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去了弗吉尼亚。你知道那首歌的吧,‘乡村的路……带我回家……’,约翰·丹佛发行那首歌的那年,我们也去了弗吉尼亚。我不知道我们走到了弗吉尼亚的哪里,我们是去看麦田怪圈的,你知道的,那几年大家真的相信是外星人干的。总之,我们听说了弗吉尼亚的农场里有人目击到了神秘飞行物,还有怪圈,于是我们就跑去那里了。但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农场,然后很快就迷路了,跟着1955年的地图在麦田间乱转,什么也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在麦田里压出了很大的乱圈。所有人都一直在喝酒,开车的家伙也在喝酒,大概还磕了点什么,记不清了,反正没有人觉得抱歉,而是狂乱地哈哈大笑,在麦田里打滚,扎了帐篷想要野营。其实我们不是UFO和外星人爱好者,我的几个朋友,两个是作家,一个或者两个是乐手,他们大概还有个乐队;开车的家伙是一个瑞典诗人,他自己把作品翻译成英语,翻译版听上去很烂,但我们之中没有会瑞典语的人能帮帮他。那时我是个大学生,在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学系念书……”
“你到每个新的实验室都会说自己的故事吗?”
“噢,当然不会了,我这是第一次和同事讲这个故事。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不喜欢。”
“让我继续说吧,拜托了。我们要在这里当三个月同事呢,互相了解一下没什么不好的。”
“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得保持安静。如果你对这个实验室的工作有一点在意的话,就会知道我们有一个装着接下去三个月研究对象的包裹要从斯洛伐克运来,而且它已经延误一整天了。”
“我当然知道!拜托,我可是主动申请来这里的。好吧,我当时还是大学生,跑到弗吉尼亚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请假。1970年的时候大学生要是会提前请假才很奇怪。车上的这些人里有一个算是我的大学同学,不过他差不多算退学了,我们管这叫有限的退学:他什么课都不去上,只参加他办的文学社团活动,准确地说,是流动现实主义运动。我是罗萨里奥的社员,在这之前我也当过他的女朋友,瑞典人可能也是社员,他的社团里有很多校外人士。”
“amie?”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我们这类吗?我可以略过。”
“不,我不反对你们的关系,但你那时候还是男人吧?”
“我那时候确实在一具男人的身体里。但那是个巧合,一个错误,我的精神和我现在的身体更匹配——我一直是女人,当然是amie。”
“好吧,随你高兴。”
“你是仍然觉得自己是男人的那类吗?我是说,你还在用自己的男性本名。大多数人会把名字变成女名版本,尤其是那些斯拉夫人,我总觉得把名字变成阴性对他们来说像个必须遵守的规则,大概那就是他们的文化吧。但不能否认,这样做也很有趣,我有时候也想叫自己朱莉安娜,但我更喜欢叫莉莉。我看了你的资料,你始终都叫雅克。我挺想叫你杰奎琳的。”
“我不觉得这很重要。你也可以当做身体的性别对我来说不重要,或者理解成我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有区分。名字是另一回事,别叫我杰奎琳。”
“噢,很可惜,雅克。好吧,我和他没做多久情人,搞文学的人是很难当长期伴侣的。别误会了,我还是很爱他,但是不能再和他当男女朋友了。讨论文学的时候没法讨论爱情,我就没法同意马塞尔·巴布洛的《月光芒刺》是第一本流动现实主义的小说,这只是先锋派的一次浅显尝试。真正的流动现实主义是胡安·冈萨雷斯的《从结局开始故事》,他是多格维亚诗人,流动现实主义是从多格维亚语里诞生的,‘流动’这个前缀就来自多格维亚语的特殊语态,语言学上来说,它独立于其他语系以外,所以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我猜你想知道,为什么文学社团要跑去找外星人?”
“你们那时候做事竟然是需要原因的吗?……行了,为什么?你们在写科幻小说?”
“你听上去有点太懂我们了。不,不是去给科幻小说取材,我们不太搞这个,偶尔也有,但是不是主流。科幻小说太容易走进技术的陷阱了,总有很多人以为幻想出不可思议的新技术就是伟大的科幻小说,科幻的部分越硬核越了不起,这都是陷阱。我就是生物学家——当时还是生物学系学生,这些‘硬核’科幻大部分都看上去很蠢。当然存在真正伟大的科幻小说,但越是标榜自己硬核的越是愚蠢。好吧,我承认我们当时没有想清楚,大概是在想,依靠在麦田里画圈来尝试和人类交流的外星人,也许和我们这些试图把多格维亚语作品翻译成英语的人一样的心情。我最喜欢的是贝诺娃的《非主义者大道》,那是多格维亚语的至高杰作,哪怕最好的翻译版本都无法体现出其中精妙的语言游戏,必须用多格维亚语才能体会到。”
“我不会多格维亚语,也没有读过这些小说……我很少读小说。”
“至少你还记得多格维亚,现在人们只知道那里是多兰尼。68年冈萨雷斯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是在颁奖前死了——他一直住在多格维亚,政变发生的时候也在那里。一夜之间那里就变成了多兰尼共和国,官方语言变成了英语,我们知道的很多作家诗人都在那一晚消失了。总之,弗吉尼亚那天天气很好,但是空气很差,飘着煤灰味,我们之中有人突然说:‘你们知道全世界消耗的淡水资源里有70%都用在农业上吗?可是还是有人在饿死。’这个数据是真的。另一个人说:‘这里的小麦永远不可能送去真正挨饿的人手里。’然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请接电话,我会保持安静。”
“……什么叫我的包裹不见了?听着,这些东西很危险,它可能有扩散性……白痴!如果它真的扩散了会有很多普通人伤亡的!……我只等你半小时。”
“我们的快递怎么了?有这么严重吗?”
“很严重。它的物流记录停在三天前的海关入境,现在没有工作人员知道它被送去哪里了。这群……庸碌之人。”
“哇哦,好古朴哦的用词。哈,抱歉,但我拿到的资料显示这个快递只是‘常规研究用灵装,外形为一组酒瓶’。扩散性是怎么回事?”
“现场人员没法确定它的内容物性质。他们收集到了一些当地的传闻,几十年前一个女招待在士兵的酒桶里加入了一滴神秘的酒,所有喝过酒的士兵都中毒死了,他们怀疑传闻里说的是这件灵装。”
“他们应该把这个故事详细记录下来。我喜欢这个故事。”
“……你想讲就继续讲你的故事吧。”
“我讲到哪了?啊,我们在麦田里,喝了很多酒,一个乐手弄来了致幻剂,所有人都神志不清,做了非常多不体面的事情,还试图把美国的小麦偷走送去给大洋另一边挨饿的人。”
“你们至少该先弄条船再偷小麦。”
“哈哈!很好笑。很快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些事了。瑞典人是第一个倒下的,他长得太高了太显眼了,脑袋被子弹打穿了。我们吓得四散奔逃,我在逃,有个乐手被吓呆了,站着没动,然后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他。我最后的记忆是一个女孩抱着枪射杀我们,这很像幻觉是吧?最后一刻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说不定就有一个掉进了邪恶血腥兔子洞的恐怖爱丽丝,拿着枪屠杀了整个王国,我就是这么死了的。”
“她很可能也是个瓦尔基里,并且很危险。”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在死前用幻觉美化变态杀手也很正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搜索过1971年全国的全部的新闻,全部的,没有关于我们的报道,没有弗吉尼亚州的无名尸体案,后来也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具体死在哪里,我们拿着过期的地图跑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说不定从进那个农场开始的一切都是幻觉。我再醒来的时候正漂在波士顿的海湾里,后来我也去过弗吉尼亚,至少想找到我的朋友们的尸体——他们很可能都彻底死了——我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抱歉。我不太会安慰人。失踪登记呢?”
“在我的家人认为我失踪了之前,我就已经爬上岸了。美国每年有几十万人失踪,绝大部分是不会被找到的,尤其是外国人。罗萨里奥是多格维亚人,你记得的吧?1965年多格维亚大使被驱逐出境了,根本没有人会找他。好了,轮到你讲讲你自己了。你在维基百科上搜过自己吗?”
“我没答应过交换故事。”
“我们的实验对象失踪了,至少这半小时也没有别的事做呀。这篇文章里写……你曾经是步兵参谋副官,你残酷、冷血、是罗伯斯庇尔的狂热刽子手、光1792年执行了400个死刑,其中包括你的表亲和朋友……你是贵族?你有爵位吗?”
“胡言乱语。1792年我们在色当和普鲁士人打仗,欧洲的君主都急不可耐地想阻止会颠覆他们的事物。92年的年末我们才回到巴黎。那时候我们的矛盾还没有那么激烈,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内部的矛盾。”
“内部矛盾?”
“很复杂,一部分关于如何运行新政府,还有一部分关于神是否存在。”
“你不否认处死了亲人和朋友的部分吗?”
“我不否认我杀死了我的朋友。”
“噢,这篇文章写到了,1793年你因瓦尔密战役的功绩升任旅长……’在随后的热月政变中被处死‘。啊,对不起。1959年的纪念活动里市政府给你在巴黎公墓里建了墓碑。”
“是流放。我死在圭亚那,因为瘟疫。”
“黄热病?”
“对。……勒梅尔,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个人的信息?对,他是基金会的物流负责人。……我明白了,我会发邮件给你。”
“这是你的朋友?哇哦,你竟然有朋友。”
“被我送上断头台的那个。”
“……。我有点羡慕你们了,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里至少有一个和我一样死而复生(resurrection)*。”
“这只是暂时无法解释的现象,并非死而复生。我们的工作就是解释它。”
“我明白了,你是矛盾里不相信神存在的那部分。”
“比起这些事,你更该你更该关心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个课题和你的专业重合度很有限。为什么申请来这个研究组?”
