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作者：土木风 </p><p>评论：笑语 </p><p> </p><p>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人讲给我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其主要内容是从零星的口述中拼凑而来，很多细节已然丢失，当我以练笔的形式再讲给各位听时，就可能会显得没头没尾，缺乏一个好故事应有的那些要素。因此我恳请大家请将其当作身边人的一段奇闻来看，除部分艺术加工外，这也的确是一位老人再真实不过的经历。 </p><p>故事起始的时间已不可考，按照主人公的年龄来推算，大抵是在三十年代左右——一位曾经的富家千金，县里有头有脸家族的小姐，在家道中落后坐上了嫁人的花轿。无人知晓她原先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在她后来无数次向儿女复述孩提时的那些下午，讲自己由长工扛在肩膀上逛庙会、逛集市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新家庭，我猜是不富裕的，否则无以躲避三十年后的灾祸。她嫁进这儿来，成了个天天洗衣做饭的新媳妇。 </p><p>她的丈夫关心她，但不像对他自己那么关心；她的公公和很多人一样，视家中的女人如无物。她的婆婆，或许曾和她有过一段和谐相处的时光，然而在她生下第三个女儿之后，又恨透了她，如同恨一个偷走了两根金条、又惦记着第三根的贼。儿媳妇没有奶水，乳房已经瘪得像嘬干了汁水的冻梨。没有大夫或产婆来为她催乳，没有鸡蛋和鱼汤，连灶台上的剩饭都像躲着她似的，一夜之间突然没了影踪。她抱着婴儿坐在炕上，和她的头两个孩子依偎在一起。老大蜷在炕头睡着了，两根拐杖搁在一边的地上。她像老三现在这么大的时候，被人抓着脚踝在炕上拖拽，无意间使得髋部脱臼，余生只能荡着双腿走路。老二还不太会说话，只在被窝里转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她们也常常跟她喊饿，用语言或哭声。 </p><p>她凝望着怀中这只颤动着的新生幼崽，皮肤红得像花生米一般，小得简直像一只猫儿。看着看着，她便能愈发能够想象这红皮肤如何变白，落在草窠子里，上面覆盖一层薄雪。一条黄狗坐在窗外，向屋里张望，她几乎能看见那狗嘴里晶莹的口水。 </p><p>她于是盯上了其他动物的母乳。羊奶，洁白、温热、新鲜的，每天早上两瓶，搁在门口台阶上。这是近几个月专门给她男人订的，乘了离乡下近的便利，价格实惠但也不便宜。每天，养母羊的人家把奶送来，或许和她打个照面，再把洗干净的玻璃瓶收进大布袋子里。 </p><p>她把半瓶羊奶分进瓷碗，她的丈夫，那个寡言的、长着一对扫帚眉的男人，只看了一眼，不置可否地回屋去了。如此喂了几天，婆婆突然找到她，说： </p><p>“羊奶是给俺儿补身体的，你那丫头可真金贵...” </p><p>说罢再也不许她碰羊奶，只是刷瓶子的活仍然由她来干。她想熬些米汤、面糊什么的，然而装细粮的柜子也早就给锁起来了。你该歇够了，不知谁对她说。她自觉地下床洗衣扫地，把手伸进冰水里，襁褓贴在她快散架的后背上，连哭声都无甚气力。她为一家人熬玉米碴子粥，贴玉米饼子。这是那个年代唯一可以有剩余的食物。她从碴子粥的表面刮下那层半凝固的浮油，实际上只是淀粉之类形成的膏状物，拿来喂养她的孩子。全家人都看她拿着小勺，一口一口地喂给婴儿吃。过了一段时间，婆婆再度找到她，说： </p><p>“你公公说了，碴子粥上那层浮油就是最好的。你可真会挑，真讲究，没有那层油谁还吃得下饭？...” </p><p>我不知她对此作何感想。或许她曾哭泣过，也曾敲过许多扇门，可无处可以提供她女儿能够消化、又被允许消化的东西。最后的解决方法，我不知是她自己的主意，还是当地妇女的集体智慧，某种饥荒中的生存策略——她将干的玉米碴下锅蒸熟，用自己的牙齿充当磨盘，细细咀嚼成渣，再用纱布挤出汁水。那汤汁是米黄色的，和乳汁竟也有几分像。小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自己的一口牙却日渐残败下去。讲故事的人告诉我，这或许是当时的粮食为了充数，会连玉米的硬茬和芯一同磨碎导致的。直到七十年代，玉米碴都只有长时间熬煮后才好入口，偶尔还会掺杂沙砾，别说更早的时候了。她一共养大了七个女儿，到老时嘴里只有牙床，牙齿一颗都没有剩下。 </p><p>第八个孩子，如所有人盼望的一样，是个男孩。