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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透，刘诚就醒了。他躺在床上，听着院里陆续响起的动静，东屋孙木匠的咳嗽，西边张家媳妇倒水的声响，还有院中那棵老槐树上麻雀的叽喳。他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才摸索着起身。被褥已经发凉，盖了十年，棉花已经结成了块。
他穿好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动作很慢。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外面天色灰蒙蒙的。他用木盆里昨晚存下的水抹了把脸，水很凉，刺得人精神一紧。然后他走到墙角那个小土灶前，点燃几根柴火，把昨晚剩下的一点粥坐上去煨着。
粥还没热透，柴火就烧完了，他也没继续加柴。着一点咸菜疙瘩，直接吃完。碗筷洗净，放回原处。做完这些，拿起放在炕头那张小方桌上的腰牌，挂好，带上门，走了出去。
京城的大街醒的很早，挑担的、推车的、赶驴的，人声混杂。刘诚贴着墙根走，不和任何人搭话。他从一条小巷拐进另一条，脚步和他的人一样，没什么声响。
他工作的衙署在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进门，穿过前堂，进入一间大屋，里面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案，这里是他们这些书吏抄录公文的地方。屋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和他一样，低着头，没人交谈。空气里有陈年纸张和墨锭的味道。
刘诚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他的桌子靠窗，但窗纸太厚，透进的光线昏沉，起不到什么采光的效果。他先从墙角水瓮里舀了点水，慢慢研墨。墨圈均匀，不急不躁，这是他做了二十年的事。磨好了墨，他取过一叠裁好的桑皮纸，抚平。然后，他从一个上了锁的木匣里，拿出今天需要抄写的底稿。
第一份是皇帝昨日起居注，“卯时御门听政”、“召见阁臣议事”、“午时于文华殿讲读”。许多套话，不用进脑。刘诚提起笔，蘸饱了墨，开始抄写。他的字是标准的台阁体，横平竖直，每个字都差不多大小，排列整齐，像一队队沉默的士兵。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接着是几份官员的谢恩折子，还有一份关于漕运粮食的例行汇报。他都一板一眼地抄着，手腕稳定，呼吸平缓。抄好的纸张被轻轻移到桌子一角晾干。他的世界，此刻就只剩下这笔尖下的方寸之地。
下午，他拿到了新的奏折。最上面一份，是南方某个巡抚呈上来的。他先快速浏览一遍，这是规矩，免得抄错关键。奏折里写着，该地连日大雨，江河暴涨，冲毁了堤坝，淹没了田舍。
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地名，都是陌生的。直到，“东木镇”三个字，跳进了他的眼里。
他的笔顿住了。
笔尖上那滴积聚了一会儿的墨，没能控制住，“啪”地一声，落在了那个“木”字上。墨迹迅速晕开，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
刘诚僵在那里。屋子里其他的沙沙声好像瞬间消失了，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腔子里一下、一下，沉重地撞击着。污损奏章，是过失。虽然不大，但记录在案，足以影响他本就微薄到可怜的俸禄，或许还会引来管事吏目的一顿斥责。
他放下笔，手指有些发颤。他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然后，他伸出手指，极其小心地碰了碰那处墨污。纸面湿漉漉的，墨还没完全干透。
他没有立刻处理。他就那么看着那个被墨迹覆盖、几乎认不出的“木”字。
东木镇。
他离家那年，也是下着雨。母亲送他到镇口的石桥头，往他怀里塞了两个还热乎的菜团子。她身上的蓝布褂子被打湿了，颜色深得发黑。她反复叮嘱：“在京城里一定要注意啊。”眼神是那么不舍。
镇子边上有一条河，夏天水大的时候，他们一群孩子会去河里摸鱼，摸上来的鱼是极好的食材。母亲会用那种两指宽的小白鱼，配上豆腐和院子里种的葱，熬出奶白色的汤。汤很鲜，有一点腥气，但喝下去，喉咙和肚子都是暖的。
他后来再没喝过那样的鱼汤。京城的鱼，要么是运河来的大鲤鱼，肉质粗些，要么是冰窖里存着的冻鱼，滋味不一样。他偶尔也会买点小鱼煮汤，但总不是那个味道。
二十年了。他从未回去过。路费不菲，假期也短。开始时还托同乡带过几次口信、捎过一点铜钱，后来那同乡没了音讯，联系也就断了。他就像一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沉在这京城的底部，再没泛起过涟漪。他每日抄写着万里边关的战报、千里之外的水旱灾害，那些地名对他而言，只是笔画和字符，引不起任何波澜。他甚至没想过要去看一眼近在咫尺的皇宫红墙，那与他无关。
只有这个“东木镇”，不一样。
天色暗了下来。同屋的书吏们陆续收拾东西，起身离开。有人招呼了他一声：“刘诚，还不走？”
他抬起头，含糊地应道：“嗯，就走，还有点尾。”
书吏们也没等，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他点亮了自己桌角的那盏小油灯。豆大的火苗摇曳着，把他的影子拉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现在，他必须处理那个墨污了。他从一个旧布袋里拿出小刀，刀刃薄而锋利。他俯下身，凑近灯光，对着那个墨点，用刀尖极其小心、极其轻微地刮了起来。动作必须轻，重了就会刮破纸张，那罪过就更大了。他屏着呼吸，全神贯注。
刮下的细微纸屑，在灯光下像金色的粉尘。他刮得很慢，一点一点，磨了二十年墨的手指，此刻稳定得不可思议。汗水从他的额角微微渗出，他倒也没去管。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墨点终于被刮掉了，纸张变薄了些，但总算没有破。他松了口气，直起有些酸痛的腰背。接着，他重新研墨，这次磨得极淡。他用笔尖蘸了一点点，对着原来那个“木”字的位置，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依照周围字的笔画粗细，一点点地描补上去。