“我想换个同事。他们,我的同事,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们,他们都出生得太晚了,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流动现实主义运动,也不记得多兰尼共和国曾经是多格维亚共和国,明明只过去了几十年……多格维亚太小了,小得好像不值得被记住。你是我认识的唯一记得多格维亚的人。”
“你就因为想要聊天,改变自己的课题方向?”
“别瞪我啊。我不会拖慢进度的,我有很多很多时间重新开始研究,但是和我记得同样事物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拥有一个和你有同样时代记忆的人朋友是多难得的事情,我简直嫉妒你。”
“……”
“……为什么它会被送去俄亥俄?我说过很多次了,这个包裹里的东西很危险!够了,关于这个包裹的全部手续资料都交给我。我会让更专业的人员来解决。”
“我们还有更专业的人员负责这类事件?”
“原本有一个西班牙人,和我们一样是瓦尔基里。最近他在休假。”
“所以你的意思难道是……?”
“在我回来前,请填一下项目延期申请表,莉莉安娜。”
——END——
本来好像应该是序章。但既然写了一句话一章主线那也能算一章(强行)。
……怎么又是我拿到剧情第一棒写到最后一棒啊摔!
(为了阅读体验,下接剧情的链接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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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尼亚提着行李走出机场,发现埃利亚斯一只脚踩在越野车的脚踏上,越过车顶向她挥手。
“……怎么是你来接人?”热尼亚爬进副驾驶座,这也是唯一给她剩下来的位置。埃利亚斯在她坐下之前把原本放在那上面的一大包未开封士力架随意地甩到后座,而那里早就满满当当地堆满了各种补给品:从食物和水到轻便的手斧和结实的尼龙绳索。在侧身扣上安全带的时候,热尼亚注意到在一摞包装完整的橙色急救毯底下,还压着两大盒崭新的12铅径霰弹枪子弹。
“怎么,不够格?”埃利亚斯笑着扭动车钥匙点火,“还以为骑士理事会的顾问应该够资格给诺贝尔奖获得者*接机了呢。”
“别这样。”热尼亚警告似地剜了她一眼,但嘴角边浅淡的弧度证明她没真被这个老笑话冒犯到。埃利亚斯大笑着松开离合,越野车顺滑地拐出停车场。
“所以,波士顿怎么样?”机场快速路在正午时分不算拥挤,埃利亚斯轻松地把速度提到了80英里。路缘外侧一团团低矮的球状灌木飞快地向后掠去,留下模糊的灰绿色影子。
“挺好。”热尼亚用最短的词概括了她的问题。在被骑士团的紧急征召叫到红河城之前,她正在那里参加由希帕提娅基金会主办的一个学术论坛。“……是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个声音吗?”
埃利亚斯噗嗤笑出声来。
“你们俄国人从来都不寒暄的是吧?”她转过头去瞥了一眼热尼亚,碧蓝色的眼珠里满满都是戏谑。
“也寒暄的。用俄语。”热尼亚平静地解释。
“我不好说‘所有人’,特别是对你们这些凡事都要讲精确的科学家。”埃利亚斯稍稍收住笑,调了下姿势,把手肘松松地靠在方向盘上,“但至少那些有能力签发征召令的大人物们肯定全都听见了。你什么时候见过骑士团行动如此迅速统一?”
热尼亚没有接话,她的目光平直地落在前方,沉思般地微微皱着眉,这使她童稚的面容平白无故地增添了几分不太和谐的神色。
“上一次还是1908年,一样的开局:莫名其妙的‘召唤’,然后是通古斯的那条大裂隙。哦,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经历过……”
“不,我没有。”热尼亚摇了一下头,“那时我还在……帝国医学院念书。”
“那也没什么。你没错过任何有意思的东西。”埃利亚斯耸了耸肩膀,沉默在两个瓦尔基里之间持续了几秒,直到埃利亚斯重新开口,“那时我还很年轻——作为瓦尔基里的年轻,我并不明确地知道在骑士团上层里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发生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骑士团几乎被撕裂成几个部分。我们失去了很多人。有的在那场探索里,也有许多在那场探索之外。‘将军’失踪之后很多人离开了骑士团,我们的人数一度锐减到无法维持理事会的规模。混乱的状态至少持续了六七年,然后你知道的,战争就来了。”
热尼亚垂下眼睛。她当然知道那场战争,1917年的冬天,她就死在那里。
“没有别的东西比一场战争更容易吸引死棘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场更大的战争。有些人相信是通古斯的那次裂隙带来了两次大战,哈,他们完全是倒果为因。要不是因为战争带来的惊人死亡,这些混进来的死棘也许并不会像得到了养分那样疯狂地生长,而我们或许也不会像当时那样失去那么多同伴和战友……”
埃利亚斯的声音显而易见地低了下去,热尼亚犹豫片刻,随后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以示安慰。埃利亚斯冲她笑了笑。
“没有关系,至少我们讽刺性地因为这个而获得了一些团结,不论是在瓦尔基里这边还是在凡人那边。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表现得比上次要好——或者不如说,我们必须得比上次表现得要好。不说别的,如果真的会有大裂隙发生的话,红河城比通古斯的人口可要多上几千倍。那会是场噩梦。”
对于灾难的预想令两位瓦尔基里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埃利亚斯的车里没有播放音乐,因此当对话停下来的时候,只有隔音良好的现代车窗外隐约的车声,和空调系统若有若无的风声。
埃利亚斯叹了口气。“提前担忧也解决不了将来的问题,只能说随机应变吧。”她振作精神,露出开朗的笑容,“说起来,你是第一次来红河城吗,热尼亚?我这里有一些旅行贴士分享给你。”
当热尼亚带着埃利亚斯的“旅行贴士”跳下车门,走进酒店,这位骑士团长驻北美地区的负责人之一俯身拥抱了她,像个俄国人那样亲吻了她两边的面颊。
“再说一次,我很高兴你能来。如果遇到任何问题,记得联络我。”
她知道埃利亚斯说这句话是发自真心,但她没想到问题来得这么快。
直到在酒店房间里安顿下来,热尼亚才有工夫打开那个贴满了层层叠叠警示标识的盒子。里面装的是她的灵装,通过正式手续申报和托运。自从世界进入新的一个世纪以来,她的灵装几乎一直都使用这种方式运输,安全、便捷而且高效。这种现代化的方式在此之前从未出过差错,所以她也未曾想过,当她打开灵装医疗包,随意地检查一下装备的时候,会赫然发现原本应当在里面的一把手术刀不翼而飞。
热尼亚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皮包,除了手术刀之外剩下的三件灵装完好无恙,皮包本身没有任何损伤的痕迹,托运盒上最新的那张标签纸在被她撕开之前也是完整的。她回忆了一下上次她检查自己的灵装,还是几个小时之前,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特殊接待处,当着监控探头(和坐在探头背后的机场工作人员)的面亲手把它们封进这个盒子里。
她不自觉地皱起眉。应当在红河城机场检查过灵装再离开的,但现在懊恼也无济于事。比起丢失灵装可能带来的不便,把灵装遗落在人来人往的机场会给凡人带来的影响更值得重视。热尼亚没有迟疑地拿起电话接通航司,要求查明丢失灵装的下落。客服听说与灵装有关,态度很谨慎,承诺第一时间把调查结果反馈给她。
倒也不能说他们违背了承诺,只是当热尼亚接到那通“反馈电话”的时候,航司的售后服务经理用优雅的假笑和坚定不移的态度告诉她,他们反复检查了客机装载前后和货仓内部的监控录像,确信在由他们承运的过程中绝无任何人靠近过被托运的灵装(到底会有哪个嫌自己命长的凡人会想靠近灵装呢?售后经理话术精湛地暗示),运输的全程均在符合行业标准规程和可追溯监控记录下进行,他们认为她的灵装不是丢失在由他们承运的过程里,建议她询问机场方面。
热尼亚沉默地挂掉电话。她不喜欢这种官僚的腔调,但无可否认航司的推论也有其合理性:凡人无法长时间忍耐灵装的接近,理智正常的人不会只是因为好奇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摆弄这个小盒子。而倘若有人动了歪心思,想盗取灵装卖到黑市上(热尼亚听说有些收藏家会对这些“特殊商品”开到一个很惊人的价格),那他大可直接拿走盒子里全部的灵装,而不是单单取走其中的一件,把其它的还留在原处。这事情很奇怪。
她还是决定给机场打电话。不是出发时的波士顿机场,是落地的红河城机场。在又仔细挨个检查了一遍盒子上的封签之后,热尼亚留意到最新一张日期显示当天下午的封签底下压着一些没撕干净的残胶,她动用作为瓦尔基里的能力隔着签纸读到几个模糊的数字,日期和时间的尾数跟面上那张一模一样,但条码残存的几个数字并不相同。她核对了一下自己还没来得及丢弃的登机牌,上面黏贴的行李标签纸上的编码与下面那张吻合。
有人更换过这张封签,而且多半是在航班落地后。
然而红河城机场的电话比航空公司的更难接通,经历过十几分钟漫长的坐席繁忙等待音乐、悦耳但机械的拨号跳转提示,最终接起她电话的接线生把她的电话转给了行包管理处,后者在几句话后又转给了货运物流处,接下来是无人接听的特殊事务处,最后又转回客诉处理办公室的时候,热尼亚的耐心早已经消耗殆尽。
“女士,”她尽量维持住语气上的礼貌,“我是一个瓦尔基里。如果有一件灵装自己长了脚满世界乱跑,恐怕我才是最后一个需要担心的人吧?”
