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作者：巫念桃 </p><p>评论：随意 </p><p> </p><p>二〇〇五年夏天，千禧年过去的第五个年头，我二十九岁。世界宛如窜天猴一般蓬勃发展，到处都洋溢着希望、新生与热情。趁着这股新风，我把辞职申请拍在傻逼那张锃亮的桌子上——我本来想甩他脸上，但怕他搞我，他在厂子里有十几个狗腿子，是群连女人也一并打的睪货，傻逼靠着拳打脚踢混上了主管一职，不同意的全被他打服了——头也不回地南下去了上海。 </p><p>下了车，冲动冷却，我反倒不知该往何处去。恰逢台风天，外滩上人没有我想象中多。我沿着江岸一直走，走到卵黄一般的太阳融化在天的尽头，江风哈着腥咸的口气迎面熏来。路过一间咖啡厅，我停在玻璃窗外看自己的倒影，一个挫气的、死气沉沉的二十九岁的女的，常年在厂里接线，打结断经断纬导致肩向前收拢，双手就这么插在裤兜，如果这是在宜城，我无疑是适宜的，宜城无论男的女的，都一副将来铁定进局子的样子，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宜城监狱养宜城人。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着黑色烟尘的城市，人就好像挂在火炉上长年累月熏的腊肉，刀枪不入，干瘪紧实。但这里是在上海。在打着摩丝、系着丝带、穿着小皮鞋哒哒哒哒走过的人群中，我鸡立鹤群。 </p><p>面前的人不再是那个文艺的带点儿矫情的徐晓晓，我感到一阵阵眩晕，时光匆匆，如惊涛拍岸，我被拍得头昏脑涨。 </p><p>我深吸一口气，打算转身离开，却陡然瞥见玻璃窗后面离我几步远的人，我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也在看我。我就这么保持这样一个滑稽的姿势停在那，好像陷入了时空陷阱。我很少回忆什么东西，一是我到目前为止的贫瘠人生实在无法供给一些值得咀嚼的养料，再则一旦回忆势必绕不开一个人。 </p><p>十八岁那年毕业，不出意外我应当上宜城的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某个村小当一辈子老师。但恰恰出了意外，那年师专的分数线比往年高了十来分，我差一点儿，具体差多少分，我记不得，但不论多少我的人生从这里开始就是一列脱轨列车，从此拽着我一路呼啸着冲向未知的地方。原定的路子走不了，我爹搭上四包红塔山、两瓶老窖，托老工友的关系把我塞进了织造厂。 </p><p>织造厂至少比化工厂强。我爹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抽着烟，抽完了，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捻，拍拍大腿站起来。走，我带你看看化工厂。他大手一挥，把我领去化工厂的小房间，那是每一个新入职化工厂的职员的必经之路，能毫发无伤地走完，才算入了化工厂的门。狭长的过道上大大小小全是死状骇人的尸体，运气好一点儿的被炸上天，死在一瞬间，肢干七零八落，挂在树上、阳台上、路灯上。运气差一点儿的浑身流脓，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过个几天才咽气。墙上贴着醒目的八个红色大字：珍爱生命，规范操作。那天没等走出门，我就开始呕吐，一直吐到第二天早上，肚子里呕出酸水，喉咙也是一股子馊味儿。我从此接受了织造厂女工的命运，至少在织造厂，你不用担心哪天被突然炸上天，死无全尸。最多最多，也不过手指被机器切断。我爹真是用心险恶。 </p><p>后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才醒悟无论是在化工厂被炸飞天，到糖精厂哪天把自己腌进去，亦或是去炭黑厂投身火房，跟在织造厂变老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前者至少为众人的生活添点乐子。 </p><p>去织造厂登记姓名领行头的时候，那个人是个年纪大的耳背，还是个半文盲，秃顶的头上有几块圆圆亮亮的黄斑。我本来叫徐晓，那人萎缩的牙床发出“哈”的气音，每说一句话就在好像在放屁。徐什么？晓！什么？晓，西一凹晓，你晓得吧的晓？那人连连点头，表示听懂了，你声音小点撒，我又不是耳聋。你特么的耳背，我嘀咕，这句话没被那老头听着。后来拿到姓名牌，才发现我被登记成了“徐晓晓”，名字已经录入系统，一锤定音，从此我叫徐晓晓。 </p><p>厂里女多男少，少的那几个男的，总把厂里的女性看做自己所有物似的，今天摸摸这个头，明天开开那个玩笑，一些黄色笑话是沉闷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之余的乐子，工龄长一些的女工会回击回去，大家打打嘴炮，工龄短一些的，则会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此时一种解压的笑声弥散开来。如果被调侃的那个小姑娘眼一横、脚一跺、发出一声轻微的撒娇似的抗议，他们便跟打了兴奋剂似的笑得更厉害，讲出更多下流话，似乎要把人弄到言语高潮。但没有人会为这个较真。 </p><p>可我不知道这个。从小到大我都习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中小学生守则倒背如流，因此每一年先进学生都有我的名字。初中女生们都开始研究花哨的发型，穿条纹露肩短袖，低腰牛仔裤，贴水钻，偷偷带夸张的假睫毛，把眼睛整得像森林，似乎来一阵风就能从里面飞出蝴蝶。大家忙着拉帮结派、认校外的哥哥、抢对方的男友，为此还闹出过一条人命。那段时间我爹非常害怕哪天我大肚子带着个男的回家，又怕我自己在厕所把孩子流了不告诉他。在他看来，平时越乖的女孩青春期越叛逆，他怕我憋个大的。我让他少看些社会新闻，甩给他一张学生手册，以我自认为很酷的声音说：我不做违反制度的事情。 </p><p>用我爹的话来说是“祖坟冒青烟”才出了我这么一个人。但到我高考那年，祖宗的骨灰似乎已经被烧完了，我以几分之差与师专失之交臂。 </p><p>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遵守规则对我来说如吃饭喝水一般简单。如果员工手册上明明白白写了“工作疲劳时须开黄色笑话”，那我便会去翻故事会里的笑话专栏（里面往往有些隐晦的黄色笑话）主动学习。可是员工手册上没有。 </p><p>因此当主管瞪着死猪眼、抻着肥猪舌走到我身边，唾沫在他发黄的牙齿间滚动，嘴巴一张一合，喉咙里的臭气返上来，曲着食指暧昧地刮过我的手背对我说徐晓晓，那里也不小嘛时，我下意识回了一句操你妈。 </p><p>我把手抽回来，又字正腔圆地重复了一遍，操你妈。这三个字从我的舌间上滑出来，迸射出去，其畅通无阻，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苍天在上，我之前从未说过如此粗鄙之语，如今这么纯熟地脱口而出，只能怪那些人整天不是在操你妈就是在上他爸。 </p><p>我知道自己要完蛋了，得罪主管没什么好日子过。我爹盘算着之后拜托人把我调进宣传部，一个比较清闲的岗位，每天只用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纸浇花，偶尔写些东西。而现在我恐怕不仅进不了宣传部，还要一辈子待在车间待到死。但我不仅不害怕，反而感到身心舒畅，操你妈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憋了太久，有一股无名火在体内四处乱窜，急待发泄，如果不借由某个机会说出来，我恐怕真的会心理变态，到时候我怕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去操人。 </p><p>在主管的巴掌即将打下来之际，我眼疾手快将手边的杯子里的热茶扬了出去。之后是一片混乱，主管被烫伤，几个狗腿子你推我我推你，争相做第一个去扶猪的人，七嘴八舌地安慰着。主管被送去医务室，修养了一段时间，我听说他运气好，热水离眼球就差那么一点儿。爹的，怎么不干脆瞎了呢？我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从此没有人敢开我的玩笑。但不得不说，在他被送去医务室的那一段时间，我的三魂七魄飞了一半，每天晚上都梦到自己在劳改所一遍遍抄写员工手册，一边抄一边忏悔自己不该泼热水。梦到这里，我总是被吓醒。 </p><p>也正是这一次意外让我认识了周仁清。 </p><p>要知道织造车间没有空调，一到夏天，整个车间就是一个大蒸笼，每天都有那么十几个人被热晕，还有十几个是装晕。原因很简单，晕了就能去医务室，去了就能见周仁清。我们厂没有独立的医务室，跟隔壁工厂共用一个，医务室设在工厂出门左拐二十几米左右的地方，一个独立的小铁皮房，七八平左右。 </p><p>之前我就听说周仁清，说他长了一副好脸。自从进入织造厂以来，我见过太多奇形怪状的脸，他们的脸上似乎隐藏着什么数学奥秘等着人去解，一般人很难在一张脸上看见这么多奇怪的角度。就这么说吧，往牛粪上踩几脚得出来的东西都比他们的脸要好看。周仁清的名号一直在女工们口中流传，男工一提起他，鼻孔就像被堵塞了似的，哼哼个不停。 </p><p>借着这次机会，我第一次推开医务室的门。比他的脸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办公环境——干爽凉快——一台空调赫然立在显眼的位置。随即他从转椅上转过来，面朝我，并不惊讶的样子。是你啊，他了然地笑笑。看来我一战成名，不知怎的此时我有些羞赧。但一想到我来的目的，便又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在厂里待久了，对我的审美都造成了一定冲击。看到他的脸，我一时间无法分辨他是本来就这么好看，还是在厂里歪瓜裂枣的衬托下才显得好看。这不是说他不好看，而是他好看得很温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没有棱角，让人想要看一眼再看一眼，这种感觉就像喝水，一口接一口。他也大大方方地任我看，这一点我很满意。厂里有些人，但凡你多看他两眼，他就要开始给你抛媚眼，让人倒胃口。 </p><p>我问他是不是认知道我，他点点头。又问他知道我什么，他说那天一群人涌进他这里，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人一直在骂，一边抽气一边骂，有点像……有点像一头热水烫到的猪对不对？我接过话头，顺便跟他形容我们老家过年杀猪的样子，把猪用绳子绑起来，挂在一条长木上，背朝下脚朝上，下面架一口大锅，烧滚烫的热水，猪就发出凄厉的哼唧，绑起来的四肢不停地抽搐。就跟主管一样。他笑得很大声。笑完他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八卦的样子也很好看，很真诚。我说主管骚扰我，我才拿热水泼的他。他听了，说泼得好。我也笑了。 </p><p>从前我看不上女工装晕，如今我也加入了她们的队伍。但是晕的次数不能太频繁，不然会被扣工钱。三伏天的工厂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每次到周仁清那里，我总会做在那张窄窄的病床上，发出自暴自弃长叹。听我抱怨，周仁清偶尔也会好心帮我开病假条，争取多一些的休息空间。 </p><p>周仁清的桌子上除了病例和一些医学专业书，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外文书，厚得能当板砖。我问他这些是什么书，他说跟法律相关。我问他不是医生吗，怎么还看这些，他说他只是来这边实习，抽签抽到了这里。我怜悯地望着他，你运气真不好。这里鸟不拉屎，啥也没有。其他地方附近好歹有些舞厅、网吧，这一片的附近只有望不到边的田野和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黄土路。那条路每天都有无数大卡车轰鸣而过，哐当哐当，尘土飞扬。路面被压得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全是泥浆。 </p><p>我问他去过舞厅吗，他摇摇头。我说我也没有，我还不知道怎么跳舞。我以前看童话书，里面的每一个女孩都会跳舞，这给了我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要获得童话般的爱情与生活，一定得会跳舞才行。他很认真地听着，然后站起身，朝我鞠一躬，伸出手，我们跳舞吧。我跳起来，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我们两个不会跳舞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假模假样地跳着。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他的脚，这哪里是跳舞，这分明是玩另一种形式的躲避球。他见状，反而大大方方把脚伸出来，话里带着笑，你就踩吧，你这样脖子累得慌。我说不行，踩到脚还算什么跳舞？最后我累得脖子眼睛都酸了，瘫倒在那张小病床上，自暴自弃地说，跳舞太难了，还是睡觉容易。他坐在我旁边，说多跳跳就好了，大不了我多准备一双鞋。我侧过头，他的手指近在眼前，压住了我的几缕头发，指尖要前不前的样子，似乎在犹豫，我的视线顺着他的手臂一路向上，欣赏他流畅的下颌线，微微绷紧的唇和颤动的睫毛。我偏过头去，闭上眼睛。我能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消毒水味，混合着好闻的香皂味。我真想问问他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皂。 </p><p>在我即将在小床上陷入梦乡之际，周仁清说他要出国读硕士，具体是什么我也没听清。说完，他把这些书收起来，压在最下面，问我能不能帮他保密。我点点头。 </p><p>在工厂，你要是说你看书，你会被嘲笑，甚至会被揍，读得越多揍得越狠。工厂不讲书籍，只讲拳头。我把我买来的书都藏在他那里，时不时跑来他这儿看上几页。 </p><p>周仁清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想一直在这里当女工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脑袋，他说他的签证已经下来了，也给上面交了情况说明，马上要离开了。我愣在那里，许久才说了一声噢，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再来蹭空调了？他似乎被气笑了。他说他要走，但我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走，我也没问，但每天都会去医务室坐一坐，他也都在。这段时间我们很少交流，大部分是我在发呆，他在看书。 </p><p>我几乎都把主管的事情抛诸脑后了。 </p><p>直到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变了。一众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时，见到我来了，便会安静下来，然后你看我我看你，嘴角带着暧昧的笑容散开。一个跟我玩得好的女工偷偷告诉我，最近大家都在传一些关于我的谣言。比如说？我问她。她看着我，一脸很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不好开口，很难听的那种，她说，我都不好意思讲。最终我还是知道了谣言的内容。某天，某个男工跑过来突然摸一把我的脸，一脸淫笑。我反手就是一巴掌，他被扇了还在那儿嚷——“操你的臭婊子，早跟姓周的睡了还在这边装纯”——我如被人当头一棒，站在那里眼冒金星，头脑一片空白，手和身体都不自觉在发抖。我想要开口，声音却怎么也发不出来，我用力掐自己的胳膊，逼迫自己发出蚊子一般的声音——真是逊毙了——“你说什么？” </p><p>“什么说什么——大伙儿都知道了——”他还没说完，我感觉浑身的气力都回来了，热血涌上头，什么也不管不顾，直接冲上去把他踹倒在地，他被我吓到了，僵在地上，我顺手将椅子抡起来砸在他脑壳旁，我踩着他的肚子开口：“你他妈再说一句试试？”他裤子湿了。 </p><p>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了，都是通过事后部分人的口述，我才慢慢拼凑出当时情况的原貌。当时的我似乎变身超级赛亚人，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控制，一路横冲直撞，直接来到主管办公室，趁他不注意他办公桌上的台式电话往他脑袋上砸。我身后是乌泱泱赶来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拦住我。主管被我逼到角落，破口大骂，骂我，骂看热闹的人，大声喊叫保安，挥动着双手像在赶苍蝇。叫你他妈乱说！叫你他妈造谣！我一边骂一边砸，据她们说当时那样子，我简直就像发狂了，没人敢阻拦一个发狂的人。然后我砸到一半，突然昏过去了，把她们吓了一跳。我倒在地上后才有人上前，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主管脑袋见了红，我手里还攥着被扯断线的台式电话。 </p><p>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收到处分，甚至被扭送劳改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等我醒来后，厂里让我再休息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回厂，发现周围已经大变样。主管被调离了，新上任的是傻逼，他打遍工厂无敌手，却对我报有三分敬意。我依旧是普通女工，身上背了一个说大不大的处分。大家谈论的对象也换了，不是我，而是周仁清。 </p><p>乍一听这名字，我还有点恍惚。这一个月过去，他应该已经离开了，不知道他走之前有没有听见这糟糕的谣言，看没看见我昏过去的样子。我不太希望他看见，但他是医生，不可能不处理我昏过去这件事，我并不想要在他心中留下一个打架狂的形象。