当他终于把那个修补好的“木”字，天衣无缝地嵌回原处时，窗外传来了梆子声，已经是二更天了。他早已错过了下衙的时辰，偌大的衙署里空无一人。
他放下笔，一股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疲惫猛地涌上来。他吹熄了油灯，屋子里，只剩下墨香，和窗外清冷的月光隐隐探头。
第二天，他把抄好的公文交了上去。管事的吏目接过去，随手翻了翻，点了点头，便放到了一边。没有人注意到，在那份关于南方水灾的奏折抄本上，有一个字，曾在昨夜死里逃生。
刘诚回到自己的座位，像往常一样，打水，研墨，铺纸。新的奏折又送来了。他提起笔，继续抄写。沙沙声重新响起，平稳而均匀。
Vol.248「银杏」《树》
作者：白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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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有一天我也会变成树吗？”
路严猛然惊醒，将面罩上已经在滴滴响的滤口取下，从挎包中取出了新的滤芯装到滤嘴上，旋转卡扣。
“咔”的一声后，面罩上闪烁的红光变成了稳定的绿色。
做完这一切，他深吸一口气，有些无力的靠在身后的大树上，抬头看向零星点点从茂密树冠中逃逸的阳光。
风穿过这片茂密的树林，哗哗的声响不绝于耳。
路严从怀里掏出了个本子，拿出卡在上面的碳笔，翻过前面大半本的研究，数据，吟语，一直翻到后面的白纸，看着眼前的大树开始画了起来。
十年前，没有什么陨石坠地，也没什么奇怪的实验泄露，一切都悄无声息。
人们发现了自己能变成树。
并不是因为身体受挫，并不是因为老去，没有任何原因。
用那些天价仪器的检测也没有任何异常，那些从人变成的树，就是树，没有任何的不同。
看到新闻的那天夜里，妹妹蜷缩着她那瘦削的身体躺在我的怀里轻声问：“哥哥，有一天我也会变成树吗？”
我紧紧而又小心的抱着她说：“不会的。”
妹妹用那世界上最漂亮宝石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而后闭上了眼睛沉默着没有再说一句话。
那时候的我好像什么也不懂，就像是现在的我，依旧什么也不懂。
如果人是主体，用着视觉感官审视除却自己以外的一切——被称之为“客体”的世界，那么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是我的“臆想”。
我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会不会是我的“臆想”。
第二天，妹妹不见了，只有一棵在房间中央病恹恹的小银杏树，在这片霓虹闪烁的水泥丛林23层房屋中的一棵银杏树......
连房顶高都不到，根须长在地板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凿开混凝土，不知道怎么跟楼下邻居吵的架，不知道是怎么开的车，不知道是怎么把这银杏树栽下去的。
妹妹失踪了，她那瘦弱的身体就算是离家出走也跑不远，但是我没有去找警察，没有去贴寻人启事。
我在这棵小银杏树旁边住下了。
我在想，那天妹妹问我的那句话，是在害怕自己变成树吗？
还是在期待着能变成树？
害怕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他？
害怕着这个世界？
对他不能理解她的失望？
......
他想不明白。
有研究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了一种仪器，这种过滤器只要带上就能不变成树。
城里面很快成立了很多家搬运公司，主营业务都是帮助城市居民搬运大树。
路严被从那片树林中赶了出来，戴着高帽的人说这里会被改造成“安宁林”，里面的一切树都会被转移出去，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花一些钱将树留下来，北坡光照好，西坡靠水，都是好位置。
路严只好回家把房子卖了，再回到这个已经被称之为“安宁林”，里面已经一棵银杏树都没有了。
那个戴着高帽子的人早已经去到下个城市视察那里的试点“安宁林”了。
接待他的是一个神情麻木的中年人，工作服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银杏树？”
“银杏树跟银杏树在一起，松树跟松树在一起，柳树跟柳树在一起，你去找吧，也许还在路上。”
银杏跟银杏树确实在一起。
路严站在山头，银杏树从山的北边一直延伸到最南边，金黄一片，高低错落不同，但好像长得都差不多。
都是树。
漫无目的地找了一整天。
路严只好回去，继续他的工作，吃饭，睡觉，第二天继续工作。
新的宗教成立，新的法律颁布，新的孩子出生......
还活着的人们适应着世界的变化。
渐渐的，人能变成树这件事，就像习以为常的一样。
太阳渐渐下沉，路严仔细盯着自己那蹩脚的素描看了看，跟眼前的树没有半点相同，低矮而瘦削。
他还是有空都会来这片银杏林转转，他依旧没有再找到他的那颗树。
银杏林变得更大了，当初创建安宁林的人已经坐了监狱，那些创建搬运树木的公司倒是变成了个稳定的产业。
心理学，哲学，法学......诞生了不少跟树相关的研究，但都研究了些什么东西看起来也都似是而非。
路严在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树，就像是同样无法想明白妹妹是怎么变成树的，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
路严拍了拍粘在裤腿上的碎屑站了起来，风穿过这片茂密的树林，哗哗的声响不绝于耳。
无数的叶片被风吹落，像是翻飞的金色蝴蝶。
于202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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