客诉部的经理口气虚伪地赞扬了她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幽默感),然后表示他们对她的损失无能为力,建议她报警。
热尼亚在放下电话的时候嘴唇无声而快速地移动了几下,拼凑出几个不怎么雅观的俄语单词。她重重地吐出一口气,站起身来把窗帘放下,又倒了一杯水喝掉一半,寄希望于靠这些动作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官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她被迫要遇到的时候不会生气。
最后她还是拎起电话拨给了红河城警局。因为一些社会责任感,大概如此。不过这次她遇到的接警员倒是训练有素,记录、提问与未来的回访告知都完成得十分专业,稍微安抚了一下她的坏情绪。
带着事情总算有些着落的疲惫感,热尼亚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现在是深夜11点43分,她已经在这件小事上足足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于是她决定在洗漱完毕之后像凡人那样躺下休整几个小时。明天她得给埃里亚斯打个电话,尽管通常来说她不会是主要的战斗人员,可在这个当口谁也说不准裂隙会在哪里突然出现,埃利亚斯的“旅行贴士”里提到的本地帮派对于这些突然大量涌入的陌生瓦尔基里恐怕也不会有多友善,她需要借一把开了刃的灵装备用。一支匕首,或许大一点也无所谓。但不是现在。
热尼亚很快地沉入睡眠。今夜的梦境异常安静,不再有那诡异的、来自百年之前的呼唤的声音。
距离第一场她在三天之后将会知晓的杀戮,还有11分钟。
警方如约来到她暂居的酒店回访是在她落地红河城的第四天。当时她正在和巴黎五大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通视频电话,对方希望她帮忙会诊一个疑难病例。脚步踏在酒店铺了地毯的走廊上轻柔得几近无声,但她清晰地感知到有一位同类正在接近。
“不,卢卡。我的意见还是更倾向于方案二。”她简洁地说,“但我需要先下线了,有人找我。回头再联系。”
她合上笔记本电脑,摘下蓝牙耳机,起身走到门口,门铃恰在此时响起。热尼亚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高一矮两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其中那位男性对她过于迅速的响应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眼神,但他身旁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少女只是笑眯眯地举起证件。
“红河城警局。我是凯蒂·哈特,这是我的搭档连姆·汤普森。早上好,季米扬诺娃医生,我们前来就您的灵装丢失一事做个确认性访问。请问我们可以进来吗?”
无懈可击的礼貌。热尼亚点了点头,侧身让两位警官进到自己的房间里来。表面看起来比她还要年幼的瓦尔基里警探用余光不着形迹地将整个房间溜过一圈,随后挂着甜甜的微笑,在热尼亚为她让出的茶几边沙发椅上坐下来,打开手里的文件夹。
“很抱歉今天没能给您带来好消息,我们暂时还没有您灵装的下落。——哦,您也请坐下吧,医生。我想连姆不会介意站几分钟展示一下他的绅士风度。”
凯蒂用文件夹的一个角随意地指指茶几对面的位置。房间里只有这两张椅子,这意味着除非坐在床沿上,在场的三个人当中必然有一个要站着。热尼亚原本打算自己坐在床沿给汤普森警官腾出个位置来,可凯蒂这么说了,连姆只好挺直腰杆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并不介意站着。
“……我能理解。”热尼亚坐进那张空着的沙发椅。这纯粹是客套话,她其实不太理解为两个徒有小女孩外表的前男人让座算什么展示绅士风度。美国人的幽默感有时候叫她难以理解。
“我看看,您丢失的灵装是……”凯蒂掀开夹板上的前两页纸,“一把手术刀,对吗?”
“是的。”
“所以是怎样的一把手术刀呢,具体来说?”
热尼亚轻微地皱了一下眉。“我在报案的时候提供了灵装的申报编码,根据这个你们应当能够查到对应的报关文件,包括详细的尺寸和照片。”她在想怎么用尽量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已经过去三天了,我以为这些最基本的内容你们应当早就知道。”
“唉呀,航空公司,你知道的。当他们想向你推销旅行套餐的时候,你的一切个人信息他们都能知道;但当你想从他们那里挖出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的嘴就会紧得像鲍鱼一样。‘客户隐私!无可奉告!’他们这么嚷嚷着,即便你是警察局来的也是这么一套说法。除非你遇到的是刑事案件并且手里还拿着一摞合乎流程的搜查令。”
凯蒂语调轻松地说着,漫不经心地翻动板夹上的文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连姆在她的话音落下之前抬起眼睛看一眼热尼亚,在她的目光迎上去之后又移了开去。
好吧。热尼亚想,他们现在总算开始干活了。总比完全不干的好。
“是一把老式、固定刀片的手术刀。长度是16.3厘米,刃长2.8厘米。刀柄很细,刃片接近三角形,形制和现代理解的手术刀不大一样。看起来或许更像雕刻用的笔刀。”
凯蒂嗯嗯地应着,用笔忙碌地在板夹上记录着什么,甚至没顾上抬头。“那你平时都用它做什么呢,医生?用来做手术吗?”
如果不是因为确切地知道眼前这位洋娃娃一样的少女是自己的同类,热尼亚一定会认为对方是在戏弄自己。“它是我的灵装,警官。”她把重音咬得颗粒清晰,以免自己的俄语口音带来任何误解,“意思是它是一件武器。尽管听起来不像剑或者是长枪那样体面,但我确实曾经用它处理过若干死棘。它完成得很好。”
“噢,可惜啊。”凯蒂抬起头来,笔杆灵巧地在她手指间打了个转,她耸耸肩,笑容依然甜蜜而讨喜,“我的意思是,多可惜啊。很少见这样小巧又锋利的灵装,不是吗?不仅是死棘,它切开任何东西都又快又轻便,切断一条肋骨可能都不需要半秒钟……”
她认真的吗?
“警官,我想你对我的职业可能有很大的误解。”热尼亚板着脸,“我是个外科医生,不是屠宰匠。”
“哦,我的错,医生。”凯蒂笑得很真诚,你很难对着这样一张甜美的笑脸生气,“我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我的思路跳跃得太快了是吗?他们都说我有这样的毛病,别介意。但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来顺道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医生。你一定是最专业的。”
她转过手里的文件夹,向热尼亚展示夹在上面的几张照片。她没有做任何预警,那上面的画面足以吓坏任何一个猛然看见它的人,即便是生前身后见过无数战场和灾区惨状的热尼亚也没忍住倒抽的一口凉气。
“……我也不是法医。”在沉默片刻之后她谨慎地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医生。”凯蒂笑吟吟地安抚她,“我们只是想从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那里获得一些意见,你有权利拒绝。”
热尼亚垂下眼睛。照片上的受害人是个瘦削的年青白种男人,模样凄惨地横躺在一滩血泊中央,一道刀口从他的锁骨中央略微歪斜地延展到小腹,另一道在胸骨的下缘打横切开,皮肉翻卷,暴露出切面清晰的断骨和挤成一团的内脏。要是她还在医学院,这样毫无意义且草率的刀口会让教授大声斥责对于“静默教授”的不尊重。然而你不能指望一个杀人犯知晓感恩。
“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伤口。你怎么看,季米扬诺娃医生?”
热尼亚叹了口气。“不大可能是骨锯。”她尽量就事论事地说,“骨骼的切面太过光滑,没有任何骨屑或者崩裂的痕迹。也不太像是电刀,那会在伤口附近留下灼烧的痕迹。普通的利器更不可能在几乎没有撕裂伤的情况下平整地划开肌肉、软骨和骨膜组织,这个切口干净得像是用手术刀……”
她猛地停住,震惊地抬起头望向凯蒂。瓦尔基里警官的笑容没有消失,翡翠一样碧绿的眼睛弯弯地盯住她,就像蹲在洞口守株待兔的一只猫咪。连姆移动了一下身体的重心,现在他站得更近了一点。
“……所以,我现在是在接受质询吗,警官?”热尼亚慢慢地问,抬起下巴,不避不让地迎上两位警察的注视。
然后凯蒂咯咯地笑了起来。
“哦,不。当然不,医生。”她说,把双手在胸前搭成小小的金字塔形状,“你不是嫌疑人。你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无懈可击的好名声,和零犯罪动机。”说完她转了转眼珠,狡黠地勾起嘴角:“除非你想分享一下德高望重的无国界医生毫无理由地突然想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残酷冷血的连环杀人犯的心路历程。”
“连环杀人犯?”热尼亚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
“对。”凯蒂爽快地承认,“截止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接到报案的有三件。雷同的作案手法,时间间隔太短,不足以成为模仿作案。”
连姆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最后只是动了动嘴唇就咽了回去。
热尼亚花了点时间接受自己遗失的灵装成为了杀人工具——而且甚至不止一次——这个冲击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还要问我那些你们已经知道了的信息?”她沉声问。
“交叉核对。”凯蒂理直气壮地说,“而且我们确实需要对丢失的灵装做一个确认性回访。好消息: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关于它的线索;坏消息:还没有找到。”
在热尼亚来得及回应之前,凯蒂干脆地从沙发椅上站起来,向她伸出右手:“感谢您对警方的配合,季米扬诺娃医生。如果案件有新的进展我们会及时告知您。要是您发现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随时联系我。”她用左手把一张名片按在茶几上,随后招呼连姆一起离开。
“……就这样吗?”
