血迹还表明他是个血肉构成的活人。那红棕色的印记漫过他的半边胸膛，在心口处还是鲜红的。      </p><p>我不忍再看，起身去外面走一走。求让他奇迹般地赶快恢复吧，我在心里徒劳地祈祷着，这样等我在山里转上一圈，回去就不用面对那只目光灼人的眼睛。无论如何，只要别再让我出现在他面前，别再让他问我什么事...      </p><p>我在山林间漫步许久——花草树木固然有那种魔力，能使人暂时忘记与人世相关的一切烦扰，在此刻却远远不够。直到太阳西斜，群山的间隙中泛起金光，我才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说：走吧，伤员还需要你照顾——即便曾过度失血，最起码到这时他已经可以喝一点淡盐水。为了使这一下午的逃避有充足的理由，我甚至沿途摘了几朵野花，打算安置在窗边。天色暗得飞快，到达诊所时，白日里成片的阴云已被夕阳燎着了边缘，在天际连成一条火红的细线。这是晚霞的预兆，代表明天的天气将适合远行，也适宜伤患休养；然而，向诊室内望去，房间里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病床空荡荡的，被单与枕头整齐地叠放在床板上，用一只小钱袋压着，床头搭着的外套也给取走了。      </p><p>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已不再可能有奇迹发生，而最近的城镇距离此处也有两德里的山路，按常人的恢复速度来看，简直难以想象他该如何跋涉到下一处可以休憩的地方。我在屋前与后院都找了个遍，又临山眺望，仍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只好心神不宁地回到屋内，去看看他都留下了些什么。钱袋里装着几十枚银币，目测有四十马克左右；将它整个拎起来时，从袋子底下又露出一张对半折叠的便笺，看着像是从我的草稿本上撕下来的。我将其展开，上面用那一贯整洁的字迹写着：      </p><p>       </p><p>      </p><p>不知名姓的医师先生：      </p><p>   </p><p>请原谅我未经允许使用了您的纸笔。我的商队在城镇外围等候，倘若再耽误下去，恐将无法按期交付货品，因此我只得不辞而别。我有过带伤行军的经验，也曾交代他们来附近接应，不会使您救治我时所付出的努力白费；钱袋里的四十五马克是我随身携带的全部现金，对于手术而言大概是不够的，余下的诊费将于明日遣人来与您结清。      </p><p>很高兴看到您安全退伍，再次感谢您八年前及现在对我的照料。      </p><p>   </p><p>W.v.阿森海姆      </p><p>（如需后续通信，请您联络镇内商行办事处。）      </p><p>       </p><p>      </p><p>他语气疏离，且对信件的事只字未提，我却并不为此感到庆幸。是的，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没有任何责备落在我头上，我的心却分毫也不能轻快。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踉跄着的背影，形单影只地沿诊所门前的小道离去，走向斜阳笼罩的山峦之间，渺小得好像一颗沙砾，又像直视落日后产生的斑点状残影，顽固地印在视野里。我想他或许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然而，当我将纸张翻过来时，纸背下沿又有几行小字写着：      </p><p>       </p><p>      </p><p>您没有什么需要向我道歉的。      </p><p>她在生产之后染上肺炎，于1871年二月去世。在高烧导致的谵妄中，她曾执意向我展示她收集的所有花朵。      </p><p>我不怨您。    </p><p>       </p><p>      </p><p>我默默地收拾好一切，再度回到书桌前的时候，墙壁与地板均已染上明亮的、火焰似的橙红色，由窗棂的影子分割成规整的几大块。窗外，残阳已终于降到云层之下，炽烈的霞光随其沉降而自下至上地蔓延，像焚烧纸张一般，使最远处的群山只余下灰烬似的漆黑剪影。      </p><p>我将路上采的野花插进窗边的花瓶里。明天到城里去吧，我想着，才发觉自己的脸颊上已经布满了泪痕。      </p><p>      </p><p>      </p><p>----------------------the end---------------------------------      </p><p>     </p><p>    </p><p>   </p><p>  </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