或许他知道了，决定把这一切都忘掉，被一个打人狂喜欢太可怕了，说不定他已经在美国开始了新的人生。 </p><p>我随机拉了一个人问她周仁清怎么了，她看着我说周仁清把主管打了一顿，现在逃了。 </p><p>周仁清打人？逃了？ </p><p>我的脑子处理不了这些信息，开始痛。打人的是我，怎么又变成了周仁清？他逃了又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签证下来了，要出国，现在出去了吗？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没法问，也得不到答案。 </p><p>就这么过了半年，我开始陆陆续续收到来自纽约的信。它们漂洋过海来到织造厂，带着精美的邮票和清隽的字迹。我知道这些信是谁寄来的，但我一封也没有打开过。我把它们摞起来塞在枕头底下，每天枕着它们睡觉，似乎在梦里还能梦见周仁清的影子。有时候我也会猜想信里写会些什么呢？他在国外生活得怎么样？如愿当上律师了吗？当年到底是什么情况……但知道这些又能怎样呢，又会改变些什么呢？我不再是十九岁冲动、单纯的徐晓晓，我逐渐习惯了黄色笑话，甚至能面不改色地开黄色笑话，不亚于男人。我的生活肉眼可见得无趣，我在这无趣的生活中逐渐蒸发、消散，只有肉体还在持续活动。 </p><p>这些信我从来没打开，也从来没回复过。信寄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有时隔几个月、半年一年，我最后一次收到信，是在两年前。 </p><p>写到这里，我原以为这段感情会是我回忆的全部，但其实它在我的工厂生涯里只占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这甚至称不上一段感情，只是我在烂透了的地方认识了一个叫周仁清的人，我们聊得很好，然后分别，仅此而已。 </p><p>两年后的我终于下定决心脱离这鬼地方来到上海，原因是当初周仁清要出国，应当从这里出发。 </p><p>我在上海的街头游走，感觉到这些年消散的神魂逐渐回到肉体，在一群鲜活的人中，我也慢慢鲜活起来。 </p><p>结束回忆的发现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黑了，咖啡厅里亮起了灯。我停留在咖啡厅玻璃窗外，身后的人穿着薄风衣，身形修长。我曾经幻想过周仁清的样子，也自嘲自己可能再也认不出他长什么样。看小说时，每当看到主人公久别重逢，在大马路上隔着车流遥遥相望，一眼就能认出对方是谁，我总是嗤之以鼻。但该死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还能认出周仁清的样子呢？如果认不出来，就这么走掉，我还能假装不知道心中的感受，但是为什么我偏偏认出来了呢？ </p><p>我们分别近四年。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听说傻逼主管南下深圳经商，一度风光无限，不知怎么欠了高利贷被打成残废，身上挂着屎袋。我自考上本科，念了学前教育，好歹拿到毕业证书。尽管没有当幼师的打算，念学前教育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分数低，可拿到证书的一瞬间，我还是很开心。我把毕业证和学位证与那些信收在一起。我想起很久之前周仁清问未来的打算。尽管现在的我依旧一片茫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于茫然中踏出第一步，好似一个盲人，在触摸生活这头大象，摸到哪一处都感到惊喜万分。 </p><p>我们同时倒映在玻璃窗里。我确定了他也在看我，在等我转身回头。 </p><p>我僵在那里。 </p><p>两年前的我坚定而决绝，不会打开信封。可我没有把握，不知道、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回头。我垂下头，避开他的视线。 </p><p>我的人生从十九岁那年开始，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如今它呜鸣着企图脱离轨道，一跃上天，我只能死死抱着呜呜长鸣的火车头，才能不让它翻滚、翻滚。 </p><p>接下来我会不会重重摔落在地？ </p><p>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p><p>只是玻璃窗里的我们的倒影，是一个错位的拥抱。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