在走出哪怕是最敏锐的瓦尔基里听力范围之外后,连姆谨慎地开口。
“就哪样?”凯蒂掏出手机,点开地图APP。她记得最喜欢的甜甜圈连锁品牌在附近有一家分店。
“那个俄国医生的不在场证据没有那么完美,她完全有可能从没有监控的出入口进出酒店。这并不能排除她的嫌疑。”
“凶手不是她。”凯蒂把手机揣回兜里,“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能确定。她不是那种类型。”
“可你打算跟侦缉队说什么,总不能直接说‘她不是那种类型’吧?”连姆伸出手挡住她随手推开的旋转门。
凯蒂把两手插在兜里,施施然在酒店门口朝左转。“我早就跟侦缉队说过,别管瓦尔基里了,干出这件事儿来的一定是个凡人。”
“何以见……哎啊啊啊你干什么痛痛痛痛!”
凯蒂拍了拍手心里不存在的灰尘,吹了声口哨,幸灾乐祸地看着连姆龇牙咧嘴地小心活动被她毫无征兆地突然扭到背后的右胳膊。
“瓦尔基里想杀人的话,可要比那利索多了。记得那些尸体上的淤青、脑袋背后被台灯杆敲打的痕迹、手腕上的塑料扎带?毫无必要。两根手指就能按住的事。更何况她是个外科医生。你瞧见她看照片的眼神了,让她动手的话能给你割出一张标准的象棋棋盘来,误差不会超过一毫米。”
“好变态。”连姆揉着肩膀,衷心实意地发出评价。
“而现在的情况呢?很无聊。”轻车熟路拐进店门的凯蒂快活地扑在柜台的玻璃上,苦恼起甜甜圈的口味选择。
“嘿,你怎么能管这种事叫无聊!”
“凡人的事就是挺无聊的。”
“种族歧视吗,这算是?”连姆抗议着,看凯蒂笑逐颜开地踮起脚尖,接过从柜台后面递出来的盛得满满的纸盒子,“何况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这也不全都是凡人的事。至少凶器可以确认是灵装……不对,凡人拿着灵装来杀人又是为什么?嫌命长吗?”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叫侦缉队查去呀。”凯蒂从盒子里拣出一个巧克力蔓越莓口味的,心满意足地咬了下去。也许是吃到喜欢的东西心情大好,她把眼睛眯成两道弯弯的弧线。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不要命的凡人,确实比普通杀人犯有点意思。”
热尼亚在那张沙发椅上坐了好一会儿。她的目光落在那张被留在茶几上的名片上,凯蒂·哈特,红河城警局,那上面写着,还附有一连串电话号码。但她事实上并没有在看那些内容。她在想被带走的那几张照片。
粗糙的、野蛮的刀口。即便医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也不会留下如此颤抖的刀痕,毕竟它的目的是杀戮,而不是拯救。
但那个杀人犯用的是自己的那把手术刀。那把和自己一起在西伯利亚森林里醒来的手术刀,那把陪伴了自己百年,杀死过不少死棘,救援过一些朋友,还不曾像现在这样远离她身边的手术刀。
她拿起手机,拇指在点亮的屏幕上来回滑动。在通讯录上写着“埃利亚斯”的那一条附近停留了很久之后,她下滑名单,找到标记为Игор的名字,犹豫片刻,随后拨通。
振铃响了很久,但没有久到断线。接通的时候对面没有马上说话,但她听见沉沉的、浓重的呼吸声。
“伊格廖卡,”她静静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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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剧情:蛇工的绝赞打戏米切尔宅一锅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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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无国界医生组织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老笑话的笑话程度约等于恭维在AO3发布过文章的我本人是雨果奖获得者。(们美国人的幽默感有时候叫人难以理解.jpg)
** 标题来自Мельница乐队的单曲Неперелетная(不迁徙的鸟儿),感觉这首歌也很适合所有的瓦尔基里。
(链接:http://music.163.com/#/song?id=29744372)
1985年 冬
丹尼尔·奥苏利文走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时,有个小女孩已经在等着他了。
那孩子看上去还不到十二岁,黑发高高束起,穿着镶铜扣的黑色毛呢大衣,像是刚从哪个寄宿学校里溜出来的。她坐在丹尼尔那张不舒服的旧皮椅子里,办公桌在她面前大得有些滑稽,桌面上堆满了从抽屉里翻出来的剪报和文件夹。
果然不该在办公室喝酒,看来他又忘记锁门了,幸好这地方根本没什么可偷的。丹尼尔只是咕哝了一句:“这可不是玩侦探游戏的地方,孩子。”
“我知道。”女孩头也不抬地翻阅着档案,“我是来找你的,奥苏利文先生。”
“好吧,好吧,那你又是谁呢?”
“你可以叫我艾莉卡。”她回答,“我为弗兰克·莱利而来。”
“……你是弗兰克的女儿?”
弗兰克·莱利,老搭档的名字像冰水一般,驱散了丹尼尔脑子里残余的酒精迷雾。两年前的那个雪夜,正是他在小巷中找到了弗兰克的尸体——背靠着砖墙,双手被电线反绑在身后,子弹从前额射入,颅骨在冲击下碎裂,喷溅在墙上的脑组织和血液仍未凝固,沿着砖缝缓缓流下,形成了一道道暗红色溪流。
直到脱下警服,丹尼尔都不清楚警局有没有联系上弗兰克的家人,只知道他确实有个女儿——从越南回来后不久,他就跟妻子分了手,孩子也被母亲带走了。弗兰克很少提起她们,只有一次,他给丹尼尔看了一张从科罗拉多寄来的明信片,上面用彩色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生日快乐,爸爸”。
那张明信片曾被仔细放进相框,如今它又去了哪里?
“我很抱歉,”除了一句空洞的抱歉,丹尼尔还能如何回应?“弗兰克是……”
“他是个好人。”女孩放下文件夹,庄重地点了点头,语气却不像在谈自己的父亲,更不像个孩子在说话。“但我并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来的。”
这孩子不对劲,这一切都不对劲。丹尼尔说不上来为什么,然而一股寒意攀上脊背,甚至让他本能地摸向了外套下的手枪。
“你想知道什么?”
“他死前留下的东西。”女孩终于抬起头,直视着丹尼尔,“那份名单,我知道你还在继续调查。”
她的眼睛是澄澈的淡蓝色,犹如冬日黎明无云的天空,寒冷、寂静而遥远,丹尼尔却在其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双眼睛里燃烧成灰烬。
那些从越南归来的人也有这样的眼睛,就像他的兄弟们一样,像弗兰克一样,像许多他曾经认识的人和亲手逮捕的人一样。那些人的灵魂依旧被困在丛林和凝固汽油弹的火焰之间,他们把战场带回了家,然后整个生活都被焚烧殆尽。
然而那双蓝眼睛比他们所有人都要苍老,绝不可能属于孩子。那是从命运尽头返回人世,又被迫戴上孩童面具的死者的眼睛——
“瓦尔基里!”
在他来得及拔枪以前,小女孩外表的怪物已经动了起来。下一秒,丹尼尔就被脸朝下按在了桌面上,右臂被反折在背后,肩膀咔哒一响,让他咒骂出声。
“如果我是来杀你的,”瓦尔基里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带上了一丝笑意,“你在开门时就已经死了。”
“你他妈到底要什么?”如果这小怪物不是被派来灭口的,她还想得到什么?除了那堆没人在乎的档案和空酒瓶,丹尼尔·奥苏利文一无所有。
按住他的手稍稍松开,几张新的剪报被放到他眼前,每一张都承载着一段死亡,受贿警官,黑帮份子,地方议员……每一个都曾出现在弗兰克那份名单上,每一个都被割开了喉咙,窒息在自己的鲜血中,正如过去数十年间流传在北美和老欧洲的那些故事,报纸用轻佻的口吻将凶手称为惩罚者,黑暗天使,但时间和地点跨度太大,不可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不是吗?
“是你。”丹尼尔可以确信,“一直都是你。”
“还有我的盟友们,弗兰克也曾是其中之一。”瓦尔基里放开他,礼貌地后退了几步,好让他站起身。“现在轮到我来完成未竟之事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帮助?”丹尼尔转身面对自称艾莉卡的瓦尔基里,那双蓝眼睛澄澈得几近无情,似乎正提醒着他砖墙上的血色壁画和弗兰克破碎的头颅,以及他浸泡在酒精和愧疚中的两年时光。“在我看来,你已经是个很成功的连环杀手了。”
“问题在于,要把那些还活着的找出来。”艾莉卡坦然地接受了嘲讽,“我可以自己行动,但那样太慢,可能会有更多好人像弗兰克一样死去。我已经迟到了两年,不能浪费更多时间了。跟成年人和执法部门打交道时,你肯定比我更有优势。”
“这就是弗兰克以前为你做的?为你调查目标,制定计划,还有我所做的一切……”丹尼尔几乎为这种荒谬的感觉嗤笑出声,“我以为这是为了捍卫正义,可事实上——我们是在帮你杀人。”
“正义不仅来自法庭,侦探先生。所以,你建议我们从哪儿开始?”
201X年 秋
军刀斩断形似脊骨的黑色荆棘,然后刺入地下,干净利落地切断根系。荆骨随之枯萎凋零,崩解为黑灰,渗入泥土,留下焦油般的痕迹。在它原先生长的地方,只有一条半腐坏的铜头蝮蛇尸体。
“幸好狩骨还没有成形,丹尼尔,把打火机扔过来。”
“真他妈见鬼了,死棘怎么会出现在公路边上?”