暂时没人跟我讲过他的成长经历，但我猜他一定不是吃上面那种“乳汁”长大的，或许正是从此开始，他的七个姐姐才对他有那样强烈的怨恨。他们一家在战乱中东躲西藏，生活于时代的砖缝底下，待到我知道的另一段故事发生时，已经是三十余年后。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万众瞩目的小儿子长大成人，被分配到厂里工作。他性格跳脱、爱玩，不太上进，热衷于钓鱼和打鸟，和父亲两模两样。在姐姐们合力的煽风点火下，父亲轻而易举地厌恶起儿子，全然不记得他的妻子曾为这个孩子的诞生而遭遇过怎样的磨难。儿子最终娶了一个强势的老婆，与她一起搬到小镇去工作，只把自己的户口和粮份留在城里，每年过来一次，以近乎屈辱的姿态讨要当年的粮食。母亲则挂念着儿子，但和儿媳偶有摩擦，这种矛盾在他们结婚的第九年达到了顶峰。在相继生下一儿一女之后，夫妻俩决定再拼一个男孩。彼时计划生育刚刚开始推行，此举将以超生为代价，母亲也为此专程赶来，紧张万分。她忐忑地等在房间外，现场的一切都让她万分熟悉：来来往往的人，一壶接一壶的开水，羊水、血液和排泄物的气味，惨烈的嚎叫。直到最后一阵骚动之后，一声震天动地的啼哭响起来——接生婆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出来对她说： </p><p>“是个闺女。” </p><p>她怔住。新生儿扯着嗓子哭号，而透过半开的纱帘，儿媳正在躺在产床上，无力地望着她。 </p><p>她脸色铁青，看也不看孙女的脸，扬长而去。 </p><p>这便是关于她与孩子们的故事。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她们一家的生活可谓鸡飞狗跳，混乱之极。她的七个女儿打定主意要将弟弟排挤出去，因为他一旦得宠，必然要独占遗产——于是每当弟弟一家过来便合力挤兑，弟弟不在时又争相表现，互相算计；另一边，儿子和儿媳之间也打得不可开交，数度发展到要动手的地步。他们偶尔带着一儿二女到父母这里来，儿子永远走在前面，穿着新打的毛衣或新做的棉袄，两个妹妹一身补丁地跟在后头。儿子对三个孩子的态度差不太多，儿媳则对两个女儿近乎敌视。这三个孩子又同时被他们的爷爷认为不懂规矩。改革开放之后，这位一家之主，这位熟练的油漆工，倒是比以往都要更重视礼仪与家规。他会在餐桌上斥责小辈，用竹篮把饼干吊在房梁上，只许他一个人享用，他的妻子则偶尔会从中拿几块出来分给孩子们吃。她已经愈发地老了，或许有想明白许多事。在她的丈夫因接触了过多油漆而逐渐瘫痪之后，这个连咸鸭蛋黄都要让给丈夫吃的妇人又承担起了擦屎擦尿的职务。丈夫去世后，七个女儿迅速将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哄抢一空，留下房子和家电，要等她死后继续瓜分，同时谁也不乐意承担照顾她的义务，只有孙女不时地来看望她，陪她说话。过了几年，她的儿子也患肝癌去世了。她独自一人带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去，颤颤巍巍地，要为她的孩子销户。孙女结婚前，她得知儿媳不愿给女儿缝制喜被，便自己买来布料，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即使她的眼睛已经快要看不清了。将喜被交给孙女的那一天，她拉着孙女的手，眼泪汪汪地问： </p><p>“小丽啊，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p><p>在她离开前的几天里，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时常吃不下东西。别人问她想吃什么，她只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别人也早已习惯了她这样的反应。直到有一次，孙女问她时，她突然心血来潮，回答：“捞面。” </p><p>“什么？”孙女问。 </p><p>“就是天津的捞面，有很多菜码的捞面。”老太太比划道。 </p><p>不知怎的，她突然想起来：在她还是闺中小姐时，家里有天津来的长工，或许就是带她逛庙会的那一位，曾经为她做过捞面。 </p><p>女儿们和孙辈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捞面是什么。 </p><p> </p><p>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