丹尼尔已经走下车,谨慎地站在灵装的影响范围之外,将打火机扔给了艾莉卡。
“不知道。”艾莉卡倒出些许燃油,用枯枝引燃火焰,蝮蛇尸体迅速燃烧起来,如同死棘一样化为了灰烬。“但它们离人类越来越近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也是你脑子里的声音告诉你的?”
“唉……算是吧,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她抬起头,眺望着秋日黄昏余晖中的原野。枯黄的野草在微风中起伏如波浪,锈红色河水反射着白昼的最后一缕光线,河岸的芦苇丛化作摇曳的暗金色线条。
对岸红河城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光芒在楼群之间闪烁不定,将城市转变为色彩斑斓的迷宫。
在逐渐降临的夜色中,那个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提醒她目的地就在前方,命运就在前方。
那声音曾在军营中的临时祭坛前布道,曾在巴黎街头向民众朗读人权宣言,百年之前,也曾同样在她耳边低语西伯利亚,通古斯河。
“上一次是1908年,结果你也知道。但这次范围更广,没准全世界的瓦尔基里都听到了呼唤,也许……”
通古斯的裂隙带走了“将军”,也带走了许多她曾经熟悉的人,凡人,瓦尔基里,那个时代最勇敢的人。
“也许红河城会变成第二个通古斯。”
“如果这是裂隙即将出现的征兆,可能会比通古斯规模更大——”艾莉卡把军刀收回多功能工具包,“我觉得你应该先回芝加哥去,把我送到这儿已经够了。”
“现在是赌场旺季,”丹尼尔与她一同眺望着闪耀的霓虹,“再加上那么多瓦尔基里,黑帮,邪教,骑士团,你确定能一个人应付这局面?”
“还有奥贝伦德,我也联系上了另外几个朋友。”
“但你们现在都是小孩,不是吗?而且其他瓦尔基里能闻出你们,总有些事是你们不方便去做的。”老侦探只是耸耸肩,“别担心,我们连80年代都熬过来了,事情总不会更糟了。”
“这可不好说,直到今天我们不都还在被迫适应扮演父女这事吗?”
艾莉卡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丹尼尔望向她时,微笑中却有一丝与平时不同的东西。
“我已经老得能当你的祖父了,艾莉卡。”
很快我就能当你的祖父了。丹尼尔曾经玩笑般说道。那时他刚刚步入中年,岁月还没有将他的头发染成灰白,也还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这么多刻痕。在艾莉卡还来不及察觉时,三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勒梅尔神父”被推上断头台时还不到三十五岁,自那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灵魂被困在不会成长的孩童躯壳中。艾莉卡从未有机会老去,只有世界在她周围不断变迁,相识的凡人在时光中日渐苍老,就连那些曾与她一同见证骑士团最初的日子的归往者也在陆续凋零,或许终有一日,她回过头,会发现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现在这个时候,“奥苏利文父女”的掩护身份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他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再维持一段时间又何妨?
“谁知道呢?也许你就是个老混蛋,在全美各地留下了一打私生子。现在你打算给小女儿多少创造点美好回忆,带上她来一场疯狂的冒险之旅——真是个好主意。”艾莉卡摆了摆手,“别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扔进赌场,老头子。”
“主要是你的钱。”丹尼尔高声大笑,似乎终于被逗乐了。“不过,事情发生在血注的地盘上,城里肯定有不少眼线,最好还是别让他们看到我们一起行动。”
“那就这样吧,我先进城看看,你在附近镇上找个旅馆,之后我们再找机会会合。”
“你最好快点找到小熊,趁那小子还没惹上大麻烦。”
丹尼尔没有争辩,回到他那辆大切诺基上,调转方向驶向旅游地图上推荐的历史小镇。艾莉卡背起工具包,向着跨过红河的老桥走去。
“你有事想说吗,朋友?”
在锈迹斑斑的“欢迎来到俄克拉荷马”铁牌下,有个戴着圆眼镜的小女孩微笑着向她行了一礼。艾莉卡之前就感觉到了瓦尔基里的存在,对方并未试图回避,显然是在等着她。
“晚上好,我是‘诗人’杜兰德。”女孩的英语带着些许法语口音,“更常用的笔名是拉维蒂。”
“《街垒上的黎明》,《雨中广场》……”这个名字唤起了艾莉卡一些远去的记忆,在1871年春天,署名拉维蒂的诗篇曾散布在流血的巴黎街头,被公社战士填入大革命时的曲调,成为了街垒上的战歌。“《致死者的信》。我喜欢你的作品,可惜以前没能见到你。”
“其实我见过你,在流血周的街垒上。”听到她的法语,诗人眼中带上了一缕怀念的笑意,“那时我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很多人向我说起过巴黎的死亡天使,遗憾的是,那是公社最后的日子了,我没有机会和你交谈。现在,你愿意说说你的故事吗?”
“现在?”
“我正在记录瓦尔基里们的故事,虽然可能没有机会出版,但有些事不该被遗忘。你曾经是谁,为何会在那里与我们一同战斗,如果能有机会聆听这些往事,那就是我的荣幸。”
她曾经是谁呢?三十四年的生命,两百二十年的徘徊,曾经的一切都早已随着第一共和国一同消逝,只有记忆仍像鬼魂般萦绕不去。
“那就边走边说吧。”艾莉卡走向进城的路,诗人走在她身边,夜幕已经彻底降临,路灯的光芒在她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我曾是卢西恩·勒梅尔,里昂的裁缝之子,按照我母亲的心愿,小儿子应当侍奉上主。大革命前,我是朗格多克团的随军教士,一年两百里弗尔的圣职俸,算不上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
烈日下尘土飞扬的旷野,雨中泥泞的道路,冬日里结着薄冰的溪流……曾经的他身披随军教士的黑衣,与士兵们一同行军,在临时搭建的祭坛前主持弥撒,在帐篷里倾听忏悔,为受伤和患病的人祈祷,替不识字的人写信。来不及一一为垂死者行临终圣礼时,他只能穿行在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上,高声诵读赦罪祷文。
“那些年很少有对外战争,但起义的火焰已经在法兰西四处蔓延,军队总是以国王的名义被派去‘平息叛乱’。”
鲜血流淌在荒芜的田野上,在城镇的街道上。
那段日子里向他忏悔的士兵更多,他们哭泣、咒骂、请求宽恕。他们是木匠的儿子,织工的儿子,农夫的儿子,却被命令去镇压那些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人。
我们究竟属于哪一边?朋友从他手里接过剩下的半瓶便宜红酒。
你是军官,是贵族,你属于权力。
那你呢?朋友发出一声冷笑。你是教士,是天主的仆人,那你相信这是祂钦定的秩序吗?
“几年后我被召回了巴黎,没过多久那个朋友也回来了。我们在咖啡馆里为手艺人和士兵读伏尔泰和卢梭,也读小册子和讽刺诗,那时我们经常吵架,还和别人打过几架,白丝带,暴民,还遇上过一伙近卫骑兵,幸好,维奈桑团的兄弟们当时在场。”
当他们跳上桌子高喊“为自由”和“维奈桑的兄弟站到我们这边来”,混战彻底爆发。桌椅翻倒,杯盘应声碎裂,围观者发出喝彩和呐喊,墙上国王的肖像在混乱中被扯下。直到两支部队的军官带着市警赶到,他们才跟着人群从后门溜走。
“请问一下,”诗人彬彬有礼地问道,“你干这些事的时候穿着教士服吗?”
“当然没有。”
“我就知道。请继续。”
那段时光过得很快,几乎令人目眩,变革之风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来。他和朋友依旧经常吵架,然而在三级会议上,在网球厅宣誓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一起。
然后,1789年的夏天来临了——
那一天,他站在人群的边缘,烈焰的边缘,目睹旧世界在他眼前轰然崩塌。
听。朋友在他身边说道。他确实听到了,炮声有如教堂的钟鸣。
“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见证了议会成立和王权终结,当时我们还年轻,总以为可以在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一段时间也确实如此。”
该是时候抛弃那件黑袍了。他的朋友重新倒满了两个酒杯——不是他们以往分享的便宜红酒,而是阿登产的起泡酒,作为对新生共和国的庆贺。共和国比教会更需要你,外交委员会说他们的门随时都为你敞开。
一个塔列朗难道还不够吗?
1792年秋天,他们刚刚在阿登击退了普鲁士人,迎来了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却还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同桌共饮。
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的布道。过去一千年里教会给予了受苦的人什么?只有毒药般的希望。在新政府里,你可以做得更多。
可他们需要相信,相信神与他们一同存在于苦难。强迫他们在教皇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只会撕裂这个国家。
一个人不能服侍于两个主人,勒梅尔,你不可能既选择革命,又服侍教皇。
我服侍的不是教皇和国王,我服侍于苦难。
“那么,后来呢?”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诗人终于开口询问时,她们已经踏进了红河城的霓虹迷宫。夜风挟着城市的喧嚣扑面而来,仿佛要带走故事的结局。
“后来,我的朋友把我送上了断头台。”
陈阿七已经足足半年没再倒霉了。
仿佛他的霉运和护照、钱包一起,在半年前的纽约广场不翼而飞。他的原计划不在美国久留,而是趁签证过期前回香港机场,转道缅甸过渡,再找机会回国。自从那个缺德扒手在公共厕所的小便池旁摸了他的钱包,枪击案、警局系统故障和狗屎一样的跨国汇款政策一涌而上,堵在通往他未来的康庄大道上,回国的希望矗立得好像世贸中心,回过神来,非法滞留已持续好几天。他最好的几个酒肉兄弟在大洋彼岸被盯得死死的。没人帮得上忙。没有人。
他习惯了。生活就是一场永不止歇的狂奔。自狂奔开始,到筋疲力竭结束,追在后头的可以是房东,条子,你未出世的兄弟,和那帮魔鬼见了也会调头就跑的收债人。陈阿七深谙狂奔之道:霉运无所谓你跑得或快或慢,撵上了就当被狗咬两口。如此而已。他讲半兜子美国话,移民遣返中心去不得,就兜兜转转往中国人多的地方钻,恰似一条游鱼进水,做中餐厅的王老太收留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挖成的地下室里苟且度日。
陈阿七六岁那年,家属院里瞎眼睛的龙老头说他命途多舛、谋事多磨,老陈返屋里拿两条烟给他,那老头子不推辞,也不改口,就叫这八个字牢牢焊在陈阿七前半辈子里。受老陈所托,算命的拿两只蒙着白翳的眼睛瞧他的财运——判词又是四个字:似有还无。想必早猜到他今日躲债躲到地球的另一面去;又不晓得是不是那两条烟请来的漂亮话,仅仅两片嘴皮子一碰,还讲:久旱逢霖,枯木逢春,中年后要行木火大运,老陈就宽了心。陈阿七苦熬三十余载,等的便是此时。他讲中国话的嘴皮子比讲英文时顺溜两倍不止,日头好的时候上王老太的门头下拉二胡,二胡下拉一个纸板用繁体字写:看八字生辰,看风水,看姻缘。过了两个月,繁体字下面添了英文。美国人好糊弄得很,给他们写一行八字就能进账,华人要难缠些。但陈阿七混到被福州来的小老板请走看新业装修,自是有一身张口就来的本领。
他到休斯顿那天风和日丽,正如这半年来的顺风顺水。开车的巧妙避开了所有州警巡查路段,陈阿七一直窝在后座上拿手机看黄历,天干物燥,忌安葬、忌破土、宜出行。他实际不是很信这些,又不能说不信,陈阿七是夜里赶路过庙也进去拜三拜的那种人,秉持一种反正不要钱,多少信一点的朴素理念,这作风在美利坚被他带进天主教堂里,权把圣母像当洋观音拜了。他们直直开到糖城的华人社区附近,车停在私人车库,陈阿七拿着地图上一个街区外的中国超市买黄纸和水。
那时正是烈阳高照,午时三刻。谁也想不到有人要在大街上杀人。一个高瘦影子搂着另一个,男人的嗓音和男人的嗓音,陈阿七提着黄纸、矿泉水和一瓶老干妈豆豉,过了路口又倒着走回来,心里想的是:美国人还是挺开放的。
他们在餐厅后厨门外,建筑夹缝的影子里,和陈阿七隔着一个臭气熏天的厨余垃圾桶。中国人竖直了耳朵,活像在高考考场上听英文考试。“我……我弄明白了。你和加油站的那个翠克茜是一道的。”他们中矮个的说,“我和她说过,我要再想一想——逾越礼可不是做礼拜,是不是?而且橡林镇实在是有点远。过两天有一个面试,如果这个月搞到工作,我没时间开车去那边。我……我说真的。我还很年轻,我爸是个和家里不挨边的混账,我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所以……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像耶稣一样重生’很酷!我没有想拿命去赌的!”
“别担心,别担心,天父慈爱,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为您把福音带来了。”
“什么?”
什么东西?陈阿七也想。
说实话。在那几分钟里,他压根没想过这是一个杀人现场。此前,“福音”这个词在他的生活里出现频率低得可怜,没人想到那是一把餐刀。他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能死得如此无声无息,更难想象一把细小的餐刀刺进皮肤和肌肉像切开黄油一样容易。直到那个高瘦的影子转头看他。受害者软绵绵地从他怀里滑下去,那张脸瘦得好像颧骨被直直削了一半,眼睛又细又亮。那把餐刀正往下滴血。
陈阿七拔腿就跑。
“然后你死了?”
“不不不,别这样讲。这话不吉利。 ”短棕发女孩儿胳膊里搂着她那把二胡,手里忙着衬衫上正数第二颗扣子,想必还不习惯把男人的衣服套在柔软的胸脯上,“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严格来讲,很难算是活着。她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说起来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本来是个男人。
异样的眼神一瞬间就在诸位瓦尔基里间流转完毕。卡罗尔高亢地笑了一声。叶夫根尼娅·季米扬诺娃抬起了头,她手里那条金头发的野狼呛住似的一阵咳。好医生连忙又检查她本来黏着血的后脑勺,已然痊愈得不见一丝痕迹,然后才好脾气问道:“您没看出来?”
“什么?”
“在座几位都是。”医生说,“恐怕您听说过瓦尔基里。”
陈阿七痛出一口气。
“……嗨。早说啊兄弟。我会上网。而且我们那儿就不叫这个,报纸上管这种东西叫归往者,我小时候见过。”
小学春游,解放战争博物馆。陈阿七的舌头在牙齿后动了动,新换的脑子没找到解放战争是哪个单词。算了。
现下精彩极了。她们正站在米切尔宅的门厅,草坪外停了三辆车,房子里有两具尸体,算上狗有三具。在场则是六个人。算不算得人总之稍后再议,陈阿七的故事起码有两个没有认真在听。米切尔宅早些时候鸡飞狗跳,门廊上尽是没散尽的硝烟味儿和血腥气,场面还一度很混乱,卡罗尔对着梗犬努了努嘴,小白狗呼呼地摇着尾巴,像来时一样,越过裂开的门、草坪和篱笆,从杀人现场一溜烟离开了。现在只剩一条劳拉和租狗人自己,卡罗尔始终在看手机,眼皮子没抬起来过。另一个黑头发则在听到非法移民紧张刺激的跨洲旅行时到面包车后面接了个“莉莉安娜”打来的电话,那通电话讲完,受害者正讲到长了腿的高瘦福音不远千里自送上门。
“没错,就是这个。”红头发的西班牙人恹恹地咕哝一声,“恨不得把我信那个写在脸上。我猜他看出来我是瓦尔基里。那种眼神不是看人的眼神,是当作什么天使。他们念几声天父就不要命了。哪个年代都有这种东西。我比较喜欢活着。”
维诺与季米扬诺娃医生听得专心一点,因为凶器在她们中转手过一轮,最聚精会神的那个恐怕就是过期已久的职业素养在作祟。前克格勃给自己找了张没散架的椅子挂上去,背一开始弓着,和季米扬诺娃医生讲完话直了些。陈阿七讲故事的风格也受职业素养作祟,有点像讲评书,不算难听,且对克格勃来讲也是个好故事——太多多余细节互相佐证,谎言在里面一览无余。她们正拿东斯拉夫人的加密语言聊这个:
-伊戈廖卡,她会不会是里面那具尸体复生?
-不。她大体上没说谎。比红头发的诚实点。
-……连那堆倒霉事也是真的?
-不知道。她是个表演者,这种人会习惯性夸大细节。我猜有一部分是真的,倒霉家伙。
中国人的故事在他死去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她清了清嗓子,找好医生讨一瓶水。季米扬诺娃紧紧看着她的眼睛,用生疏的中文问道:“您现在的样子,不像中国人。”
“我原来一米八呢!”陈阿七不假思索,“你们这儿怎么有毛子。没人跟我讲来美国还得学俄语啊?”
她顺利证明自己是个有张假洋鬼子脸的中国人。幸亏懂中文的那个有些涵养(或是她压根儿就没听太懂?),又幸亏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讲不到一起去,维诺给她的新老板概括前情提要,用的是北美洲最流行的语言。迪布瓦始终提着那把很大的砍刀,思忖时像要去砍谁的头,过了一会儿说:“撇去中国人不讲,上一个受害者是圣逾会的泛信徒。大胆推测,前面几个也是。”
“同意。”
邮递员干脆利落。艾米丽显然正支给他们一只耳朵,于是她们同一时间讲了同一句话。接着各自皱了皱鼻子。
迪布瓦声音平平。“他瞄准那些不准备参加逾越礼的浅信徒。只去过一次的,或只听了传教,对天父恩赐不怎么感冒的。赶在那个逾越礼前送他们去见上帝。”
“看起来是这样。”
“那好说。”法国人接着说,“米切尔在基金会的登记信息是保守派新教徒。”
静了一会儿,陈阿七猛眨眼睛。“什么意思?”她追问,“不是一个意思吗?不都信上帝吗?”
“不是一个意思。但他离橡林镇不远。也许改投教会。”季米扬诺娃说。
“还有更简单的可能,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凶手拿着灵装跑了几百英里。回程路上撑不住了,临死前再干一票,他没得挑。”
无懈可击。她们便用前克格勃的说法私人结案,因为没有人打算报警。季米扬诺娃女士的眉头从艾米丽抄起那个花瓶起就没怎么松过,她落地不久便被盘问好半天,对红河城警务很难有好感。那儿有一个很难搞的瓦尔基里,穿得像个童子军,里头指不定心肠颜色,她担心艾米丽和维诺留下的痕迹太多。出于生意人初次见面的亲切友好,卡罗尔叫劳拉帮忙检查杀人现场,热尼亚医生决定去一旁联络骑士团。埃利亚斯回以红河城旅游贴士补丁,用“:)”结尾。她回来时,艾米丽的肩背又垮了下去,趴在椅背上和基金会员工聊中国人故事的细节,她现在和邮递员间没什么火药味了。这很好。而且受害者自己听得津津有味。
“所以那个加油站的翠克茜很有可能是活着的同伙。还有可能是瓦尔基里。更大概率现在就在橡林镇。”陈阿七说,“天呢。我们下一步就是——”
“去红河城。”热尼亚说,“我把你们的推测告诉了埃利亚斯,有问题她会帮忙。伊戈廖卡,你怎么打算?”
“和你一起。”
“等等,那橡林镇——”
“谁爱去谁去吧。”邮递员倦怠地把怀表合拢,脸上只写着想要下班,“你瞧,亲爱的朋友,我现在不是自由人。来去全看迪布瓦老爷。”
而迪布瓦老爷写了一张便签。
“希帕缇娅基金会官方网址。你会上网。‘关于我们’那一页有‘新生瓦尔基里’赞助项目。剩下的自己找。”
“——可我还没有手机?!”
“想办法搞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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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唷。为什么我也在里面?和我没什么干系呀?”
卡罗尔说。她的whatsapp里多出一个群组,艾米丽往里面发了一张酒吧照片,维诺回以一整排感叹号和正在开车的肖似阿德利企鹅的侧脸。
那天晚些时候,劳拉把米切尔宅的地下室和厨房嗅了个遍,狗狗从门里挤出来的时候,面包车已经开出去好远。卡罗尔收拾了她的狗,拿塑料袋拎着,回来看见陈阿七还提着二胡站在那儿。第一次当瓦尔基里,手脚不知道往哪里去放,季米扬诺娃和艾米丽给了她一份骑士团北美负责人的联络方式。卡罗尔轻快地笑了笑。她一看就不是那种人。
养狗会不会?她问道,包吃包住,全年无休,预支一台旧手机和半个月薪水给你做工资。
马尔穆特·卡罗尔少有大发善心的时候。这回也绝不是心地善良。她在红河城有七、八个固定客户和好几条流浪狗。它们连日焦灼不安,像暴雨来临前打湿了翅膀的虫子,圣逾会在东边的动作更是大张旗鼓。卡罗尔在他们中间,紧紧挨着弗农的庄园。红河城现在不怎么舒适了,她在开车往米切尔宅的路上想到去加利福尼亚度假,陈阿七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个枕头。
看着点狗,别饿死就行。有问题找劳拉解决。如果劳蕾塔·弗农来要房租——不,她当然不会亲自来。你不用认识她。来的人可能叫萨拉,可能叫劳伦斯,也可能是卡罗特。不管是谁,只要是弗农庄园来的,你就把农场北边拴起来的那几条给他们——别那么看我。这不是拖欠。是win-win,她准用得上。
另两个行李箱,放日用品和她的古法存款。卡罗尔准备度假物资的那两天,陈阿七在红河城混了个地熟。这中国人有些不上台面的韧劲儿和油滑,她搞到一面罗盘,得闲就在客厅和卧室里转悠,时不时挪一挪盆栽和沙发的方位。卡罗尔由她去了。最后一天他们开到了“谁爱去谁去”的橡林镇,做度假前客户拜访。
——打探情报。弗农的庄园入侵事故算她一份责任,按劳雷塔的脾气得有个交代。卡罗尔一时半会儿不想弄丢这份良好关系,属于度假前的必要打点事项。
阿七占了劳拉的位置,劳拉在后座上。她在那张阿德利企鹅似的照片下打字:我们没找到叫翠克茜的瓦尔基里,老天啊,这儿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翠克茜。我觉得后背心有点凉。
群组里没有人说话。她们停在橡林镇的一个路牌下。一个留着红色羊毛卷的女孩儿从卡罗尔摇下的车窗里探头进来,笑得很甜:“你们去哪儿呀?”
她是个瓦尔基里。阿七现在能分清那种“怪怪的”感觉了——绝对是一个瓦尔基里。
橡林镇在戒严。她接着打字,我们被拦下了。
“当然是回家,宝贝。”卡罗尔笑得和她一样甜,“我经营附近养狗的农场。你认识墓园里那条劳拉,对吗?它的主人死在上一次圣逾礼。这是我的雇员。我们做客户拜访,磨坊街三十二号的洛佩兹,听说他参加明天的圣逾礼,我们是良心商家,总得确认顾客意外死亡后的付款问题。而且,祝他好运?”
哇,卡罗尔在和一个红头发说话。她们好像美国高中的刻薄女孩儿。陈阿七在群组里说。有没有人知道卡罗尔做了多少年瓦尔基里?
还是没有人回答。
“那有点难办了。”羊毛卷很可爱地皱了皱鼻子,“希尔维娅说一个都不能放过。可是我还蛮喜欢你们两个。”
“我不是武斗派,亲爱的。我和这个镇子打交道很多年了。”卡罗尔平稳地说。劳拉从后座上拱出来,用湿漉漉的鼻子顶了顶阿七的脖子,“以前没有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
“噢。”女孩儿甜蜜地眨了眨眼睛,“是的,我也没有见过你——我叫翠克茜。”
致传奇创业家卡罗尔女士
“商业纠纷调解”:我到地方了。信箱里有上周六我亲自塞进去的晨报。你的狗——这确实是你的狗?一条博美?讲真的?
“AAA工作犬批发”:米切尔是个只肯租小型犬的吝啬鬼,否则他就不会死了。
“商业纠纷调解”:……狗的尸体在厨房。顺手处理了,不用谢。米切尔本来在准备晚餐。烤箱里有小茴香烤羊排,还挺香,热乎的。不过你的客户凉透了。他流了很多血。凶手从面前捅他,他们应该打了一架。补了好几刀,切口很薄。什么武器……算了,管他的。我又不是警察。餐客厅里没有现金,一会儿就去找保险箱。
“AAA工作犬批发”:不用管米切尔。拿到钱就行。
“商业纠纷调解”:你怎么知道米切尔也死了?
“AAA工作犬批发”:商业机密。
答案很简单。她看到了。
备注了“商业纠纷调解”的头像停止了闪动。正在开车的女人决定在接下来几分钟里当一个遵守道路安全管理法的老实人。车里静了好一阵子,卡罗尔拧开电台,女主播花枝招颤的笑声夹在干巴巴的电流里时断时续,劳拉正坐在副驾驶上,把她那张愚蠢的长脸拼命往车窗外塞,车载香氛让她想要打喷嚏。可窗外也不好过,六十迈的气流骚扰着鼻孔,叫她不得不咧开嘴,咧到耳根。劳拉看到另一条狗。车前窗、后座、湿漉漉的鼻子、路边遛着狗的老女人和她的狗拥挤地塞进一尺画幅里,她在那四分之一秒里准确地注意到了狗,注意到那条小东西穿着波点裙子。蓝色的波点裙子。灰土黄色的树。树。树。全是树。
卡罗尔一脚踩住刹车。惯性把她的脑袋往方向盘上摁,劳拉哀哀地呜咽一声,从副驾驶上滚了下去。
一条猎狐梗就能提前嗅到陌生人正在靠近房子;一条獒犬足够撂倒袭击者——至少周旋到警车姗姗来迟。而米切尔租走的小东西只会分辨一大堆未拆封包裹里更值钱和更危险的那一个,毫无疑问,艾希礼·米切尔死于他的斤斤计较。在劳拉眼中,米切尔是斑点家居服挽起来的裤脚和一双廉价拖鞋,闻起来有草坪和塑料的味道。他们有长期合同,规定租借方负责狗的餐食,一日两次,那天的晚餐实际上是两天来的第一顿,米切尔把羊排边角料分给劳拉,狗在他脚边打转,发出又细又小的哼叫。她短短的鼻腔里同时塞满陌生人的不怀好意和生羊肉的腥臊味儿,接着,米切尔的斑点图案毫无规律地晃动了几次,塑料拖鞋慌张来去,男人又惊又怒、大声吼叫,凶手紧接着登场:一双沾点泥的经典雨靴。
劳拉的哼哼声变成持续的尖叫。这些疯狂的吠声在米切尔倒地后不久戛然而止,一场黑暗击穿了百公里外、晚餐餐桌旁的卡罗尔。
多新鲜啊。一次甜蜜的、久违的、绵延而来的死亡。
1922年,卡罗尔在温莎线走私威士忌。时逾五十年,她在南下的铁路上第二次见到劳蕾塔·弗农,且有幸到她的酒窖一览。他们上一次见面时,卡罗尔是个男人。他对那女孩儿记忆深刻,她如此甜美可爱,像头吃不饱的母狮子,牙口和胃口一样很好。弗农对她的经历也兴致盎然,微笑时露出四颗牙齿,问道:“你是怎么死的?”
“这儿。”卡罗尔指她的眼睛,“一柄钢叉从这里插进了脑子。当时我在日本。”
“这么说,你是被日本人弄死的?”
“差不多吧。”卡罗尔怏怏地说。
确有其事。1907年,她在哈德逊湾登上过一艘远洋捕捞船。那时候卡罗尔身边还没有狗,船上不养胃袋。实际上,在她把首席猎手的脸塞进水桶之前,那条船也不养女人。首席猎手是个姓岸崎的日本人,对航行一窍不通,却在船上兼任大副,工资高得出奇。而且他是个自由人,赚来的不用交给中介公司。他们七月出港,带货穿过运河,到西海岸的港口停泊一段时间,然后到白令海猎海豹以弥补亏空。来年春才进日本海,和捕鲸船队汇合。岸崎那笔不菲的工资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他同时担任翻译、外交和财务,他亲自教美洲佬们把猎海豹用的小游艇收起来,船头上挂巨大的渔枪,猎手两、三个一组,得手后就挂渔网拖上来。卡罗尔自己还管一组标枪。船队里有一艘快帆船,往返在下关港口和船队之间,得钱先分给船长和大副,其次是猎手兼水手们,船工视渔获再议。一天夜晚,捕鲸队的日本人发出信号,伴随着古怪的呼喊,船工找到船长和卡罗尔,卡罗尔找来岸崎。
“他们说,发现了一群海猪。”
“海猪?”
“就是海豚。有很大一群,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岸崎解释道,“他们叫我们动起来,把它们赶进浅水区。搁浅的海豚,像沙丁鱼一样好抓。”
卡罗尔轻盈地吹起了口哨。“给我来条活的。”这女人说。
岸崎没在相信她说什么。“活的很难抓。而且,养不活。”
“我一个人去。”
“你不行。”
“别他妈管我。你很喜欢水桶吗?”女人又说。
她得到了一艘小艇,他们从船舷上把她放下去。三桅船黑黢黢的影子们在卡罗尔的小艇背后合拢,其中一艘传来刺耳的金属声。每响一下,水里的影子就换一个方向。卡罗尔的小艇放着灯,随着浪从它们正上方漂过去。她就这么滑进日本人的瞭望镜里,异乡人远远地朝她吼叫,岸崎打了灯:别管她。
日本人说搁浅的海豚像沙丁鱼一样好抓,卡罗尔想要活的,要赶在海豚群搁浅之前让其中一头折返到深水里去。她计划带它回西海岸,暴殄天物的蠢东西不明白一个聪明脑袋胜过鲸油和鱼肉干。她的捕猎也不是他们的捕猎。
她的意识缓缓滑进深水中,抓住那群“海猪”里浅得发白的一头。漆黑的海面往高处悬去,渐渐和夜空不分彼此。她滑得愈深、日本人敲击响板的噪音反倒愈响。她抓住鱼群,鱼群的恐慌也正攫取她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变成了水里的深旋,水压骤升骤降,海风和浪呼呼地响着,卡罗尔趴在艇边,一边干呕,一边忍受忽然涌进鼓膜的大量声响。随后一段时间,她挂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睡着或者死了……直到一篷血在水里散开。砰!水压哗然四落,卡罗尔被浪掀出去。
海豚们已经浮得足够浅,捕鲸队动手了。那头险些被捕获的海猪压根没有乖乖返回深海去,它被捕鲸船上传来的巨响搞得惊慌失措,左支右拙,时不时把背鳍顶出海面。这里没有什么聪明脑袋。它们就是一群愚蠢的在罐头里挣扎的活沙丁鱼,日本人彼此呼喊打气,岸崎也在其中,指挥着船工把渔枪架上船头。一阵阵破空声,流水和海风变得锐利,像十数条狗在雪原上发足狂奔时那样。卡罗尔被浪推回一艘三桅船的脚下,响板砰、砰、砰、砰,日本人的声音变得很大,他们用当地方言呼喝回应,喊着号子。另一群沙丁鱼。
暴雨持续了半小时。搁浅的、死去的白沙丁鱼挂在水面。一柄钢叉穿透腹部,另一柄深深地插进了眼窝。这是一次形状尖锐的剧痛的死亡,它迅捷地传播,从卡罗尔的眼眶刺进她的大脑,像光一样快。这是米切尔租走的劳拉被谋杀的一百年前,自此以后,卡罗尔变得谨慎小心,中间没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这也是她对劳蕾塔·弗农撒下的第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以后兴许还会有更多——一次死亡体验。但不是她想知道的那一次。
1898年,从斯卡圭翻过山口,沿育空河漂流八百公里可以到道森市。那是个刚开始积雪和结冰的季节。克朗代克枯竭的谣言从夏季就开始长腿儿,人正在一批一批地消失,赶在入冬前逃离结冰的城市。狗场在港口北面,这儿有一个供给北行人休息的营地。营地里的小木屋里烧着碳,窗户上盛满暖和的光。一个男人的影子投在上面,嗬、嗬喘气,掐着一条瘦骨嶙峋的狗。
他就快死了。狗的牙齿深深嵌进脖子里,血把它的吻部染成深红色。男人掐着那条畜生的皮毛,大半个身体压在上面,狗起初还呜咽几声,接着就安静了。它死也不肯松口,咧着牙,狗的涎水和血水把地板搞得湿漉漉的,男人的喉咙颤动着,漏着风似的响动,还剩下的一只手试图从那条枯瘦的皮毛里拔出锥子,他手心打滑,动作越来越缓。越来越缓。
这一次,死亡是绵长的黑暗。先是冷,再是热。后来就是一条绵亘不尽的直线。复活则是一个倒转的过程。有点像从长梦里醒转,仍然在道森港北面的狗场中,仍然在那座小木屋,一小片意识睁开浑浊的眼睛。眼前是朦胧的黄绿色。灰蒙蒙的碳堆和黄色的火星子。他认出因死亡而变得神情扭曲的那具尸体——他们几乎面对面地倒在血泊里,血还没有凝固。他抖了抖嗓子,抖出一些野兽般的呜咽,一把锥子卡在胸脯和脖颈之间。痛得要死。痛。又痛又饿,只有血润过的嗓子不算太渴。
在这时,门忽然响了。
“马尔穆特,是我。”
外面有人喊道。
狗趴在那儿,动弹不得。得不到回应,一个影子从窗前无声地滑过,向狗场那边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折返回来,滑过窗户的影子变得更轻盈。这次没有敲门。
一张带着伤疤的脸从寒冷的门外出现。一个瘦削的小老头,穿着鹿皮靴和皮毛做的大衣,他有点斜视,眼珠子歪在上眼皮角。
“唉,劳拉,劳拉。可怜的宝贝姑娘。”他唉声叹气,“我把你从买下来时可没想到今天。你说,马尔穆特真是个混账,是不是?”
他连连叹气,满脸笑容,跨过地上的那滩血,从容拿走门边的胡桃木柜上只剩半瓶的杜松子酒,灌了一大口。一阵恶寒从后脖颈里冒出去。他长长吐出一口气,这才蹲下来,蹲在男人和狗的尸体前。狗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哨音。
“唉,劳拉,好姑娘,你还活着呢。”他伸手把狗的眼睛捂上,“但活不了多久啦。”
马尔穆特·卡罗尔冷笑着啐了一口。实际上,那条狗只是又柔弱地呜咽了一声,埃斯科特误以为那又是一声临死前的哀叫,伸出手去,拍了拍失血过多的狗的脸颊。马尔穆特就待在那儿。一动不动,用狗的眼睛盯着他的合伙人。
“你看,马尔穆特。我早说,连狗也不待见你。”
那只枯瘦的手从狗的脸上挪到尸体脸上,照常拍了拍。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冷硬的手感。
大多数时候,马尔穆特是个精明人。他的合伙人,忠实的埃斯科特,偶尔也算个精明人。精明人和精明人不总是相处愉快。早在上一个冬天结束之前,马尔穆特就从租赁记录里嗅到道森市的人越来越少,他在夏天缩减了狗的数量,筹备着在冬季前离开北极圈,到南方谋事。这一切都没有告诉埃斯科特。消息在北美大陆上流转总得花点时间,那个时节正是变卖财产试图到北方牟利的南方人最多的时候,和埃斯科特对驳的狗贩子有一大批又靓又便宜的好狗儿,吃下它们可以在下一个夏季做一笔好生意,但总得有人事后付账。
他们认识几年了。马尔穆特想叫合作伙伴来付这笔钱,好消息是,后者也正这么想。他在马尔穆特的衣服上蹭了蹭沾上血的靴子,跨过尸体,他知道马尔穆特的现金和土地证明放在哪几个地方。剩下几处得好生找找。这又是和精明人打交道的一个坏处。
在他的背后,那条被他称作劳拉的、垂死的狗,正用插着锥子的前腿慢慢立起,拧着脖子看向他。
……等到劳拉真正咽下最后一口气,马尔穆特·卡罗尔才找到她当下的身体,细长的、惨白的胳膊和腿,赤身裸体,从狗场不远处的一个雪洞中爬出来。奇迹般的是,她已经不太觉得冷了。死亡和疼痛正慢慢消退,她清醒得不得了。女孩儿拖着这具崭新的、赤裸的身体最先找到柴房,拖出一柄斧子。
她回到木屋里,剁下奄奄一息的埃斯科特的脑袋。一切都变得很轻松,举起、落下、举起、落下,一条不知疲惫的好用的新胳膊。一张好看的脸。她把脚塞进不合适的鹿皮靴里,把埃斯科特和劳拉喂给狗群,而自己扔回爬出来的那个雪洞里,最后,如同最早的计划那样,赶在冬天之前离开了道森市。
卡罗尔从1898年的方向盘上抬起脸。劳拉呜呜地叫了两声,自己爬回副驾驶的皮椅上,歪过头,拿黄眼睛看她。等到卡罗尔消化完这场偏头痛,遛狗的老女人和穿着绿色波点裙子的狗早已经不见了。大街上空无一人。电台卡在那里,只有“商业纠纷调解”的未读消息正在闪烁。
“商业纠纷调解”: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先听哪个?
卡罗尔盘算着她下次和邮递员见面是什么时候。几个不入流的坏主意从遭殃了太多次的脑子里流过。
她回复消息。
“AAA工作犬批发”:坏的。
“商业纠纷调解”:凶手没有离开。我搜到地下室那会儿撞上他从里面出来,真是骇人得很!我只好干掉他捡回了凶器。不知道哪儿来的灵装,是把餐刀。
“AAA工作犬批发”:更坏的那个呢?
“商业纠纷调解”:掰开了卧室保险箱,里面没东西。
“商业纠纷调解”:你的欠款拿不回来啦。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